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经义
《红楼梦》之所以能深入人心，能让不同领域的文人、学者们找到一个可供参考的文化依据，不是因为它有一种外在的灌输，而是因为它有一份关乎文化基因的内在唤醒。我们感悟它，是因为它能让我们在那一刻怦然心动、醍醐灌顶。我们分析它，是因为它能让我们在繁盛而迷茫的物质文明中找到一组组属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基因序列。
儒家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流。这一点早已成为共识。从曹雪芹的思想意识层面上来说，无论他是想反封建还是批礼教，也不管他是尊道家还是崇墨家，儒家文化如同一把刻刀，不经意间将一个个基因元素绕开曹雪芹的主观意识，雕刻在了《红楼梦》的文字背后。
儒家，作为一个学术流派，有着严密而自成体系的思想构架。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历经了“克己复礼”的先秦原始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汉代儒学、“理一分殊”的宋明理学以及“用西学解释中学”的近现代儒学几个阶段。可以说，儒家的思想与理念早已渗透到当今社会的方方面面。
儒家的思想，在我们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绝对不是一种需要顶礼膜拜的学术，而是一种恒温的日常行为所需的思想。经过岁月的碾压，它早已成了一整套安排人间秩序的规则。
《红楼梦》只是一部小说。作者当然不可能在书中系统地讲解儒家思想。那么儒家文化的基因又是如何在书中故事里显现的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了解儒家文化历经千年的嬗变后沉淀下来了怎样的文化基因。
儒家的文化基因，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仁爱。
至于什么是“仁”，学术界众说纷纭。孔子对什么是“仁”也会根据不同人的提问做出不同的解释。例如，司马牛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仁者，其言也讷。”言外之意，真正的仁者，不是一个夸夸其谈的人。子张也问过同样的问题，孔子却回答：“行五行于天下者，皆为仁。”这里的“五行”就是儒家的恭、宽、信、敏、惠。后来樊迟又问什么是仁，孔子回答：“仁者，爱人。”言即：关爱别人，就是仁。其实，无论是“其言也讷”，还是“恭、宽、信、敏、惠”，都是以“爱”作为基础的。于是，“爱”就成为儒家理论的核心和精髓。
儒家的“仁爱”，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就是“亲亲之爱”。第一个“亲”是动词，第二个“亲”是名词。“亲亲之爱”化为日常行为，就是要爱我们的父母，爱我们的兄弟姐妹，爱我们的子女。因为儒家讲伦理秩序，所以儒家的“仁爱”是有层次和先后的——先爱谁后爱谁是不能乱来的。以家庭为例，谁的辈分最高，就排在被爱的第一位，而且被爱的“分量”也最多；然后以此类推。
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人需要去爱吗？儒家的回答是肯定的。怎么爱？先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随后是“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然后再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仍然要分层次和顺序。所以我们不难发现，儒家的仁爱是有延展性和层递性的。
《红楼梦》中的爱就显现了这样的“文化基因”。例如《红楼梦》第二十八回，描写元妃赐下的端午节礼物：
“（贾宝玉）将昨日所赐之物取了出来，只见上等宫扇两柄，红麝香珠二串，凤尾罗二端，芙蓉簟一领。宝玉见了，喜不自胜，问'别人的也都是这个？’袭人道：'老太太的多着一个香如意，一个玛瑙枕。太太、老爷、姨太太的只多着一个如意。你的同宝姑娘的一样。林姑娘同二姑娘、三姑娘、四姑娘只单有扇子同数珠儿，别人都没了。大奶奶、二奶奶他两个是每人两匹纱，两匹罗，两个香袋，两个锭子药。’”
从这些礼物的赏赐上，就能看出儒家“爱”的层次和等级。老太太在贾府辈分最高，所以元春对贾母的爱就最多，给予的礼物也比谁都重。然后是父母这一辈的，分量递减。其次是兄弟姐妹。在兄弟姐妹这个层面，因为只有贾宝玉和元妃是一母同胞，血缘最亲，所以贾宝玉获得的礼物较之迎春、探春、惜春等又有所增加。当然，这里面有一个例外：薛宝钗的分量和贾宝玉相同。这是因为，在元妃心中，薛宝钗是贾宝玉未来的媳妇。
就在同一回，因为林黛玉恼贾宝玉“见了姐姐就忘了妹妹”，贾宝玉情急之下说出了这样一段掏心窝的话：
“我心里的事也难对你说，日后自然明白。除了老太太、老爷、太太这三个人,第四个就是妹妹了。要有第五个人，我也说个誓。”
当初，我每每阅读至此都很纳闷儿：为什么一个心爱之极的人，一个寄托着自己无限情意的人，在贾宝玉心中却放在了第四位呢？但了解了儒家文化基因在《红楼梦》中的显现，这样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仁爱”表现的第二个层面就是“忠恕之道”。《论语·里仁》里面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子曰：“参乎！吾道以一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这个故事的大意是，有一天，孔子对他的学生曾参说：“你知道吗？我做人、做事有一个一以贯之的理念。”曾参心领神会地说：“我知道！”后来孔子出去了，其他的师兄弟就问曾参：“老师说的是什么意思？”曾参说：“老师做人做事的理念就两个字——忠恕。”
什么是“忠恕”？用儒家的原话来解释，所谓“忠”，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谓“恕”，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宋代理学家朱熹对“忠恕”作过精辟的解释，说：“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换句话说，尽自己的心就是忠，用自己的心推及他人就是恕。所以才有了“中心为忠，如心为恕”的概念。
对于“忠恕”，我们用可行性的方式来描述：忠诚于自己的心灵，善待你能善待的一切。这就是最最简单的忠恕。
拍拍胸脯，问问内心：我们做人的标准是什么？评判是非的尺码是什么？良知又藏在何方？对于人际交往，我们将心比心了吗？换位思考了吗？回答好这些问题，你就做到了“忠恕”。这些标准高吗？似乎举手可行，但是真正将“忠恕”一以贯之的人又有多少呢？
“忠恕之道”这一儒家思想在《红楼梦》中是如何显现的呢？其实，贾宝玉身上承袭着很多儒家的文化基因，例如先前所讲的“亲亲之爱”，而其“忠恕之道”尤为突出。在贾府中，贾宝玉最善待仆人，少有贵族公子式的傲慢与苛责，以致很多婆子背后闲话他说：“连一点刚性儿都没有。”《红楼梦》第十九回，他房中的丫鬟们随意玩笑，赶围棋，掷骰摸牌玩乐，嗑来一地的瓜子皮，连李嬷嬷都看不过去了。这些下人们为何如此大胆？因为丫头们都知道宝玉不讲究这些，所以如此。“不讲究”不是因为贾宝玉不爱干净、整洁，是因为他认为：人与人之间没有高下之分，皆是父母所生所养，所以善待她们就是忠于了自己的内心。
对待自己的兄弟侄儿，贾宝玉仍然如此。贾府的规矩是，凡做兄弟的，都怕哥哥。因为在封建宗法制度下，有“长兄如父”的观念，而兄长要做兄弟们的表率。《红楼梦》第二十回，贾环在薛宝钗房里和莺儿等丫头赶棋作耍，因为输了钱急了，便哭闹起来。刚好贾宝玉走来，贾环便不敢做声了。宝玉见了这般情景，问是怎么了，明白后便心平气和地让贾环到别处玩去，并没有伤刺责罚他。因为贾宝玉心里存着一个想法：
“弟兄们一并都有父母教训，何必我多事，反生疏了。况且我是正出，他是庶出，饶这样还有人背后谈论，还禁得辖治他了。”
从这些心理描写中，我们便可以看到什么是“尽己之谓忠，推己之谓恕”了。
“仁爱”表现的第三个层面就是“恻隐之心”。
什么是“恻隐之心”？所谓“恻”就是悲伤。“恻隐之心”就是对别人的痛苦和不幸表示同情：从自己的内心出发，能够体验别人的悲痛、别人的忧伤，从而不忍心让别人去悲痛和忧伤。
“仁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亲亲之爱”、“忠恕之道”、“恻隐之心”又是“仁爱”的三步阶梯。我们都知道，儒家的爱是有差别和等级的。按照孔子的说法，一个人首先要爱父母，这就是“孝”；然后爱兄弟姐妹，这就是“悌”；再爱亲戚朋友，最后到“四海之内皆兄弟”，这就是“泛爱众”。但是以这样的方式递减下去，恐怕爱的“分量”也就所剩无几了，怎么办呢？于是，儒家给出了一个爱的底线——恻隐之心。我们不难看出，“仁爱”的三个层面是各司其职的：“亲亲之爱”是基础，“忠恕之道”是方法，“恻隐之心”是底线。
从现实层面上来说，一个人的爱是有限的，无论是物质上还是精神上都有它的极限。但是天下之大，芸芸众生，万般苦难，谁能够去顾及那么多呢？所以如果在我们无能为力之时心存恻隐，就已经足够了。佛学将这种恻隐之心称为善念。
其实很多时候，我都被《红楼梦》中这种恻隐之心感动得一塌糊涂，因为它表现得那么真实，没有丝毫的做作。例如第二十九回，贾母带领众夫人、小姐们到清虚观打醮。因为是贵妃做好事，荣国府的老祖宗亲自去拈香，所以随从人员和执事仪仗非常繁杂。门前车辆纷纷，人马簇簇。到了清虚观，所有的道士都得回避。但一个十二三岁的小道士，拿着剪筒剪理各处的蜡花，因为手脚慢了一点，没有来得及回避出去，谁知一头撞在了王熙凤的怀里。凤姐便抬手照脸打了一巴掌，小道士摔倒在地，顾不得疼痛，爬起来就往外跑。谁知这个时候黛玉、宝钗等小姐下车，众婆子、媳妇正围随得水泄不通。突然一个小道士冲了出来，众人都喊起来：“拿、拿、拿！打、打、打！”贾母忙问怎么了。凤姐上来说了原委，贾母听后忙道：
“快带了那孩子来，别唬着他。小门小户的孩子，都是娇生惯养的，那里见的这个势派。倘或唬着他，倒怪可怜见的，他老子娘岂不疼的慌？”
听听这话，多么让人尊敬的老太太！因为她疼爱自己的孙子、孙女儿们，所以有了“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是因为疼爱自己的孙子、孙女儿们，所以她最能体谅父母对孩子的那份关心和爱护，所以才有了“他老子娘且不心疼的慌”的话。这就是“恻隐之心”。
第二，正义。
先秦原始儒学有三位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因为他出生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所以他提倡的学术从“克己复礼”开始，就是启发民众的道德自觉性。而要想达到“复礼”，就必须用“仁”作为途径。所以“仁”就成了孔子思想的内核。
孟子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所以在学术思想上与孔子一脉相承。孟子不但承袭了仁爱思想，而且还进一步推衍，提出了“仁政”。孟子理解的“仁”不仅仅是一个用来正心、修身的道德规范，同时还是一个国家治理江山的根本理念。那么，一个国家“行王道，施仁政”需要具备一个怎样的观念呢？这就是“义”。
所谓“读孔得仁，读孟得义”。其实《论语》有不少的地方提到了“义”，但是孔子一般不把“仁”和“义”并列。到了孟子时期，“仁”和“义”就开始并列使用了。例如“不仁不义”这些词语，就是从孟子的思想体系中诞生的。
孟子在推行自己的思想时，“义”在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呢？首先我们要知道“义”的意思！根据《说文解字》的阐述，“义”就是“己之威仪”。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威风凌厉，震慑四方。易中天先生解释，“义”有两层意思，一是“该”，二是“灭”，合起来，就是“该灭”。(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上海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291页。)
因为孟子认为，治理国家、教化民众，只讲“仁”是不够的，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完全做到“克己”，相反还有一些社会、家族的捣乱分子，所以就需要“义”来维护“仁”。“仁”讲“亲亲”，“义”讲“灭亲”。一个主生，一个主杀。但是“灭亲”的前提是这个人罪有应得，所以“义”就有了“该灭”的两重意义。有一点是孟子特别提出的，就是“杀一无罪非仁也”。就是说，“仁义”是相辅相成的，但是之间又有一个界限。滥杀无辜就是“不仁”，该杀不杀就是“不义”。
《红楼梦》中，也显现有“正义”的文化基因。例如第三十三回，因为蒋玉菡的事情，忠顺亲王府派人来贾府找贾宝玉要人。贾政知道此事后，气得个半死。谁知贾环又在贾政面前歪曲金钏之死的原因，状告宝玉“强奸未遂”，更让贾政怒发冲冠。我们且不论贾政这个时候判断是否正确，也不论他笞挞贾宝玉的行为对与不对，仅从贾政这时的内心感受出发可想见：他要“灭亲”，要正“义”。于是他让人绑了贾宝玉，备下大棍子，并放话要封锁消息：谁要敢传话给老太太，立刻一并打死。贾政为何如此生气？在他看来，贾宝玉的这些行径——流荡优伶、表赠私物、淫辱母婢，已经到了“该杀”的地步！如果再这样下去，恐怕会酿成“弑君杀父”的祸害。
很多“红学”研究人员，都指责贾政是“假正经”：其实也不完全正确，因为贾政是一个秉受儒家正统思想的封建读书人，他的思想、他的言行都是依据宗法、家规、礼仪来规范的，所以他不容忍谁来亵渎封建正统思想。这一份坚持与捍卫，虽然有一些顽固不化、刚愎自用，但是却是一个真真实实的发自内心的“正义”之举。对于这一点，我们没有理由去苛责和鄙视。
第三，自强。
“自强”这个词语，最早出于《易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什么是“自强”？要理解这个词，就需要知道“天行健”的含义。
原始儒学的第三位代表人物荀子，在著作《天论》中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观念：“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自然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既然“天”有自己的“道”，人也该有自己的“命”，那么人就不应该把自己的命运寄希望于天。这也是先秦儒家与道家在哲学视角上的区别——老庄讲“天道”，孔子讲“天命”。
人在各有其“道”的轨迹上，要相互顺应，除了尊重自然法则以外，还应该有所“自为”。于是荀子提出了一种人生态度——“与其怨天尤人，不如奋发图强；与其听天由命，不如自力更生。”易中天：《先秦诸子，百家争鸣》，第295页。言即：自己的命运不在于天，也不存于地，而在自己的掌控之中——这就是“自强”。
《红楼梦》第一回，贾雨村的一些举动就显现出了这样的文化基因。贾雨村在“红楼人物”中，并不受读者待见。其原因很多，不过最主要的是官场的“腐化”。贾雨村在书中第一回出场时，曹雪芹给了他一个漂亮的“亮相”。无论相貌还是斗志，他都是那个时代典型的读书人。因为家道中落，他这一代已经家徒四壁了。为了光耀祖宗、重整门楣，他发愤图强，饱读诗书，无奈神京(《红楼梦》中对地名与历史年代的描述一律采取避实就虚的方法。所以，此处的“神京”代指当时的首都北京)路远，囊中羞涩，只能卖字撰文为生而空有一腔抱负！他时时畅想有一天凭借自己的才学，出将入相，到那时必定是“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所以他才在和甄士隐对月畅饮之时说：
“非晚生酒后狂言，若论时尚之学，晚生也或可去充数沽名，只是目今行囊路费一概无措，神京路远，非赖卖字撰文即能到者。”
甄士隐解囊相助，并说：
“十九日乃黄道之期,兄可即买舟西上,待雄飞高举,明冬再晤,岂非大快之事耶!”
贾雨村接受了，第二天一早就起程上路，并带话给甄士隐说：
“读书人不在黄道黑道,总以事理为要,不及面辞了。”
什么是“黄道黑道”？这原本是古代天文学的专用名词。“黄道”指日，“黑道”指月。后来星占迷信者将每日的干支阴阳分为“黄道”和“黑道”。黄道主吉，黑道主凶。
贾雨村不讲“黄道黑道”，其实就是承袭了“天行有常，不以尧存，不以桀亡”的观念。他是标准的儒生，所以在他身上我们能看见“自为”、“自强”的儒家文化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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