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宋微言政治抒情詩之演進》补註

鄧小軍

本文《二、魏晉南北朝時期微言政治抒情詩的第一階段：黃初時期》引《世說新語·尤悔》：“魏文帝忌弟（彰）驍壯，因在卞太后閣共圍棋，並啖棗，文帝以毒置諸棗蒂中，自選可食者而進，王弗悟，遂雜進之，既中毒，太后索水救之，帝預敕左右毀瓶罐，太后徒跣趨井，無以汲，須臾遂卒。復欲害東阿（植），太后曰：'汝已殺我任城，不得復殺我東阿！’”下增如下註释：

清丁晏《曹集銓評》卷四《贈白馬王彪》眉批已引用《世說新語·尤悔》此條材料，並指出：“與當時情事類合。《魏志》不言毒死，陳氏曲筆諱之也。《魏志·任城王傳》注引《魏氏春秋》曰：'來朝不得見，忿怒暴薨。’其為丕疑忌致死無疑。後以令狐愚王淩事，賜書責彪，彪乃自殺。此詩末章言永無會時，已先知之矣。陳王雖以太后故未即賜死，年四十一即殤，亦以忌嫉傷生。丕戕手足，其辜貫盈，魏祚所以不永也。”（文學古籍刊行社，1957年，頁44-46。）丁晏以史證詩，卓有見地。但是，丁晏《曹集銓評》並未言及《贈白馬王彪》詩中之四處微言：“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亡歿身自衰”，“倉猝骨肉情”，以及“變故在斯須”。

近人黃節《曹子建詩注》對《贈白馬王彪》詩中之微言“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以及“倉猝骨肉情”，均無所發明；注“亡歿身自衰”句：“倒文，謂身由衰而歿耳，指存者也”（中華書局，2008年，頁68），系誤解詩意。但是詩末集評引吳淇曰：“'變故在斯須’，說陰陽之患，乃是說人事之患。'王其’云云，正見黃髮難保也。”引朱緒曾曰：“此因任城暴薨，而歎人事變故之速，更憂讒懼禍，期於別後之克己慎行，而免於刑戮也。然語極渾融，既云'天命與我違’，又云'天命信可疑’，隱寓文帝恩威叵測，當畏之如天，獲罪而無所禱也。”（頁71）則實際已解釋“變故在斯須”句之微意。

趙幼文《曹植集校注》對《贈白馬王彪》詩中之微言“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298），“亡歿身自衰”（頁299），“倉猝骨肉情”（頁300），以及“變故在斯須”（頁300），均無所發明。

至於《世說新語·尤悔》記卞太后曰“不得復殺我東阿”，按《三國志?魏書?陳思王植傳》：“（明帝太和）三年（229），徙封東阿”，則卞太后稱“東阿”，系記錄者偶誤耳。

《魏晉宋微言政治抒情詩之演進》补註２

鄧小軍

本文《三、魏晉南北朝時期微言政治抒情詩的第二階段：魏晉之際》引《三國志·魏書·高貴鄉公本紀》甘露五年（260）五月己丑條：“高貴鄉公卒，年二十。（宋裴松之注引晉習鑿齒《漢晉春秋》：“帝見威權日去，不勝其忿。乃召侍中王沈、尚書王經、散騎常侍王業，謂曰：'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吾不能坐受廢辱，今日當與卿等自出討之。’王經曰：'……今權在其門，為日久矣，朝廷四方皆為之致死，不顧逆順之理，非一日也。且宿衛空闕，兵甲寡弱，陛下何所資用……’帝乃出懷中版令投地，曰：'行之決矣。正使死，何所懼？況不必死邪！’於是入白太后，沈、業奔走告文王，文王為之備。帝遂帥僮僕數百，鼓噪而出。文王弟屯騎校尉伷入，遇帝於東止車門，左右呵之，伷眾奔走。中護軍賈充又逆帝戰於南闕下，帝自用劍。眾欲退，太子舍人成濟問充曰：'事急矣。當云何？’充曰：'畜養汝等，正謂今日。今日之事，無所問也。’濟即前刺帝，刃出於背。”《魏末傳》：“兵交，帝曰：'放仗！’大將軍士皆放仗。濟兄弟因前刺帝，帝倒車下。”）皇太后令曰：“……大將軍得先嚴警，而此兒便將左右出雲龍門，雷戰鼓，躬自拔刃，與左右雜衛共入兵陳間，為前鋒所害。此兒既行悖逆不道，而又自陷大禍，重令吾悼心不可言。昔漢昌邑王以罪廢為庶人，此兒亦宜以民禮葬之，當令內外咸知此兒所行。”下增如下注釋：

《詠懷詩》其三十一（“駕言發魏都”），陳伯君《阮籍集校注》集評引陳祚明曰：“借吊古以憂時”，引蔣師瀹曰：“此借戰國魏喻曹氏之亡也”，引黃節引陳沆曰：“'駕言發魏都’，借古以寓今也”（中華書局，2004年，頁310），已指出此詩是以戰國魏喻曹魏。但是，諸家無一人指出過，此詩“軍敗華陽下”句，字面是言戰國秦滅魏戰爭過程中關鍵的一戰華陽之戰，魏軍被秦軍擊敗於魏都大梁西南華陽山下，“魏入南陽以和”（《史記·秦本紀》）的歷史；實際是指司馬氏篡魏過程中關鍵的一戰南闕之戰，魏帝高貴鄉公討伐司馬昭，被司馬昭擊弑於魏都洛陽皇宮南闕下，魏皇太后忍辱求和的時事。“軍敗華陽下”，並揭示出曹魏與司馬昭之間的關係，好比戰國魏與秦之間的關係，是敵人之間的關係，是戰爭，因此同時也就揭穿了《三國志·魏書·高貴鄉公本紀》所謂皇帝“悖逆不道”，全是謊言。

諸家無一人援引過《三國志·魏書·高貴鄉公本紀》尤其甘露五年（260）五月己丑條史文。

此詩“身竟為土灰”句，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已引出：“阮瑀《七哀詩》曰：“良時忽一過，身體化土灰”（中華書局，2008年，頁365）， 但是未引及曹操《步出夏門行》其四：“騰蛇乘霧，終為土灰”，亦未言及阮籍“身竟為土灰”，用曹操“騰蛇乘霧，終為土灰”，和阮瑀“良時忽一過，身體化土灰”，是用以造成一個路標，以指示讀者，此詩說的是曹魏的事。

除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引阮瑀詩“良時忽一過，身體化土灰”外，諸家無一人援引過曹操詩“騰蛇乘霧，終為土灰”和阮瑀詩“良時忽一過，身體化土灰”，陳伯君《阮籍集校注》並黃節《阮步兵詠懷詩注》所引阮瑀詩亦失之。

《魏晉宋微言政治抒情詩之演進》补註3

鄧小軍

本文《四、魏晉南北朝時期微言政治抒情詩的第三階段：晉宋之際》題下增如下注釋：

本文及《陶淵明〈述酒〉詩補證》所提出的關於陶淵明《述酒》詩的以下觀點及解釋，為所有陶集註本及相關論著從未提出過：

援引《晉書·元帝紀》、《王導傳》、《世說新語》及陳寅恪《述東晉王導之功業》等文獻，以解釋陶淵明詩“重離照南陸”，言東晉的白日重新照亮中國南方，是讚美東晉元帝開國創業，保住了中國南方沒有淪陷於五胡的鐵騎，以及東晉明帝對西晉早期的陰暗歷史表示慚愧，東晉再造時期所有這些政治光明面。

援引陶淵明《命子》、《晉書·謝安傳》等文獻，以解釋“鳴鳥聲相聞”，言鳳鳥鳴聲先後相聞，是讚美東晉初至東晉中葉王導、溫嶠、陶侃、謝安、謝玄等功臣先後輩出、安邦定國的業績。

提出東晉是魏晉南北朝史上一段比較光明的時期，與魏晉南北朝史其他時期的黑暗完全不同。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史實，也是陶淵明同情東晉的重要原因。

援引《宋書·武帝本紀下》及諸帝本紀，《太平御覽》引《漢制度》，以及《唐會要》等文獻，以解釋秦漢至唐包括劉宋在內，皇帝詔書、策書例皆頒佈到州、縣、鄉，劉裕篡晉策書能為身在尋陽鄉下的陶淵明所知悉，陶淵明為劉裕開國策書污蔑東晉歷史不平，陶淵明詩“重離照南陸，鳴鳥聲相聞”，是針鋒相對地駁斥劉宋開國文告所謂“晉自東遷，四維不振，宰輔焉依，為日已久”的謊言，為東晉歷史講出公道話。

援引《宋書·武帝本紀下》等文獻，以解釋陶淵明詩“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是揭穿了劉裕的謊言和騙局：明明是謀殺，卻謊稱是自然的死亡，明明是謀殺，卻設下騙局，兇手為被害者舉行追悼儀式。

指出陶淵明詩“山陽歸下國，成名猶不勤”，是用改變古典的關鍵細節的藝術手法，來確指被謊言所掩蓋的重大時事的真相。

指出陶淵明詩“朱公練九齒，閒居離世紛。峨峨西嶺內，偃息得所親”，是隱喻自己在晉時隱居不仕，只是如陶朱公遠離政治；而今在晉亡後的隱居，則得到所認同的歸宿，如夷齊高隱西山，作殷遺民，義不食周粟，自己是作晉遺民，義不奉劉宋正朔。

援引漢董仲舒《春秋繁露·符瑞》：“極理以盡情性之宜，則天容遂矣”（“天容”是天對現政權好壞所表現之喜怒、態度，代指天理），東晉王羲之《蘭亭詩序》，以及《宋書·武帝本紀下》等文獻，以解釋陶淵明詩“天容自永固，彭殤非等倫”，是針鋒相對地痛斥劉裕開國策書所謂“天命”降於有宋，及“天保永祚於有宋”，表示劉裕篡弑違悖天理人情，雖自稱天命，但是天理自絕不會從劉裕之意志為轉移；晉、宋政權壽命之長短亦將絕不會相同，宋將壽命短暫，宋開篡弑之惡例，將自食遭篡弑之惡果，後之視宋，猶宋之視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