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信息时代，数字经济正在引发自蒸汽机革命和电气革命以来的第三次重大社会变革，这对于中国而言，是难得一遇的发展机会。如今，中国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正在向共同富裕迈进。处于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中国，该如何抓住新机遇，抢占信息时代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引领全球第三次社会大变革？为此，《中国信息界》特别采访了著名信息经济学家杨培芳。
作者 | 杨培芳 苇草智酷学术委员、信息社会50人论坛理事、中国信息经济学会原理事长
转自 | 中国信息界
近期工信部发布的一组数据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据工信部信息技术发展司副司长王建伟在7月15日举行的“2022全球数字经济大会”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从2012年至2021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从11万亿元增长到超45万亿元，数字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由21.6%提升至39.8%。
进入信息时代，数字经济正在引发自蒸汽机革命和电气革命以来的第三次重大社会变革，这对于中国而言，是难得一遇的发展机会。如今，中国已经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正在向共同富裕迈进。处于新时代、新发展阶段的中国，该如何抓住新机遇，抢占信息时代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引领全球第三次社会大变革？为此，《中国信息界》特别采访了著名信息经济学家杨培芳。
《中国信息界》：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产业规模持续快速增长。最新的数据显示，我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已超过45万亿元。而自全球进入信息时代以来，世界各国在发展数字经济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对此，您认为，信息时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将处于怎样的位置？
杨培芳：我所理解的数字经济，是指数字化信息技术（数字计算机、数字通信和数字传感等）及其网络，广泛渗透到人类经济活动中，形成的新经济成分或新经济模式。从工信部最新公布的数据来看，数字经济占我国GDP的比重已近40%。而人类科技发展史证明，当一项重大科技普及到35%以上，就会引发一个经济时代的重大变革。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次大变革对中国而言是一个巨大的机会。
200多年前，一场蒸汽机革命使世界经济重心从中国移到欧洲，纺织工业阻断了辉煌千年的丝绸之路；100多年前，一场电气革命又让欧洲的蒸汽机文明黯然失色，世界经济中心很快移到美国。目前正在快速普及的数字经济，虽然源自美国，但正在中国“引爆”，世界经济重心将再次向东方回归。
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一个重要因素是西方精准化个体还原论思维不再适应信息生产力发展，而中国文化中的多元协同基因更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更具备引领人类社会未来发展的潜质。
农耕时代，中国形成了一元整体论的价值观；工业时代，西方产生了个体还原论价值观，信息时代需要突破这两种传统价值观，树立关联协同的价值观。几百年来，由于西方在个体还原论思维路径上走的太远，很难适应以关联协同为核心价值的时代，而中国的一元整体论思维更容易转轨到关联协同思维路径上来。目前，中国在前沿信息技术、互联网应用和新型社会化公共基础设施领域，如第五代移动通信技术（5G）、高压输电、高速铁路等，都已经超过西方，可见中国利用后发优势，更容易从农业思维跨越到信息思维上来。当前重要的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千年变局中把握住社会经济转型的历史机遇。
《中国信息界》：您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未来社会需要“协同互利”经济思维和配置模式。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信息时代的“协同”？
杨培芳：信息就是差异有序，信息社会就是多元协同社会。这不只是个概念，而是新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趋势。
数字化信息生产力必将促进信息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变革，变革的主要趋势是由中心辐射、分级控制到扁平互联方式演进。
数字化信息经济时代与传统经济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经济特征。生产工具不同，生产方式不同，盈利模式不同。其中最重要的是核心价值不同。重农经济时代的核心价值是利他主义，重商经济时代的核心价值是利己主义，重智经济时代的核心价值应该是互利主义。
进入新世纪以来，包括多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在内的不少学者发现，现实的经济活动不可能由贪婪自私、唯利是图的理性经济人来维系，而平等协商、合作博弈、互利共赢才是现实社会的主流经济模式。
人类社会经过权力支配时代、资本垄断时代，正在走向信息协同时代。协同不是奴隶和奴隶主、资本家与工人和平相处，协同的主要特征是差异化优势互补，是人格平等、分工合作，谁也离不开谁。因为土地可以由地主占有，工厂可以由资本家垄断，互联网和区块链必须协同共享。
著名诺贝尔奖经济学家科斯认为，只有产权明晰，才能产生效率。但是大数据的产权是谁的？是中国移动等运营商的？还是腾讯、阿里等大平台的？其实都不是，网络数据的产权是我们网民大家的，也是全社会的。类推未来社会的生产资料既不可完全国有化，更不能完全私有化，主要发展方向是社会化，信息时代社会化的理念会越来越重要。按照马克思的设想，“国家的所有职能最终都会全部转移到社会，国家终将消亡，社会将实现全面的自我管理”。只有信息生产力高度发展，才能创造社会自我管理的必要条件。信息技术及其网络才是恩格斯强调的“除了由社会直接占有，不适应于任何其他占有和管理的生产力”。
《中国信息界》：正如您所说的，信息经济与传统经济有着明显的差别，那么，我们该如何应对？
杨培芳：数字化信息经济与传统经济有着巨大差别。传统经济大量消耗物质资源，生产规模有边界，不可持续；信息经济主要消耗光纤、芯片和知识，生产规模无边界，可持续发展。
面对数字化信息经济的新特征，我们要探寻新的发展方式。在此，提出三种互联网精神：兼容共享的开放精神；扁平互利的平等精神；关联协同的普惠精神。这三种精神可能比互联网思维更客观，也突出了与传统经济不同的特征，形成了对传统经济模式和理论的挑战，比如共享经济对资源稀缺假设的挑战，边际成本为零对边际成本上升的挑战等。从传统工业和信息企业的成本曲线来看，传统工业成本收益曲线呈U字型，生产量小，单位成本就高；产量过大，边际成本又会上升，边际收益就要下降，企业再扩大生产就不划算，这是典型工业企业的成本效益曲线。
但是信息企业的成本曲线是跟它完全不一样、甚至是相反的，呈L形，比如中国移动现在有10亿手机用户，它的单位运营成本其实最低；再比如一首网络歌曲，一个人听和一亿人听，成本是一样的。这样一来，许多传统的经济分析方法，包括线性分析、抽样理论等，都要失效。现在要阻断新冠病毒传播，不能靠抽样，都得靠大数据来追踪，还有以前的宏大叙事方法要转变为碎片关联方法，控制论思维变成协同论思维，梯度发展要变成均衡发展等。
由此可见，人类社会进入5G为代表的信息生产力时代，需要在协同互利论的哲学基础上，创立适应整个时代的新经济理论体系和新市场经济模式。落脚点就是构建计划和市场经济之外的第三种新经济形态，即“协同市场经济形态”。有人说协同就是折中主义，走中间道路，我认为折中主义是在黑白两个极端之间找一个中间值，一个灰色地带。而我们讲的协同经济则是一种新经济形态，既不是黑或白，也不是灰，而是一种差异化优势互补的“彩色经济”。
《中国信息界》：当前我国已实现全面小康社会，正在向共同富裕迈进，您认为，我们该如何通过信息经济发展，推动这一目标的实现？
杨培芳：随着信息经济的发展，要实现共同富裕，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建设普惠信息社会。
党的十九大提出，当前的社会矛盾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怎样实现相对均衡发展是个大问题。传统经济思维和方法都解决不了这个经济难题。东方一元整体论哲学和西方二元对立论哲学，都不再适应信息时代，尤其是西方的两元对立论哲学，几乎就是造成当今社会矛盾的总祸根。我国不能再搞零和博弈，应该互利共赢。
现代社会的核心生产力在变化，经济结构在变化，调节方式也必须变化，未来的社会要靠政府、市场、社会三只手协同治理，而且社会化组织和社会化企业将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互联网、区块链正在打造网络透明的环境，例如，我跟你打一次交道，网上所有人都能看到，就等于打了一千次交道，也就是把世界变成一个地球村，一还一报模型就会很快收敛，这就是互联网、区块链催生新经济形态的内在机理。2020年我国实现全面小康社会之后，下一个目标是共同富裕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认为用普遍富裕更确切，因为做不到同时平均富裕。怎么做到普遍富裕？就是要大力发展信息生产力，改变传统的权力支配和资本垄断两种经济制度，用社会协同和资源共享经济模式，建设普惠信息社会。
要实现共同富裕有三种思路，第一种是西方国家通常采用的，让富人更富之后，通过二次分配（税收）和三次分配（慈善）来平衡。对此，法国经济学家皮凯蒂在他的《21世纪资本论》中已经给出了失效的证明；第二种思路就是平均主义和计划经济，结果就是共同贫困；第三种思路就是普及新型基础设施和信息生产力，普遍提高城乡居民的致富能力，建设公平普惠信息社会。
建设普惠信息社会，需推动第三种经济形态——协同市场经济形态落地，该如何做？建议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分成公益性企业、商业性企业、社会化企业这样三类市场主体。公益性企业占比应该不高于10%，商业性企业不超过30%，社会化企业要发展到60%以上。
社会化企业主要是社会公共基础设施和网络化平台企业，要同时满足五个条件：该企业的社会外部效益明显高于企业内部效益；不以营利为主要目的，低费微利、普惠大众；接受政府或社会规制，同时享有相应政策优惠；经过权威机构认证；逐步形成由社会直接占有的生产力。现在的大平台企业，就带有天然的社会化属性。最近国家已明确深入经济改革的主攻方向，要在3年之内完成上述三类企业分类改革。
希望更多的企业家能够从中有所领悟，千万不要再按照西方经济学教科书的说教，以为只有利润最大化才是企业的唯一目的。如果有人还是认为除了集中计划经济，就是传统市场经济，第三种经济形态只是个良好愿望和乌托邦式的幻想。那么我想，随着信息生产力的日益普及，社会化企业就是协同互利新经济形态的微观基础和落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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