挨 揍 记
文/龚小萍
1
父亲最后一次揍我，是1997年国庆之后。当他一家伙将我撂倒在地的时候，我从他挂在脸上的惬意的笑容里，看到了他这次揍我时的情绪，完全不是以往那种可怕的阴郁。
父亲说，你每次挨揍，都是自讨的。
2
那天中午，生产队长光荣嗲嗲带着民兵连长仁源幺幺来到我家，对刚刚从田里劳作回家吃午饭的我父亲母亲说：“你伯伯和姨儿——我父亲对他的父亲母亲（我的爷爷奶奶）的称呼——都不在家，下午大队部的批斗会，就由你们两个顶上去。”
光荣嗲嗲说完后刚准备走，正在灶屋里做饭的母亲伸出头：“您俩吃了饭再走呗。”光荣嗲嗲并未推辞，就一屁股坐在大门口的板凳上。“炒碗红辣椒，煎两个蛋就可以了。”光荣嗲嗲一点都没有客气。这时候，我看到从堂屋里端着两碗水出来的父亲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
事后，我一点也想不起大家吃这顿午饭的情景，唯一记得的是，父亲和母亲出门时对我的交待：“收拾好筷碗后，把门锁好,再去扯一篮子猪草回来。今天晚上得交给生产队了，不然又要扣工分。”
一篮子猪草对于我，不算很重的任务。五月的花园村，雨水充沛，田野里，山坡上，河岸处，漫山遍野都长满了芝麻蒿、野青菜等用做猪饲料的野草。当然，扯猪草的人多了，也有野草们长不赢的时候。
锁好大门，我顺着染铺湾，想到窝地边上的那一片山坡上去扯猪草。那个地方密密麻麻地埋葬着生产队各家各户的祖上。“是个鬼窝”。平时，小伙伴们都不去那里扯猪草和放牛，各种嫩绿的野草，也就怡然自得地在那个角落里疯长。最初的时候，我也怕，不敢去。后来有一天，实在没有办法完成父母交代的扯猪草的任务，我麻着胆子走了进去，除了鸟儿的鸣叫，我并没有感觉到多少毛骨悚然。三下两下，我就在那里扯了扎扎实实的一大篮。
我刚走到屋后山牛栏棚，就遇到了一群小伙伴。比我大一点的有抗巴、三巴、丫珍和金狗，比我小的有道军、小毛坨、六巴和红词巴，与我同年的有春舫、葵香和道友，十多个人正叽叽喳喳地往大队部方向走。
“平巴。”最先看到我的春舫叫我。我停下来，问他们去哪里干什么。“大队部开批斗会，要上练杠。”小伙伴们一脸兴奋，抗巴倚仗着他的大块头，挡住我的去路，“我们去看‘西洋镜’去。”
“我爸爸妈妈去了，我不去，我要去扯猪草。”我试图从抗巴的身边绕过去，他不让，一把抓住我的篮子。“你爸爸妈妈是民兵连长仁源捆去的吧，搞不好上练杠的就是你爸爸妈妈。”
我没有做声。但心里恨不得一刀砍死他。但我不会和抗巴硬来，他年长我三岁多，也比我力气大。我曾有几次和他硬碰硬的对抗，但都输了。对他，我只能智取。今天他人多势众，即使是智取打败了他，但一人难敌四手，只要其他人上前帮他，我就会被打惨，好汉不吃眼前亏，今天我不想给自己惹麻烦。
但我还是被他们架着来到了大队部与学校交界处的操场上，此时，那里挤满了黑压压的人。
批斗会已经开始。临时搭建的台子上，站着十多个地主富农反革命和坏分子。我看到我父亲母亲也站在中间。奇怪的是，带着高帽子的他俩居然没有被捆起来，胸前也没有挂着写着名字、打着大黑叉的木牌。
正在且喜且忧之时，人群开始骚动。“上练杠，上练杠。”突然有人大声地喊，几个民兵便跳上了台子。我的心一下子提到嗓子眼，生怕上练杠的是我的父母。但那几个民兵没有走向我的父亲母亲，而是一把将五花大绑的青萍伯娘和海嗲嗲两个老鹰抓小鸡般地拧下台来，按倒在台子前面事先留出的一块空地上。海嗲嗲年事已高，两个民兵没怎么用力，他就已经软塌塌地瘫在地上了。青萍伯娘还是如以前一样，不肯轻易低下她那高昂着的头，两个民兵便对她下了狠手，一个抓着她头发使劲往下按，另一个抓住她的双腿就往后拖，青萍伯娘终究抵不过两个年轻力壮的民兵，一下就被按趴在地了。这时候，有人抬出了一根碗口粗的木头棒，一把压在海嗲嗲和青萍伯娘的腿上。
人群呼啦一下围上前去，有人大声地欢呼起来。我被挤到在人群外，只听到海嗲嗲瘆人的惨叫，这声声惨叫到今天还不时地响在我的脑海里。但那天我却始终没有听到青萍伯娘的叫声。我不止一次围观过给这些地富反坏分子上练杠，以我有限的个人疼痛经验，我觉得这是世间最惨绝人寰的酷刑——一根粗大的木头，来回滚动地碾着人的小腿，被上练杠的人，一定生不如死。
天色将暗的时候，我猛然醒悟过来，我的篮子里还没有一根猪草。我拔腿就跑，想去窝地那边扯猪草。但暗下来的天，让我怯步了。我开始着急，急急忙忙跑向一块种着灰叶大蔸菜的地里，我想去那里捡落在田畦上的黄叶。
等到终于捡满了一篮子大蔸菜叶子回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当我回到家，父亲和母亲也回来了。昏黄的煤油灯下，父亲看了一眼我篮子里的大蔸菜黄叶子，突然拿起一根竹棍，重重地打在我的屁股上。受到袭击的我，还没反应过来，就已经在巨大的疼痛中被打倒在地。
“你这个闯祸的东西。”我听到父亲在暗黑中咬牙切齿地骂我。父亲一边骂，我一边使劲嚎。在我大声的哭嚎中，父亲放下手中的竹棍，从门旮旯里拿上一把锄头，走出了门。
父亲要去生产队打夜工。
母亲没有随父亲一起去，而是过来把我从地上抱起来，轻言细语地对我说：“平儿，这些大蔸菜叶子我们是不能捡的，今天海嗲嗲被上练杠，就是被人告发说他偷了生产队的大蔸菜叶子。不要哭了，你快点把这些大蔸菜叶子剁碎藏起来，搞好了就自己洗澡了早点睡。我要去打夜工了。”
父亲的那几竹棍并不轻，洗澡时，我看到右边屁股靠大腿的地方，还有深色的血痕，沾到水时，一阵钻心的锐痛。
不知什么时候，我在一种酥痒与疼痛夹杂的抚弄中醒来，迷迷糊糊中，母亲端着煤油灯站在床边，而父亲，正在给我擦一种叫土霉素的软膏。
“你挨揍都是自讨的，叫你听话，都跟你说过好多次了，你硬是把我的话当耳边风。”见我醒来，父亲轻轻地对我说。
3
在我上了初中之后，我一直在用父亲对我说的这句话，对照我曾经挨揍的那些经历，太多的例证让我开始相信父亲说的，都是真的。
爷爷奶奶勤巴苦做挣来的那顶地主大帽，让父亲吃尽了苦头。考上桃源师范却不能去读，好不容易做了花园村（那时叫花园大队）的代课老师，最后还是被清退……无数次的打击，让父亲变得沉默寡言。他让我听话，实际上就是要我不要惹事，我们家惹不起事。年少无知的我，显然是没有读懂父亲的这些心事的，挨揍也就顺理成章自然而然了。
父亲和母亲，还有奶奶，都一致告诉我，不要和大队信用社会计相其幺的儿子红词巴玩，可我却是“狗子离不得茅厕板”，好了伤疤忘了疼，一会不见红词巴就心里不舒服。
如果你真的以为我是个贱骨头，那你就错了。我离不开红词巴，是因为他裤兜里的尖尖糖和盖着红印的发饼对我太有诱惑力。说实话，我真的不喜欢红词巴，他年纪比我小一岁多不说，最令人反感的，就是他是把“破琴”——动不动就哭，哭起来响声震天，他尖利的嗓音能够传得很远，如果顺着风，三里地之外，都能够听到他的哭声。
我觉得他的这副好喉嗓，完全是他比我们吃得好的缘故。
相其幺是一个很容易骄傲的人，他确实也有骄傲的资本，祖宗三代雇农的成分，让相其幺的父亲在1949年之后，成为了花园大队的贫协主席，相其幺也就比别的同龄人多读了些书。不过，相其幺算不得聪明，留了好几次级，才勉勉强强读完高小考上初中。初中毕业之后，就再也没有办法更进一步。不过他不怕，他那当贫协主席的父亲后来做了花园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相其幺也就成了让很多人会眼热的大队信用社会计，然后就是娶妻生子，然后就生下了红词巴。
相其幺走路的样子，一直都是那么的春风得意。走在花园大队的土路上，他肩上挎着的写有“为人民服务”的红色挎包和别在上衣口袋里的钢笔，总是忍不住让人对他多看两眼。记得有一年快过年时，他到我家收我父亲年初时贷的5块钱欠款，临走时，他看上了我家石磨上的一个老南瓜，我知道那个老南瓜对我和家人的重要性，我坚决不让他拿走。结果他狠狠地踢了我一脚，还对我父亲说：“你家平巴就是没吃得家伙，越来越不像样了。”由于他踢我的那一脚实在是有些重，以至于我后来怎么也想不起，父亲听了那句话后有没有揍我。
红词巴没有他父亲相其幺那么骄傲，他愿意把他口袋里的尖尖糖和盖着红色印章的发饼拿出来和我分享，是因为他要仰仗我给他写作业。他的课本都是我学过的，自然不在话下，况且，给他写作业是不会让我挨揍的。
我真正讨厌他的是他不管做错了什么事。他都会跟相其幺说是我让他做的。本来相其幺就不喜欢我，我还教唆他的儿子干坏事，那简直就十恶不赦了。
有一次，红词巴穿着一件雪白的的确良衬衣出来找我玩，很得意地告诉我，这件的确良衬衣是公社信用社主任专门送给他的。我摸了一下，手感爽滑，应该是很好的料子。我也没有过多的羡慕，觉得自己这辈子也不可能穿得起。和他玩了一会捉迷藏，就分手回家了。
可是，祸从天降，红词巴在大吵大闹的相其幺的带领下，来到我家，一进家门，红词巴就开始了他尖利的哀嚎，还没等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他就指着我说：“是平巴把我的衣给撕烂的。”
我被红词巴的尖嚎和指认吓傻了，怯怯地偎在母亲的身边。我又没做，对红词巴的栽赃自然不承认。见我拒绝承认，相其幺更是暴跳如雷，再一次对着我父母和我抖弄着那件破了一条口子的雪白的的确良衬衣，然后狠狠地对父亲说：“平巴犟口好硬，你们不赔我这件衣服，是下不了地的。”
结果就是父亲当着相其幺父子的面对我的一顿暴揍。父亲把我按在地上，用一只脚踩住我的双腿，到底用的是什么样的家伙揍的，我是想不起来了，反正我一个星期，屁股都不能落座。光揍还没完，还赔了钱给相其幺，至于是多少钱，我也不晓得，只记得相其幺他们走得时候的笑声，有一种幸灾乐祸的满足。而那一年过年，我家一两肉都没有买，没吃过肉的年，对我来说，记忆总是深刻的。
4
1979年，地主富农摘帽之后，父亲依然没少揍我，不过相比较以前，那些揍显得非典型性。父亲揍我时的脸色明显有了改变，咬牙切齿的情形更是日渐见少。尤其是实现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家里分得了10多亩田地，种什么怎么种的自主权都由各家各户自己说了算时，父亲添置了各种各样的农具，在父亲和母亲的辛勤耕作下，稻谷、棉花、油菜等等农作物，也不断换回了花花绿绿的票子。原先低矮、逼窄的茅草屋，也改造成为了宽敞明亮的砖瓦房。这个时候的父亲，即便揍我，也是“笑脸相迎”，记得1997年国庆之后的那一次揍我，他远远地向我走来，还一路和人笑语吟吟，走到我跟前才突然亮出他藏在背后的家伙……
有一段时间，我特别想了解父亲这“暴力手段”背后的心理动因，翻看了很多心理学方面的书，无奈无功。有几次，我和朋友们说起我父亲喜欢揍我的事，他们大都认为，是父亲的遭遇，使得他从揍我的行为中找寻到了一个可以发泄心中愤懑的出口。对这种说法，我无法完全认同，毕竟在我而立之年，父亲还在沿用他的老办法管教他的老儿子，而那时的父亲应该已和他的命运握手言和，愤怒不再。不过，有一点我是可以肯定的，在一个充满着自由精神的，相对宽松的环境中，暴力，发生的概率往往会小得多，比如，我就从来没有揍过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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