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德国到清华 张克群撰稿我们的父亲张维和母亲陆士嘉从小在北京长大，又一起就读于师大附小、附中，虽不是同桌，但因两家走动得很近，从小一直在一起玩。
高中毕业后，妈妈如愿以偿地上了师大物理系，成了该系唯一的一名女生。爸爸高中念了一年，就以同等学历考上了北洋大学土木系，后因系馆失火学业暂停，转学去了唐山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
过中秋节时，唐山交大破天荒放了3天假。爸爸的第六感官告诉他，得抓紧时间回北平与妈妈更上一层楼了，不然后悔晚矣。没有告诉往常总是同回北平的几个朋友，他多少有点诡诡祟祟的买张火车票溜了回来。在家向奶奶道了问候，推说上街买月饼就去了北师大的女生宿舍。妈妈看见他挺高兴，正想找个人聊聊心事呢。但她故做惊奇道：“怎么，这回是研究物理呀还是探讨数学？”
爸爸把手里的月饼往上一提：“研究研究月饼的馅儿是怎么进去的。”
两人面对面坐下，妈妈便诉苦道：“说真话，我简直都没心思过中秋节了。”
她对他不但讲了宾果的寻死觅活的经过，还讲了好几个老大不小的教授也参加到追她的行列里来，闹得她恨不能见男的就躲。爸爸听得哈哈大笑。妈妈瞪了他一眼：“还笑，你到帮我想个法子呀。”
“我自有锦囊妙计，只不过不到拆封的时候而已。”
妈妈说：“哼，你那锦囊妙计还没拆那，我这儿被闹得都要考不及格了。”
“那我可说啦。”
“快说吧。”
“我娶了你不就结了。”
妈妈一听这话，腾的一下脸红了。他们虽然从小一起长大，说话历来比较随便，也常爱开开玩笑，但是开这类玩笑可是史无前例的。她抬起头来看了爸爸一眼，呀，那个赶着叫她三姐三姐的半大小子什么时候长成青年啦。她似乎才发现他的喉结凸了出来，声音变得低沉了，眉毛也更浓了，甚至，甚至嘴唇上都有了隐约可见的胡须！可不是吗，他都19岁了，长成大人了。她红着脸扭过头去看着窗外，假装阗道：“瞎说什么呀你！”
爸爸看着她红红的脸，有好几秒钟发痴了。可他也明白，再要进一步，把她真逗急了反而弄巧成拙，于是环顾左右而言它：“你打算回家过节吗？”
妈妈松了口气：“不回去了。”
“那咱俩把这月饼吃了，就算是过节了。”
共读近几年来，他们常听说某某朋友出国留学的消息，自己也觉得在大学里学的这点知识太少，于是相约着也想出国去继续深造。去哪里呢？两人对德国的工业技术都很称赞，于是有意去留德。 当时留学有两种办法，一是自费，二是官费。爸爸家供不起他留学，自己挣的钱也不多，只能走考官费的路。1935年，北平有个留美的机会，他去投考，结果考了个第二名，可名额只有一个，于是考第一名的钱学森上美国去了。第二年他又考了第二名，还是没去成。爸爸无奈地对妈妈说：“你先出去吧。等我考上我追你去。”
妈妈却说：“你不出去我也不出去。”
爸爸大受感动，发誓明年一定要考上。但也知道考试这事儿不是你一发誓就能行的。
大概因为自己在家排行第二吧，第三年（1937年）5月的一次考试里,他又考了个第二，简直是榜眼的命！幸亏这次听了哥哥的话，选的是“中英庚款”留英。因为前一年空缺，这一年它的名额是两名。出国深造终于如愿以偿了。
那么，学什么科呢？上北师大时妈妈一度对天文挺感兴趣，但近年来日本明显地不满足于仅仅占领东北，它在中国扩大地盘的企图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报上天天有这里沦陷，那里被占的消息，时常还有日本飞机到华北来轰炸。妈妈觉得眼前造飞机远比研究星星来的有用，于是在看了大量文献后，决定去德国学航空，因为那里有近代流体力学的奠基人，世界级的大学者路德维希.普朗特教授（Ludwig Prandtl ）。
外婆怕世道不太平，坚持要妈妈完了婚再走。当然，她早已看出我爸爸喜欢自己的女儿，女儿呢，似乎也钟情于这个聪明活泼的小伙子。于是在老太太的暗示下，我爸爸的大姐出面去陆家求婚。这桩婚事自然是一拍即和，一点儿没费口舌就把事情定了下来，甚至连好日子都当场敲定了—日本人已经占了察哈尔，不知哪天就要打到北平来，到那时想走都走难了，还拖拉什么。但妈妈坚持先不结婚，理由是会影响学业。爸爸也没异议，订婚就订婚吧，这样起码大家都有安全感。
既是订婚，总得做几套新衣服吧。一向穿着朴素的妈妈说：“做一件蓝旗袍就行了，我喜欢素的。”
外婆说那好吧就做旗袍，可是怎么也得做件红色的。最后双方达成妥协方案，做了一件粉色镶红边的旗袍。可那件漂亮的旗袍只在订婚的家宴上出现了2小时，又在照片上留了个影，第二天就被妈妈拿到店里给染成了黑的，把外婆气的不知说什么才好。
订婚仪式上除了交换戒指外，妈妈又郑重地送给爸爸一支钢笔，笔杆上刻着她亲笔写下的四个娟秀的小字：“勿忘祖国”。接过这虽不贵重，却饱含情意和期望的礼物，爸爸几乎落下泪来。他知道两个人的心是相通的：在这兵荒马乱的年月抛家离国远赴重洋，只为掌握过硬的知识，让自己苦难的祖国赶紧强大起来，不受人欺负。他脑子里响起小时候唱的一首歌：“小呀么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是为做官也不是为面子光，只为做人要争气哟，不受人欺负呀不做牛和羊！”两个人长久地互相望着，眼中全是坚定的鼓励和热切的期望。
订婚照 （1937年）
1937年7月16日，就在日本人发动《七七事变》后9天，他们仓皇地告别了亲人，登上南下的火车去南京办理出境手续。拜谒了中山陵后，又急忙赶到上海，赶在8.13日本入侵上海的松沪战役开战前两天，上了开往欧洲的最后一班英国轮船。耳听着已经不远的隆隆炮声，眼见着身上贴着太阳旗的日本飞机在头顶上盘旋，两个人真是愁肠百转：一方面是舍不得离开灾难深重的祖国，且国难当头理应效力乃至赴死；另一方面从小就立下的科学强国、工业救国的志向眼看就要起步了，又不愿放弃。就这样，带着满腔的悲愤和矛盾，他们踏上了异国求学的路。这一走啊，不知何日才能归来。望着渐渐模糊的吴淞口，两人的眼睛模糊了。爸爸把手放在妈妈肩上，想要说几句安慰的话，未曾出声却已泪流满面，赶紧把脸转了过去，只伸手递给她一方手绢。他们在心里暗自发誓：“祖国啊，亲人们，等着我！我一定要把最先进的技术学到手，回来报效祖国。”
出国的船上（1937年）
生性活跃的爸爸在德国很快就有了新的朋友。原来这儿的几个人就常在一起打打球，举行个郊游什么的，自从注入了爸爸这个有生力量后，大家便商量着成立个组织，也好名正言顺、大张旗鼓、痛痛快快地活动活动。既然是组织，就得有个名字，叫什么好呢？七嘴八舌了一阵后，老大哥郑逸群发话了：
“咱们的宗旨是强健身体，好为祖国服务，我看干脆直接了当的就叫《健会》。”
大家均鼓掌表赞成，素有“小师爷”之称的吴师佑当即写下第一天的活动纪要：
“坠地。 宇宙之大，吴王周杨郑赵刘张等几条精虫兀自在水中游荡，缈乎微矣。忽然心血来潮，觉各自为政之非，要团结一致。于是二五之精，妙合而凝。民国二十九年三月十六，柏林中国租界Schluter Strasse 19 周源桢寓所遂添宇宙一儿。坠地时有临时主席吴师佑记录，王传亨宪章起草，委员周源桢、张维、杨津基等排场，足示世人之所能者，吾亦能之。会章一切依时随俗，而注意健全身心。……。如是每一细胞皆成战将之因，盖藏胎中。据此本钱，步入生命的长征之程。”
过了没多少天，留德学生会组织乒乓球赛，《健会》得以第一次大显身手。有记录如下：
“处女作。 四月末，中华留德学生会悬赏赛乒乓。细胞李恩业发挥作用，单打锦标一发中的；与小吴搭配，双打冠军复探囊而得。处女含娇初试脚头，不识尘世深浅，细胞大举出动，故吴张二将更将单打第二、第四两奖囊括而归，开吾大张。”
此次乒赛满载而归，众位大受鼓舞，当晚尽其所有撮了一顿饭。此后，每周末都聚在一起，或打球，或游泳，锻炼身体的劲头空前高涨。
过了两个月，学生会又传赛事，《健会》再次大获全胜，有文字为证：
“再为冯妇。 六月八日，学生会悬赏赛船。大徐与张维搭配一马当先，四十分钟挂零即抵终点。以王秉周、吴师佑二将之猛且落后逾五分钟。如是冠亚两军又入掌握。”
但不尽之事常为八九，大家正得意之时，却在第三次比试中大败而归：
“承教。 六月末，学生会赛网球，适中本会弱点。吴李诸虎一一败阵下来。本行英雄张维昔为游离电子之时，尚尝第四奖之杯羹，今亦摔倒。结果全军覆没，使知天下事并不十分容易，如意梦不宜多作。一切成功，全赖一笔不苟之再接再厉得来。”
郊游途中。
1942年初，妈妈以一篇精彩绝伦而又复杂之极的《圆柱射流遇垂直气流时的上卷》的论文给她的博士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她获得了哲学博士的称号，而且是德国三级博士中的最高级-- 一级博士。这篇有着长长的名字的论文受到她的博导普朗特教授大大的称赞，并出面推荐她为德国最具盛名的洪堡奖学金的获得者。这样一来，起码妈妈在经济上可以完全独立了，不用再麻烦远在中国的舅公了。真是无心栽柳柳成行啊，她‘名利双收’了。于是向爸爸发出了“可以结婚”的信息。爸爸见信，高兴得以手加额道：“老天爷，终于吐口了！不然生了孩子只怕要叫我爷爷啦。”
此时爸爸已在柏林高工当了助教，有了点经济实力，结婚是不成问题的了。
所谓婚礼，其实就是找了几个同学，加上德语老师赵林克蒂一起自做自吃了一顿饭。也不知是谁神通广大地买来一只甲鱼，打算给简单的‘婚宴’增加色彩。可惜这些人都是书虫，谁也不会做它。一番讨论之后，有人出了个主意：“大概跟做鱼差不多吧，先在油里炸一下，再加水，加佐料炖呗。”
好傢伙，这一炸不要紧，非但把甲鱼炸成了硬帮帮的完全炖不烂煮不熟的如同橡皮一样的东西，只能忍痛扔掉，而且把两个人一个月的油都耗完了，接下来生生的吃了一个月的水煮菜。
热闹的婚宴（1942年）
不久，妈妈怀孕了，她的食品供应里的那点牛奶也由脱脂的被提升成了全脂的。眼看着只能喝那清汤寡水的脱脂牛奶的房东犹太老太太日见盈弱，妈妈心里老大的不忍，常常在取奶时有意的把老太太的脱脂奶拿走，留下自己的那份全脂的。老太太故做不知心安理得的受用了这份在战时极其宝贵的营养。好心的妈妈以为牺牲的是自己，孰不知其实苦了肚子里的我。就在1942年12月31号，这一年的最后一天，他们的第一个孩子，一个瘦弱的小姑娘-我，出生了。
按照远在北平奶奶的意思，她的孙子辈都排“克”字，因此给我起名叫克群。可怜的我呀，一生下来母亲由于营养不良就没奶，在医院里因众黄毛老德对黑头发的中国孩子好奇而被抱来看去，又传染了水痘。这场大病一生就生了半年。父母两人一边上班一边轮流照顾着，好不容易才算把我的病养好了。6个月大的孩子看上去像人家刚生的差不多。望着瘦得小鸡似的，6个月了还直不起脖子的女儿，妈妈心疼极了。她抱起我，泪汪汪的对爸爸说：“我不想工作了，我要竭尽全力好好看护咱们的女儿。”
爸爸拉着女儿瘦得透明的手，心里也不是滋味。他慢慢地摇晃着那只小手，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站起来走到书桌兼餐桌前，拉开抽屉拿出一样东西，又回到妻子身旁。他用手搭在妻子肩膀上，把那样东西伸到她眼前，小声问道：“还记得这个吗？”
妈妈抬起泪眼看了一下，啊，钢笔，她送给他的刻着“勿忘祖国”的那支钢笔！
爸爸轻轻地说：“我们离开苦难中的祖国，在这个法西斯猖獗的地方艰辛地活着，难道就是为了养孩子吗？”
像是被泼了一盆冷水，妈妈顿时清醒了。她看着孩子的小脸说：“别说了，我都明白。只是，孩子怎么办呢？不能眼看着她这么瘦弱下去呀。”
“我心里也着急呀，我看，我们得想办法托别人帮忙带一带。”
“托谁呢？正在打仗，谁有能力去养一个别人的孩子啊。”
爸爸抬起头环顾着房子的四面墙道：“想一想，咱们好好想一想。喔，对了。你的好朋友吉蓓尔斯也许会有办法，她心眼好，认识的德国人又多，说不定能有什么高招儿呢。”
妈妈一顿脚：“哎呀，我怎么把她给忘了。前几天她来信还提起有什么困难一定帮忙。”她放下孩子立即提笔给好友写了封信。
在吉蓓尔斯的帮助下，他们在和平村找到了一家愿意照看孩子的人家。妈妈看到那个姓贝的女人和蔼可亲，干净利索，男孩子们也都不怎么调皮，心就放了一大半，吉蓓尔斯又向她保证会常来看孩子。妈妈想到这样一来没了后顾之忧，便放心地将女儿交给她，和丈夫回去了。
好不容易盼到了圣诞节和新年的长假，两人给吉蓓尔斯和她母亲买了些礼物就踏上了东去的列车。农村不通电话，所以当第二天一早贝太太看见他们时，喜出望外的双手一拍：“你们来啦！快看看我们的Chinni。”德国人发不出“群”这个音，只好给我起了这么个中德混合的名字琴妮，听上去像个山东妹子。
贝太太手脚麻利地从小床里抱出个白白胖胖的小娃娃来，穿着带白色花边的合身的粉色小衣服，还带了顶一样颜色的小帽子。顿时让爸爸妈妈看呆了：这是我们那个又黄又瘦的小群吗？简直是圣诞节橱窗里的娃娃！妈妈激动地叫了声：“小群，我的女儿！”伸手就要抱她。
谁知这粉妆玉琢的娃娃小嘴一瘪，哇的一声竟然哭了。贝夫人赶紧颠着她：“怎么了，宝贝儿？”
我六亲不认地用带着肉窝窝的小手指着妈妈的头发，嘴里含含混混地：“怕，怕。”
妈妈鄂然了，到是爸爸脑子快：“啊，我明白了，她是看你的黑头发奇怪呀，哈哈哈哈！”
妈妈可没笑，她再次伸出手：“不怕，不怕啊，我是你妈妈。”
我老大不情愿地扭了扭屁股，然后干脆转过脸搂着贝太太的脖子，不肯再回头了。妈妈顿时泪如泉涌。众人纷纷安慰着她：“一会儿熟了就好了。”她这才止住了泪，开始细细的打量女儿。
馋猫似的我与爸爸、贝太太。（1943年）（节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