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创立武举制度时，主要是考核体能和作战技术，包括长垛、马射、步射、平射、筒射等考试种类，以及跷关、负重、身材等相关体能项目。据《唐六典》卷五载：“以五等阅其人，一曰长朵，二曰马射，三曰马枪，四曰步射，五曰应对。以三奇拔其选：一曰骁勇，二曰材艺，三曰可为统领之用。”基本上不考文只考武。值得注意的是，在唐代的制科中，与军事紧密相关的“军谋宏远堪任将帅”属于文举，并不在武举之列。这也说明，唐代武举所选，偏于下级军官，基本与高级军官无缘。尽管武举出身者可能后来极为有名，如郭子仪，但他是靠多年实战打出来的功业，同武举出身关系不大。从《唐书》中的列传明确记载武举出身者仅有郭子仪一人来看，反过来说明了武举选出的人大多默默无闻。所以，欧阳修对武举很看不上，在《新唐书选举志》中说了武举的基本制度后，评价道：“其选用之法不足道，故不复书。”而马端临反驳欧阳修的评价，能举出的例子也仅仅是郭子仪。
武举出身的人能不能打仗，确实值得存疑。唐末五代，正是兵荒马乱军人跋扈的时期，而恰恰在这一时期，武举并未举行。王栐《燕翼诒谋录》称：“唐设武举以选将帅，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此制久废。”直到形势稳定的北宋仁宗年间，才又恢复了武举。与唐代不同的是，北宋重视军事理论，武举考试把韬略放在首位，其次才是体能和技艺。“以策略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其间以策略武艺俱优者为优等，策优艺平者为次优，艺优策平者为次等，策艺俱平者为末等。”(《宋会要辑稿选举》)书面考试内容几经演变，最终确定为考《武经七书》。
宋朝重文轻武，尽管武举与文举并列，但武举出身者朝野不看重，自己也会觉得矮一头。武举考中，不过是差遣去干一些“京东捉贼”、“教习骑军”的事情，甚至还被差遣榷酤之职。元朝最重军事，但恰恰是元朝并未实行武举。尽管元朝的文举也乏善可称，而武举干脆就提不上串。明朝朱元璋建国后，礼部奏请“立武学，用武举”，被朱元璋以“析文武为二途……甚无谓也”的理由驳了回去。到明英宗天顺年间，才又恢复了武举，明孝宗确立了武举格，明武宗时制度逐渐固定。此后，武举制度沿用到清朝，直到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彻底废除。
明代武举，对于当事人来说仅仅是混个出身，在世袭军户中开了一条进入军界的通道，今后能不能升迁和得到重用，关键看军功。所以，志向远大者多数看不上武举。即便是武举出身，也深知要靠军功建树才能出人头地，如戚继光就是这样。清朝更明确规定，文科举是做官正途，科甲以外为杂途；而武科举的升迁排列在行伍、军功之后，即以行伍为正途，武举为杂途。正是因为人们看不起武举，所以，即便有了武举出身，人们也不觉得光彩。明朝后期的著名大臣熊廷弼，本来是武举湖广乡试第一名(解元)，但鉴于人们看不起武举，后来为了证实自己的才能，洗刷武举的名声，又参加文举，在万历丁酉科湖广乡试中了文解元，完成了类似于今日的“换文凭”过程。他在家中大堂上写有“三元天下有，两解世间无”的对联，充分表达了自己由武转文的得意之情，流露出对自己期许和傲气，也隐含着对武举的不屑。
武举考试的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军人”选拔，而不是“军官”选拔。武举比较完备的宋朝，宋庠曾经说道：那些在崇政殿蒙皇帝召见的武举人，“才术肤浅，流品混淆，挽弩试射，与兵卒无异”(《宋元宪集》卷三十一)。清朝的武举考生多不能文，到了嘉庆时，在文化考试上不得不作出只要默写《武经》一百字不出错就算合格的规定。明清科举有了出身而未能当官的乡绅，按数量来说，以武举居多。这种人聚集乡间，不但不能为国家所用，反而可能形成社会危害。光绪废武举时，张之洞、刘坤一在奏折中就指出了武举之害，道：“凡武学武举武进士之流，不过恃符豪霸，健讼佐斗，抗官扰民，既于国家无益，实于治理有害，此海内人人能言之。”(《张文襄公全集奏议》卷五十二)至于武举在民间的口碑，还要更差一些。清朝有人做打油诗讽刺武举说：“头戴银雀顶，脚踏粉底皂。也去参主考，也来谒孔庙。颜渊喟然叹，夫子莞尔笑。子路愠见曰：这般呆狗醮，我若行三军，都去喂马料。”
但是，我们看到一些关于武举的文章，往往套用文科举的功能和评价，有某种过分拔高的倾向。有些博物馆，在当地名人的资料陈列中，对武举出身的人也多溢美之词。这种偏差，值得史学工作者注意。民间不了解武举真相，听了说书艺人的虚构和夸张，如“岳飞枪挑小梁王”、“常遇春大闹武科场”之类，误以为那就是历史真实，尚情有可原，但学者专家写书撰文也道听途说，不去详尽考察史料，不能对历史存有一种“理解的同情”，以今度古，以传言为史实，或者在史料选择中不适当地剪裁，进而拔高符合自己观点的材料，抛弃相反的证据，致使严肃的学问走向轻浮的媚俗，这是需要校正的。（文/闻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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