思想学说本身是柔性的、待选择的，如果其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并得到统治阶层、精英阶层的认可和采纳，柔性的思想便可能具备一种刚性，成为一股构建国家政治、文化的强力。假以时日，如果这股强力能够成为一种制度，那么在思想的刚性之上就又多了一份韧性，这就意味着具备了更为稳定、更易于适应和延续的特征。
中国传统文化长期发展的思想基础，可以叫做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文化的基本精神是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精微的内在动力，即是指导民族文化不断前进的基本思想。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就是中华民族在精神形态上的基本特点。因此，（1）钢健有为；（2）和与中；（3）崇德利用；（4）天人协调。“这些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之所在。”（张岱年：《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文化研究集刊》第1辑，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1、尚争 --历史记载的野性传统
历史上早有记载：中华民族素有“尚争”的禀赋——从“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涿鹿之野，血流漂杵”到孔夫子因为反对弟子冉求支持变法而号召弟子们“鸣鼓而攻之”的历史记忆，从强者“天无二日，民无二主”、“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霸道到民间“一山不容二虎”、“人活一口气”的争强好胜心态，一直到“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浪漫论断，都充分证明了“尚争”的传统源远流长、深入人心。从某种程度上说，那从来没有停止过的种种斗争是中华民族（也是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历史分外惊心动魄、也因此而千回百转的基本动力。
中国历代的社会动荡、王朝更迭、农民暴动、集体械斗，也显得格外频繁、格外残酷。中国的古典名著中，从杜甫的“三吏”“三别”到《三国演义》《水浒传》，都是历史上社会矛盾错综复杂、集团斗争激烈残酷的真切写照。由此，其复杂性、矛盾性可见一斑：既热爱生活，又充满苦难；既向往和平，又频繁斗争。尽管儒家文化一直推行“温柔敦厚”的“礼教”，道家文化崇尚“无为”，佛教文化信仰“普度众生”，可自古以来的各种矛盾、斗争仍然绵绵不绝。有历史学家统计，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的频率之高，举世罕见。这一发现与关于中国人热爱和平、最能忍耐的说法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比。孙犁先生也曾经指出：“读中国历史，有时是令人心情沉重，很不愉快的。倒不如读圣贤的经书，虽都是一些空洞的话，有时却是开人心胸、引导向上的。
2、论语记载的文教传统
《论语》里 孔子弟子子贡讲了一段话。他说：
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子贡所说的「文武之道」，就是那时的中国文化传统。子贡说：这个传统，还没有掉到地上，还在我们人的身上。或说在我们人的心里。孔子已在春秋末年，这是一个大乱之世，黑暗万状，文化传统等于要中断了。但子贡说：文化传统还没有掉地下，还在人的身上。人不外分两种：一是贤者，是高一等的人。一是不贤者，是低一等的人。整个世界，任何时代，都可由此一分别。
今天的我们，总说是不贤者吧，可是我们总还是中国人。不很像样，不合理想的中国人。贤者识大，这「识」字不是知识，仅是「记忆」。文化大道很高深，很复杂。我们不一定都能知、能了解，然而总还在我们的记忆中。贤者记忆到一些大的，不贤者记忆到一些小的。譬如饮食，鲜能知味，但总是饮焉食焉。人人总是活在此传统中，不论懂不懂，可是在他心里总还有一番记忆。孔子往哪里去学到文武之道、中国文化大统所在呢？子贡说：孔子就在一般人的身上学，因中国文化正还在大家身上。所以说「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今天我们来讲中国文化，也就是来讲孔子之道。孔子就是当时中国文化一个「集大成」的人。我们今天说孔子是「至圣先师」。但孔子之师又是谁呢？孔子的那许多道，究从何处学来？诸位或许说孔子应是在书本上研究，这也不错。但文化存在书本上仅成为一种「死知识」，而文化则是活的。孔子在当时许多人身上所见，乃始是一个「活传统」，一个真真实实亲亲切切的真传统。我们每一人，固不能就代表中国文化，但亦究是代表了中国文化。只不能代表中国文化之全，与其深与大。然而我们就是生在中国文化传统之里面，而成为一中国人，那么中国文化岂不就在我们身上。诸位不能谦虚，不用客气。说自己是个不贤者，但不贤者也得识其小者。文化是个大东西，大东西里面还有许多小东西。一个社会中，贤的总是少。不贤的总是多，然而每一个不贤的人，也能在他心中记忆到文化上一些小枝小节。只把这些集合起来，也就见出一个文化的大体貌。孔子就为懂得这道理，所以才能在当时文化破坏黑暗的时代，而集文化之「大成」，把文化传统发扬光大。
今天我所讲中国文化传统在中国人身上这一意义，是根据子贡这番话来讲的。倘使今天我们中国人里面还出一个孔子来发扬中国文化，试问他先向哪里去学，难道他要到美国去学吗？难道他仅在图书馆故纸堆中去学吗？我想他一定会在我们这个活的社会里学，在我们每人的身上来认识到他所要了解的中国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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