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县县城东南40多里有个村子叫鲁城，又名鲁郎城，原属刘庄镇，现属探沂镇。村前濒临涑河。
据1982年出版的《费县地名志》记载：“鲁城，位于刘庄南2公里，是鲁城大队驻地，673人，825亩地。建于唐朝咸通元年。……一九四四年前围墙东门悬有‘鲁郎城’铭刻石匾。后又称为城子，因与本县探沂、方城两公社的城子重名，故于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十三日更名为鲁城。”
《光绪费县志》卷十三《古迹》说：“鲁郎城，县治东南四十里许，涑河之北，俗呼为‘六郎城’。鲁、六，一音之转。”
所谓“鲁郎城”，意思就是“鲁国的郎城”，说明这个地方在春秋鲁国称作“郎”。
一、史籍关于郎地的记载
“郎”作为鲁国地名，在史书《左传》的记载中共出现过8次：
《左传·隐公元年》：“费伯帅师城郎。”杜预注：“高平方舆县东南有郁郎亭。”《括地志》：“郎亭在滕县西南，县之西南即方舆东南。”杜预并未确指其地，只是列出了带有“郎”字的地名以备考。
《左传·隐公九年》：“夏，城郎。”
《左传·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杜预注：“冬猎曰狩，行三驱之礼，得田狩之时，故传曰：“书时，礼也。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从夏时，郎非国内之狩地，故书地。”孔颖达疏：“举地名者，皆言其非地。故知此郎，非国内之狩地，故书地也。若国内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传曰‘西狩於大野’，经不书大野，明其得常地，故不书耳。由此而言，则狩于禚，蒐于红，及比蒲昌间，皆非常地，故书地也。田狩之地须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狭，唯在山泽之间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诸侯必於其封内择隙地而为之。僖三十三年传曰：‘郑之有原圃，犹秦之有具囿也。’是其诸国各有常狩之处，违其常处则犯害居民。故书地以讥之。”
《左传·桓公六年》：“齐人馈之饩，使鲁为其班，后郑。郑忽以其有功也，怒，故有郎之师。”杜预注：“郎师在十年。”此是后话。
《左传·桓公十年》：“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初，北戎病齐，诸侯救之。郑公子忽有功焉。齐人饩诸侯，使鲁次之。鲁以周班后郑，郑人怒，请师於齐。齐人以卫师助之，故不称侵伐。”杜预注：“不称侵伐，而以战为文，明鲁直，诸侯曲，故言‘我有辞’，以礼自释，交绥而退，无败绩。”
《左传·庄公十年》：“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公子偃，鲁大夫。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杜预注：“雩门，鲁南城门。”
《左传·闵公元年》：“秋八月，公及齐侯盟于落姑，请复季友也。齐侯许之，使召诸陈，公次于郎以待之。”《经》曰：“季子来归。”杜预注：“季子，公子友之字。季子忠于社稷，为国人所思，故贤而字之。齐侯许纳，故曰归。”《正义》曰：“季是友之字也。子者，男子之美称。国人贤而思之，得其还鲁，喜而呼曰‘季子来归’。史因其言而书之。《传》称‘请复季友，齐侯许之’，是得齐之力，齐侯许纳，故曰归也。”
《左传·昭公九年》：“冬，筑郎囿。”杜预注：“囿音又，苑也。于郎地筑苑。”囿即园囿，游观之所，当在国都近郊。
《公羊传·庄公八年》：“春，王正月，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
《公羊传·庄公三十一年》：“春，筑台于郎。何以书？讥。何讥尔？临民之所漱浣也。”台，指台榭，也是游观之所，当在国都近郊。《左传·文公十六年》记载：“五月，有蛇自泉宫出，入于国，如先君之数。秋八月，声姜薨，毁泉台。”《公羊传》补充说：“泉台者何？郎台也。未成为郎台，既成为泉台。”
此外，《春秋》、《礼记》等史籍也有关于郎地的记载。
二、近郊之郎与远地之郎
有专家指出，鲁国有两处郎地，一处在近郊，一处在远地。从《左传》的记载来看，鲁隐公元年和鲁隐公九年，曾经连续两次“城郎”（在郎地筑城）。显然，同一个地方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连续两次筑城，说明在当时的鲁国，确实有两处郎地。
《左传·庄公十年》记载：“夏六月，齐师、宋师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师不整，可败也。宋败，齐必还，请击之。’公弗许。自雩门窃出，蒙皋比而先犯之。公从之，大败宋师于乘丘。齐师乃还。”公子偃在都城之内就能看到驻扎在郎地的宋国军队队形不整，说明郎地肯定是在近郊。文中的“雩门”，指的是鲁国的南城门；而“乘丘”，则在今山东兖州东，靠近鲁国都城。这都说明，此处的郎是近郊之郎。
《左传·哀公十一年》记载：“师及齐师战于郊。”这一场战役，在《礼记·檀弓下》中的记载则是“战于郎”。《说文》：“距国百里为郊。”此处的郎也是近郊之郎。
《左传·桓公十年》记载：“冬，齐、卫、郑来战于郎，我有辞也。”《公羊传》补充说：“郎者何？吾近邑也。”也是近郊之郎。
《公羊传·庄公八年》记载：“春，王正月，师次于郎，以俟陈人、蔡人。”陈、蔡是春秋时期的诸侯国，陈国位于今河南淮阳，蔡国位于今河南上蔡，都在鲁国的西南方向，鲁国的军队在郎地等候陈蔡两国的军队。虽然不知道这个郎地是在近郊还是在远地，但从地理方位来看，显然不是费县的郎地。
《左传·闵公元年》“公次于郎以待之”，是说季友从陈国返回鲁国，鲁闵公在郎地等候。季友从西南方向的陈国返回，鲁闵公当然是在都城的西南方向等候，说明此处的郎也不是费县的郎地。
《左传·桓公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公羊传》补充说：“讥远也。”狩，即田猎，是古代一项具有军事意义的生产活动，实则以休闲获猎为目的。鲁桓公作为诸侯，外出田猎本是一件极平常的事情，却被载于史书，原因是他跑得实在太远了，史书记载这一事件，目的是加以讥讽。到底有多远，史书没有说，肯定不是近郊之郎，而是远地之郎。
《左传·隐公元年》“费伯帅师城郎”的后面，还有一句话：“不书，非公命也。”这是一句解经之辞，意思是：费伯率领军队在郎地筑城，不是奉了鲁隐公的命令而行，所以《春秋》没有记载。如果是在近郊筑城，不可能瞒过鲁隐公；费伯率领军队私自筑城，应该是在距离鲁国都城很远的地方。这个郎，应该是远地之郎。
这个远地之郎的位置，据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称：“费县……古费国也。隐公元年《传》曰：‘费伯帅师城郎。’后为鲁季氏之邑。至汉为费县，属东海郡。”清代学者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卷十二》也说：“隐公元年，费伯帅师城郎。后为鲁季氏邑。……战国时，费盖自为小国，即汉费县。”他们一致认为，费伯帅师筑城的这个远地之郎在费县。
费县的鲁郎城位于鲁国的最东部，与鲁国都城曲阜相隔300余里，从地理空间来说，当是远地之郎。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印行的《费邑古迹考》说：“今费之郎城有高阜，土人传为鲁王宫殿遗址，逼近涑河，与《庄公三十一年》‘筑郎台’，《公羊传》‘讥临民之漱浣也’，形事似有相合处。”
成书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的《光绪费县志》卷十三《古迹》说：“此城址宛然，耕者往往得剑戟戈矛箭簇，铜质斑然，当是春秋时邑。”
2007年出版的《费县文化志》第十三章《文物》，对“鲁郎城遗址”有如下描述：“从城内暴露的遗迹、遗物来看，城内偏北部瓦砾遍地，亦曾有铜簇、铜剑出土，近年来在城内采集的遗物有：夹砂灰陶鬲足、罐沿、豆柄以及绳纹板瓦片，豆、鬲、罐、壶等。……城始建于春秋中前期，春秋晚期已废，战国末再兴，汉时又重新筑城，后废。”
鲁国的远地之郎，就是费县鲁郎城无疑。
西晋学者杜预对《左传·隐公元年》“费伯帅师城郎”注解说：“费伯，鲁大夫。”对《左传·隐公二年》“司空无骇入极，费庈父胜之”注解说：“庈父，费伯也。”按照杜预的说法，费伯就是费庈父，是鲁国大夫。一说费庈父之邑在鱼台县，于史无据。
费伯为什么要在费地筑城呢？其来有自。
据专家考证，大约在周宣王时代，周王室封鲁懿公之孙为费伯，费地自此成为伯国。唐代谱牒姓氏专著《元和姓纂》记载，费伯，姬姓，是鲁国第十任国君鲁懿公的孙子。元代于钦《齐乘》也说：“伯国姬姓，鲁懿公之孙，后为季氏之邑。”若以辈分论，他是鲁隐公的叔父（鲁懿公子孝公，孝公子惠公，惠公庶子隐公）。周王封他为费伯，以费地（即今天的山东费县）为食邑，也就是私邑。费伯带着军队到费地筑城，没有向鲁隐公报批，是隐报瞒报项目；或者是他申报了，没有得到鲁隐公的批准，总之属于非法建筑。不过，鲁隐公后来并没有下令强拆，算是默许了。
其实，费伯在自己的伯国筑城，也属情理之中。一方面，鲁隐公管不了那么多。在《隐公元年》中，除了“费伯帅师城郎”后面有一句“不书，非公命也”之外，在“邾子使私于公子豫，豫请往，公弗许，遂行”的后面，也有一句“不书，非公命也”。公子豫是鲁国的公子，他想去邾国，鲁隐公不同意，可是拦不住，公子豫还是去了，鲁隐公也拿他没有什么办法。在“新作南门”的后面，也有一句“不书，亦非公命也”。鲁国在国都新建一座南门，竟然也不是出自鲁隐公的命令。一年之内连续三次出现“不书，非公命也”，说明这种拦不住的事情太常见了。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大概和鲁隐公的“摄政”身份有一定关系。另一方面，筑城的事例也很多。此前筑了多少城没有记载，就以《左传》的记载来看，除了《隐公元年》“费伯帅师城郎”之外，还有《隐公七年》“城中丘”，《隐公九年》“城郎”，《桓公十六年》“城向”，《庄公三十二年》“城小谷”，《襄公十三年》“城防”，等等。到处都在筑城，到处都在大兴土木。
中国古代都城的选址，首先对自然条件有比较严格的要求。所谓自然条件，最讲究的是要背山面水。面水是为了生活需要，“逐水而居”是选择居住环境的要件。背山既有背风向阳的生活需要，也有作为天然屏障的安全需要。鲁郎城北靠岐山，南临涑河，风水地理条件极佳，完全符合这一选址要求。
鲁郎城的规模及布局，《左传》、《公羊传》等史书没有记载。不过，在《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有这样一段话：“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依此凡例看来，费县的鲁郎城不是一般的邑筑，而是都城。城内有宗庙、有社稷。
按照中国古代人的观念，建国必先立都，都城是国家的象征。城又是用来做什么的呢？“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居民，此城郭之始也”（《吴越春秋》）。费伯想通过筑城，强化自己的私邑。
都城的规模不一样，有大有小。《左传·隐公元年》称：“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叁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意思是：大的都城不能超过侯伯国都的三分之一，中等的都城只是国都的五分之一，小的都城只有九分之一。
《周礼·考工记·匠人营国》说的“国”，就是都城。据其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其后按照周礼的等级划分，规定了不同的标准。对于诸侯国都及卿大夫采邑，只是在规模、体量上有所变化，在有些功能设置上有所损益，但是总的平面布局区别不大。都城的规划布局，其规定可概括如下：①城为方形，国都之制为九里之城，依等级有所区别。②每面均设三个门，共十二个门。③以王宫为核心，王宫位于都城中心，构成都城南北中轴线。④南门、朝、寝、市，都由南至北布置在中轴线上。王宫前面为外朝，后面为市。宗庙、社稷对称设置在王宫的左右两侧。⑤道路分经涂、环涂、野涂。城内南北向、东西向街道各有九条，构成棋盘式规整布局，以纵贯南北的经涂为主干道，经纬道路环绕王宫沿中轴线对称布置。⑥城内居住区为闾里设置，整齐规整。
周时1里为300步（《春秋谷梁传》宣公十五年），1步为6尺（《论语》马融注引《司马德》），则1里应为1800尺。世传周代铜尺7种，长度22.5厘米至23.1厘米不等。据商鞅方升测算，晚周1尺当为23.1厘米。据《隋书·律历志》的记载推算，亦当为23.1厘米。这里就以1尺为23.1厘米计算，则9里之长应为3742.2米。匠人所营之国四面见方，则周长应为14968.8米。
据《费县文化志》记载：“鲁郎城俗称‘六郎城’，城址东西长约400米，南北宽约500米，总面积约20万平方米。东、西、北三面城墙地表上虽已不见，但地下仍有迹可寻，唯南墙已被村民破坏殆尽。”鲁郎城的周长是1800米，相当于匠人所营之国周长的九分之一强，符合先王之制。
鲁郎城，这个看似普普通通的村子，曾经是春秋早期的城邑。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鲁国大夫费伯修筑的这座城池，距今已有2700多年的历史。它不是一座普通的城池，而是费伯的伯国——费国的都城，是费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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