侦破“拔哥”被害案

当年参与缉捕谋害韦拔群凶手的老公安樊恒荣在接受记者采访。

　　1932年10月19日凌晨，两声枪响震碎了笼罩在巴马西山的夜幕，也震动了中国——中国GCD早期著名的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惨死在了叛徒的枪下！ 

　　是谁组织策划了这起惊天阴谋？是谁扣动了罪恶的扳机？叛徒何时归案伏法，又都有什么样的下场？ 

　　今年是韦拔群同志（1894～1932）诞辰115周年，记者寻访当年参与缉捕谋害韦拔群凶手的老公安，并到东兰、巴马等地采访，查阅当年的珍贵资料，向读者揭秘韦拔群被害案件侦破背后的故事。 

　　老红军写信报冤 

　　请求侦破“拔哥”被害案 

　　1960年初，一封来自革命老区东兰的信，摆在了自治区公安厅厅长钟枫的案头，写信的人是老红军战士、时任东兰县副县长的杨正规。杨正规在这封信中说，全国都已经解放10年多了，当年杀害韦拔群烈士的凶手却依然逍遥法外。他请求公安部门派人缉捕凶手，早日为革命烈士报仇。 

　　曾任红军第三军团保卫局执行部干事的钟枫看到这封信后很生气。当时，东兰县归百色专区管辖，他立即打电话责问百色专区公安处的负责人：“解放都10多年了，怎么还没抓到人？” 

　　钟枫要求百色专区公安处立即组织人员，展开破案。对于来自公安厅的破案命令，百色专区公安处和东兰县公安局却显得很为难。当时正值GMD反动派叫嚣反攻大陆最猖狂的时候，地方公安部门应对反革命和GMD特务分子的任务很重，抽不出人手去追查谋害韦拔群的凶手。于是，百色专区公安处向公安厅打报告，请求公安厅选派破案经验丰富的侦查人员到东兰破案。 

　　樊恒荣，1960年时任公安厅看守所所长，解放后一直在公安系统工作，有丰富的刑事侦查经验。经过研究，公安厅领导决定派他到东兰破案，任务就是追查当年谋害韦拔群的凶手的下落，将他们捉拿归案。 

　　“20多年前的案件，侦破起来很不容易，我们决定从GMD内部开始寻找线索，而韦拔群被害时的GMD县长徐家豫就是我们的突破口。”樊恒荣告诉记者，接到任务后，他和同事李柏枝、覃祖坤立即到南宁茅桥监狱，把徐家豫提出来，押回公安厅看守所审问。 

　　1932年初，徐家豫是东兰县的GMD县长。根据GMD军官举证，在韦拔群被害后的第三天，徐家豫就和GMD军长廖磊在东兰江平召开民众大会，他会上公开威胁说：“谁还不出来自新的话，就要将他们的家属扣押到县城，要彻底将革命人员挖出来。”徐家豫还布置江平的民团“要查清户口，令革命干部家属在午后来自新”。 

　　解放后，因为曾参加镇压工农革命运动，徐家豫被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5年。 


　　审讯GMD县长 

　　挖出谋害韦拔群凶手 

　　面对公安人员的审讯，徐家豫交代了当年GMD反动派阴谋杀害韦拔群的过程，并供出了参与谋害韦拔群的凶手：韦拔群警卫队队长韦昂、韦昂的小老婆陈的伯（陈的白）、GMD百色民团指挥部上尉参谋刘治。 

　　1932年5月，时任东兰县县长兼东凤剿匪司令的GMD少将李瑞熊率一万多人，到东兰、凤山围剿红七军驻留右江革命根据地的队伍。早在1931年，GMD广西省政府就开出1万元的价码，悬赏缉拿红七军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但韦拔群在右江地区深受农民爱戴，没有人出卖“拔哥”；加上革命队伍依仗大石山区山高洞多的特点，与GMD军巧妙周旋，GMD的围剿计划一再破灭。 

　　为了抓到韦拔群，桂系军长廖磊曾张贴布告：“谁能捉到韦拔群，赏红花（注：指当时的花边银元）七千！”韦拔群看后一笑，挥笔写下标语让红军战士张贴回应，廖磊见后气得七窍生烟，原来上面写着：“谁砍得廖磊狗头，赏铜板一个！” 

　　“（十八晚十一时半本省东兰电台来电）共匪首领韦拔群，被生擒。”这是1932年5月19日《南宁民国日报》头版显眼位置刊登的一条消息。两天后，GMD还在报纸上刊发了“韦拔群被擒证实 十八日在武篆芭峒擒获，将解百色正法”的报道。 

　　消息一见报，万众为之震惊。不过，此新闻刊发后20天，《南宁民国日报》又刊发“东兰县长请派精兵剿韦拔群”的文章。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为解决经济困难，韦拔群利用敌人的赏格，派人诈称卫士队反叛捉到了韦拔群，只要GMD给钱即可交人。当地民团派人看过后，回说是实，GMD东兰县的县长便先筹款2000元送到交换地点。结果来人中埋伏被击毙，钱也全数被韦拔群的人夺下。不明真相的GMD为邀功，抢先在报纸上发布抓到韦拔群的“战果”，结果闹了一个大笑话。对此，“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军阀只能“羞愤不可名状”。 

　　恼羞成怒的GMD反动派提高了抓捕韦拔群的悬赏，还派出特务前往西山地区，到处搜寻韦拔群。而收买韦拔群身边的人，则是他们使出的最毒辣的一招。 

　　“GMD特务从韦拔群的警卫队长韦昂身上找到了突破口。”亲自提审徐家豫的樊恒荣向记者回忆，徐家豫交代说，是刘治先抓住了韦昂的小老婆陈的伯，然后利诱陈的伯去劝说、收买韦昂叛变，最后是韦昂亲手杀害了韦拔群。 




　　骑马爬山月余 

　　查出韦拔群被害真相

　　杀害韦拔群的凶手初步确定，案发时的真实情况是怎么一回事呢？1960年9月13日，樊恒荣赶到东兰实地调查。 

　　为了配合樊恒荣的侦查工作，东兰县公安局决定由在西山土生土长、会地方方言、熟悉东兰情况的预审股干事陆宗祥与樊组成调查组，展开案件侦破和凶手的追捕。 

　　今年11月8日，记者在巴马瑶族自治县离休干部党支部见到了陆宗祥。回忆起当年追捕谋害韦拔群凶手的经历，陆宗祥不禁感叹：“当时太困难了，整个公安局的交通工具就只有3匹马，最好的两匹就配置给我和樊恒荣去破案，剩下一匹给局里日常公干。” 

　　在东兰县档案馆，记者查找到了当年东兰县公安局在破案后向东兰县委提交的《关于杀害韦拔群等烈士的反革命罪恶材料调查报告》。《报告》称，樊恒荣和陆宗祥就靠骑马、走路，在41天时间里，走遍了东兰的每一个公社，还先后到了都安、巴马等地。 

　　说起当年的经历，樊恒荣笑着说：“骑了几十天的马，屁股上都长出一层老茧。” 

　　樊恒荣和陆宗祥先后访问了大量在职干部、革命老同志、群众，并讯问了在押犯人148人，搜集到了大量证人提供的证词和证据。这些证言和证据，将韦拔群被害的案情真相勾勒出来—— 

　　为了能抓到韦拔群，当时的GMD百色民团指挥部上尉参谋刘治，带兵化装成平民百姓，在东兰、巴马、凤山、果化一带四处查找韦拔群的下落。后来，他们查到韦拔群警卫队长韦昂的小老婆陈的伯的住所，就派刘治秘密抓捕了她。刘治对陈的伯进行刑讯逼供，她受不了酷刑，就答应了刘治的要求：由她引韦昂出来，劝说韦昂借机杀害韦拔群。陈的伯被放回后，设法寻找在山中与韦拔群一起躲避GMD军围剿的韦昂，让他回到东兰县东里屯的山上与自己见面。韦昂赶来与陈的伯见面，结果被早早埋伏在那里的刘治抓获。 

　　韦昂被捕后，虽遭酷刑百般折磨，但他并没有马上屈服。见硬的不行，GMD军使出利诱手段：只要把韦拔群的人头送到东兰县GMD指挥部武篆魁星楼，就将位于柳州的一栋洋楼送给韦昂夫妇，另外还可以得到几万块花红。在陈的伯的劝说下，韦昂最终向GMD军屈服。据徐家豫、刘治被捕后交代，为了表示诚意，徐家豫、刘治和韦昂、陈的伯在谈妥了条件后，还在一份协议书上签字按手印。 

　　当时，在GMD的围剿之下，革命队伍被打散，韦拔群平时只带贴身警卫员罗日块在身边躲藏于山中。GMD反动军队和民团为了围捕韦拔群，把当地群众驱赶集中居住，妄图以此来断绝韦拔群等人的粮食供应。不幸的是，韦拔群患上了疟疾，由于劳累过度和营养不良，他病得很重。 

　　韦昂、陈的伯夫妇被秘密放回后，设法联系上了韦拔群。韦昂是韦拔群的警卫队长，二人又是同村人，论辈分韦拔群还是韦昂的堂叔，再加上韦昂作战勇敢，所以韦拔群并没有怀疑此时已经叛变了的韦昂。韦昂假意关切地说：“叔叔，你身体有病，又没东西吃，不如住到东里屯的凉风洞（亦称双法峒、赏茶洞，今巴马西山香刷洞）中，我和陈的伯找中药为你治病，带鸡肉、糯米饭来给你补身子。” 

　　1932年10月18日，韦拔群和警卫员罗日块在凉风洞与红七军二十一师政委陈洪涛开会，商量好带部队往贵州转移的方案后，就在洞中等待韦昂，陈洪涛则带着警卫员转移到其他山洞躲藏。知道韦昂要来给自己送药，一向谨慎的韦拔群还叫罗日块到山顶观察，看韦昂和陈的伯来的时候，他们身后是否有GMD军和便衣队跟来。在确认韦昂和陈的伯没有携带武器，背后也没有GMD的人跟来，罗日块才让韦昂和陈的伯进入洞中。 

　　此时已是深秋，山上寒气逼人，韦拔群正患疟疾，浑身忽冷忽热。韦昂先喂了韦拔群一碗中药，又从背篓中取出菜刀和已煮熟的鸡，切肉给韦拔群和罗日块吃。 

　　吃饱以后，生病的韦拔群在洞中的竹板床上睡下。临睡前，他还将自己随身携带的驳壳枪枕在头下，而罗日块则到洞口警戒，提防GMD军来袭。 

　　10月19日凌晨，韦昂想到要对朝夕相处、群众爱戴的革命领袖下手，一时犹豫不决。陈的伯看到韦昂迟迟不下手，就偷偷地用手使劲掐他的屁股，催他赶紧动手。韦昂一狠心，突然从韦拔群头下抽出驳壳枪，朝他的头部连开两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