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学记》一书中,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的何兆武先生对自己在西南联大的7年
自由散漫的作风
1939年,何兆武以贵阳考区第二名的成绩如愿考入西南联大。他觉得联大三个
那几年生活最美好的就是自由,无论干什么都凭自己的兴趣,听什么,看什么,怎么想都没有人干涉,更没有思想
联大实行学分制,文学院要求四年一共修132个学分才能毕业,工学院是144个学分,其中三分之二是必修课,是一定要通过的。我上历史系的时候,按规定,中国史必须学两个断代,至于哪两个断代,随你选。郑天挺先生原来是北大的
其他名人的课,因为好奇,我也偶尔听听,比如外文系陈福田先生的西洋小说史。陈先生是檀香山的华侨、清华外语系主任,他的英文比
自由,学术之生命
联大老师讲课也是绝对自由,讲什么,怎么讲,全由老师自己掌握。比如中国通史,那是全校的公共必修课,听课的人多,钱穆、雷海宗两位先生各教一班,各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体系,内容也不大相同,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中国近代史应该从1840年鸦片战争讲到20世纪40年代,正好一百年,可是老师只讲了五十年,等于只讲了前一半。向达先生教印度史,两个学期只讲了印度和中国的关系,成了“中印
有些老师喜欢在课堂上胡扯,甚至于骂人,但我非常喜欢听,因为那里有他的风格,他的兴趣,有他很多真正的思想。当然联大也有老师是非常系统的教科书式的讲法。老师各讲各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学生思路开阔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判断,不一定非要同意老师的观点,这是很自然的事情,而且可以公开反对。学术上不应该论资排辈,不然学生只局限在老师的圈子里,一代不如一代,那就没有进步了。
学生和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辩论,同学之间也经常讨论,一则学校小,几乎天天见面;二则非常穷,一切娱乐都与我们绝缘;三则战争期间,大家都是背井离乡,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待在校园里,所以惟一的乐趣就是聊天了。我的许多想法就是在和同学们的交谈中得到的启发,有些甚至伴我一生。
茶馆听吹牛
西南联大的学生泡茶馆是他们的功课之一。何兆武说,那时候生活条件极差,尤其老师就更艰苦了,比如冯友兰,战前一个月的工资有四五百大洋,可以在北京买一套四合院的房子,战争爆发以后便每况愈下。吃也差,穿也差,住也差,一间茅草棚的宿舍上下通铺住四十人。
昆明大西门外有一条凤翥街,街上有几十个茶馆,大家没事就到茶馆喝碗茶。其实喝什么是无所谓的,很便宜,大概相当于现在的一毛钱,无非就是茶叶兑开水,有的人是真拿本书在那儿用功,但大部分人是去聊天,海阔天空说什么的都有。最清楚记得一次,我看见物理系比我们高一班的两位才子,杨振宁和黄昆,正在那里高谈阔论。黄昆问:爱因斯坦最近又发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没有?杨振宁说看了,黄昆又问以为如何,杨振宁把手一摆,一副很不屑的样子,说:“毫无originality(创新),是老糊涂了吧?”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而且直到现在印象都很深。当时我就想:年纪轻轻怎么能这么狂妄?居然敢骂当代物理学的大宗师,还骂得个一钱不值?!用这么大不敬的语气,也太出格了。不过后来我想,年轻人大概需要有这种气魄才可能超越前人。
那时候也挺有意思,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生活非常之艰苦,可是士气却没受影响,并没有失败主义的情绪
我想,幸福的条件有两个,一是你觉得整个社会、整个世界会越来越美好,一是你觉得自己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这两个条件在我上学的时候恰好同时都有,当时正是战争年代,但正因为打仗,所以好像直觉地、模糊地、可是又非常肯定地认为,战争一定会胜利,胜利以后会是一个非常美好的世界,一定能过上非常美好的生活。
(深圳商报记者杨青摘录自何兆武《上学记》)
何兆武简历
何兆武,1921年生,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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