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开的两篇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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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9年，陕西扶风法门寺任村的一个农民意外的发现了一处西周时期的窖藏，其中出土了一件高93.1厘米、重201.5公斤，内壁铸有290字铭文的青铜大圆鼎，根据铭文的记载，此鼎的主人是西周孝王时期的贵族克，大克鼎的名字不胫而走。和大克鼎同时出土的，还有一套造型花纹与之相同而大小依次等列的小克鼎，和同样以克为器主的青铜钟、镈、盨等礼器。
无论尺寸还是铭文的字数，大克鼎都只比著名的大盂鼎仅逊一筹，而从它的造型和纹饰而言，则是更为成熟的西周中期风格，完全摆脱了早期作品残存的商代艺术影响，具有独特的宏伟简阔之风。与大盂鼎相比，大克鼎的口沿更厚，腹部更向下低垂，重心明显下移，三个鼎足也从略为收束的柱足演化为底端面积最大的蹄足，进一步扩大了受力部位，构成更为稳定的支撑结构，增加了器物的稳定性，给人以敦实沉雄的观感。仔细观察鼎的底部，并不是正圆形，而是略呈钝三角形，三足的配置与三个角隐隐相对，而两个高大的立耳则正处于三足的间隙之中，形成了优美的视觉比例和精确的力学构造，所谓“三足鼎立”，在这一器物中得到了完美的诠释。
大克鼎的花纹一共有两组，口沿下是一组经过变形，看上去显得简略的兽面纹，而腹部则引人注目地饰有大面积的宽大波曲纹。它一改商代兽面纹肃穆精致的静态美，以充满动态的起伏连绵，给人以晓畅通达韵律感，是西周中期以来最为流行的独特装饰，也标志着商代青铜花纹神秘宗教气息的渐渐远离，和西周以来“天道远、人道迩”、“敬天法祖”人文思想的抬头。
克鼎的铭文也是人们历来所珍视的重要文献，对于研究西周时期的职官、礼仪、土地制度等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它的内容分为两段，首先是器主克赞美其祖父师华父的功绩，及记叙周王因此而任命克担任膳夫之职，负责出传王命的要任。西周时期的职官授受，采用的是世卿世禄的世袭制，因而青铜器铭中往往可见长篇赞美祖先功绩的文字，这种习惯，既是出于礼仪的要求，亦承载着宣明继承资格，表达效法祖先，继续尊奉王室决心的政治作用。贵族的官职虽出于世袭，但必须经过天子郑重的重新册命，以显示王权的威严，而授予的职位亦可以与先祖有所不同。如克鼎的铭文显示，克的祖父担任的是“师”的官职，而到克时，则改任为“膳夫”一职。根据《周礼·天官》的规定，膳夫“掌王之食饮膳羞．以养王及后世子”，凡天子日常饮食先行尝食后才进呈食用，而天子宴饮或祭祀献食时的各项礼仪工作也由他负责担任，可谓是天子的近臣。然而膳夫的爵位并不很高，只相当于“上士”，似乎与 “出纳王命”的职责不相符合，与克同时拥有七个列鼎的排场也不相当。清代人孙怡让的著作《周礼正义》为我们解释了这一疑团：由于古代职官时有分合演变，很多职官彼此关联，名称互相通用。如西周职官中负责管理官员的“治官之属”包括大宰，小宰、宰夫，三者职能各不相同，却都可以通称为“宰”。而属于宰夫治下“食官之长”的膳夫，其官名也可以和宰夫通用。据周礼的记载，宰夫的职责恰恰是“掌治朝之法，以正王及三公、六卿、大夫、群吏之位，掌其禁令。叙群吏之治，以待宾客之令、诸臣之复、万民之逆”，与天子对克的出传王命、入达下情的要求正相吻合。因此，大克鼎的主人，担任的应该是宰夫的职务。
克鼎铭文的第二个内容详细记载了周天子对克官职的册命和赏赐，包括土地、人民和官吏，反映了西周时代的册命礼仪和授土授民的分封情况。周武王克商以后，为了有效统治幅员辽阔的疆土，对同姓贵族和异姓功臣进行了大规模的封赐，把他们分派到帝国各个重要的地方建立诸侯国，代替天子实行统治，同时也防备周边的敌对势力，以屏藩中央。这就是著名的周初大分封，所谓“封邦建国”的过程，也是今日“封建”一词的由来。这项重大的政治活动，虽然到成王时期基本结束，但以土地分封为手段实行政治统治的方法却在各诸侯国和王畿地区长时间的流行。直到战国末年，以战国四公子为代表的诸侯贵族，仍享受着这一待遇，如齐封孟尝君于薛、 楚封春申君于吴，都可以说是这种制度的遗孓。被分封于某地的贵族们，不但得到了土地，更获得了土地上的人民以及统治地方和人民的权利，相当于一个行政独立的国中之国。象著名的孟尝君，受封薛地后逐渐独立，俨然一国，成为战国晚期一个著名的小诸侯。在受到周王直接统治的地区，属下贵族虽没有“建国”的待遇，但分封土地和赏赐人民仍是不断进行着的。官职可以世袭，土地也能继承，官职有所改封，土地的封赠亦时有改变，不变的是授于土地的同时要给予人民及负责政务的官吏，大克鼎铭文中提到的“锡汝史小臣、霝、籥钟鼓”包括了低级官吏和乐队，而用于奔走的“井人”则是附属于土地的奴隶。
克鼎的铭文，不仅具有重要的内容，其文字的优美，也是西周时代书法成就的集中代表。大克鼎的铭文字体特别大，端正而质朴，笔画均匀遒健，形体舒展庄重，后世书家称之为“玉箸体”。铭文的前半部分划有整齐的长方界格，一字一格，行款纵横疏密有致，行气规整，格局严谨，独具庄严典丽的风貌。
克鼎出土伊始，就受到了收藏家的重视，一时炙手可热。当时著名的收藏家潘祖荫曾长期托人在陕西扶风附近寻觅古董，但并没有率先获得此宝，而是被另一位金石名家天津的柯劭忞捷足先登，收藏了大克鼎。 潘祖荫获悉后急与这位同僚商量，希望他能出让此鼎。由于柯劭忞与潘祖荫有袍泽之谊，又素知潘收藏宏富，并藏有西周第一重器大盂鼎，遂成人之美，慨然转让大克鼎。
1951年，此鼎与大盂鼎同时被潘氏后人捐赠于上海博物馆，成为该馆的镇馆重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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