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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小小说发展的根源,是深埋在作者意识中的“小” | 观点




作家冯骥才曾说,中国的小说大厦,是靠四个柱子支撑起来的,一个是长篇,一个是中篇,一个是短篇,一个就是小小说。这是他多年前在“中国郑州·第二届小小说节”上做的总结。他之所以在7月12日于河南郑州举行的“冯骥才《俗世奇人》研讨会”重申这一观点,或许是因为小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还没得到足够的重视,或许还因为读者对小小说文体特点的认识依然付之阙如。



重要的是写出关键情节

事实上,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受邀主编的《大陆小小说选》的序言里,冯骥才就曾表示,小小说是一个独立的文学样式。他当时不用品种或题材,而是用“样式”这样的词,就是为了说明小小说不是作为长篇和中篇的下脚料而存在,它有自己独立的文学价值和艺术价值。“小小说既然是独立的,它一定有自己的艺术特性,有独立的取材的方式,结构的方式,艺术的方式,包括评价的方式。”


《俗世奇人》插图  冯骥才 绘


以冯骥才的理解,如果说长篇小说是一个海,中篇小说是一条河流,短篇小说是一方小小的池塘,那么小小说就是一朵浪花,但这朵浪花不是从海、河流和池塘里面跳出来的,它是从生活里跳出来的,就是说小小说作者对于生活得有一个另外敏感的方式,被那个敏感触动了,就获得了一个写小小说的契机。


这个契机是什么?在冯骥才看来,就是一个情节。但一般而言,小说无论长中短篇都需要情节,小小说有什么特别之处?他认为,小小说的情节不同于一般的情节,它应该是一个关键的情节。他举例说,欧·亨利小说《麦琪的礼物》里面两个人的关系,一个背着他的妻子卖掉了他的表链,一个剪掉她的头发给他买表链。 “这样的情节,是非凡的,绝妙的,至关重要的,有此就成功没此就失败的,感人至深,同时又寓意深刻的。要是抓到了这样的情节,就是抓到了小小说的命门。所以,写小小说,很重要的就是要写出关键的情节。”


而体现在《俗世奇人》上,所谓关键的情节,还因为他笔下的人物融合了传奇性。该小说以天津方言与古典小说的白描技法为基础,以智慧幽默与生动传神的文笔呈现出了36个鲜活、生动、活灵活现、匪夷所思的传奇人物。在冯骥才作品研究专家祝昇慧看来,冯骥才把他笔下的能人都往奇上写,同时在语言上又非常讲究,这种讲究体现为一种节制。这种非同一般的驾驭和控制能力,使得他在小小说这么小的螺蛳壳里做起了大的道场。


在评论家胡平看来,冯骥才作品的这个“小”,实则是高度的浓缩。这些小小说篇幅确实短,但内容是充溢的。这就给创作者提出了一个题材和体裁的关系问题。现如今,很多作家喜欢把作品往长里写,因为写长了不吃亏。但在我们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里,一个好作家就得有让自己亏,让读者赚的精神,才能写出好作品。“《百年孤独》够浓缩吧,马尔克斯把一百年浓缩到并不厚的一本书里,要换个作家写,不知道要写多长。所以,不浓缩能成为精品吗?冯骥才就有这么一种让人敬佩的,把小说往浓缩里写的精神。”


俗世奇人之《黑头》

冯骥才


这儿说的黑头,可不是戏曲里的行当,而是条狗的名字。这狗不一般。


黑头是条好狗,但不是那种常说的舍命救主的“忠犬、义犬”,这是一条除了牠再没第二的狗。


牠刚打北大关一带街头那些野狗里出现时,还是个小崽子,太丑!一准是谁家母狗下了崽,嫌牠难看,扔到这边来。扔狗都往远处扔,狗都认家,扔近了还得跑回来。


黑头是条菜狗——那模样,说牠都怕脏了舌头!白底黑花,花也没样儿,像烂墨点子,东一块西一块;脑袋整个是黑的,黑得看不见眼睛,只一口白牙,中间耷拉出一小截红舌头。不光人见人嫌,野狗们也不搭理牠。北大关挨着南运河,码头多,人多,商号饭铺多,土箱子里能吃的东西也多。野狗们单靠着在土箱子里刨食就饿不着。可这边的野狗个个凶,狗都护食,不叫黑头靠前。故而一年过去,牠的个子不见长,细腿瘪肚,乌黑的脑袋还像拳头那么点儿。


北大关顶大的商号是隆昌海货店,专门营销海虾河蟹湖鱼江鳖,远近驰名。店里一位老伙计商大爷,是个敦敦实实的老汉,打小在隆昌先当学徒后当伙计,干了一辈子,如今六十多岁,称得上这店里的元老,买卖水产的事儿比自家的事儿还明白。至于北大关这一带市面上的事,全都在他眼里。他见黑头皮包骨头,瘦得可怜,时不时便叫小伙计扔块鱼头给牠。狗吃肉不吃鱼,尤其不吃生鱼,怕腥;但这小崽子却领商大爷的情,就是不吃也咬上几口,再朝商大爷叫两声,摇摇尾巴走去。这叫商大爷动了心。日子一久,有了交情,模样丑不丑也就不碍事了。

一天商大爷下班回家,这小崽子竟跟在他后边。商大爷家在候家后,道儿不远,黑头一直跟着他,距离拉得不近不远,也不出声,直送他到家门口。


商大爷的家是个带院的两间瓦房。商大爷开门进去,扭头一看,黑头就蹲在门边的槐树下边一动不动瞧着他。商大爷没理牠关门进屋。第二天一天没见牠。傍晚下班回家时,黑头不知嘛时候又出来了,又是一直跟着商大爷,不声不响送商大爷回家。一连三天,商大爷明白这小崽子的心思,回到家把院门一敞说:“进来吧,我养你了。”黑头就成了商家的一号了。


邻居们有点纳闷,商大爷养狗总得养条好狗;领野狗养,也得挑一条顺眼的,干嘛把这么一个丑东西弄到家里?天天在眼皮子底下转来转去,受得了吗?


商大爷日子宽裕,很快把黑头喂了起来,个子长得飞快,一年成大狗,两年大得吓人,牠那黑脑袋竟比小孩的脑袋还大,白牙更尖,红舌更长。牠很少叫,商大爷明白,咬人的狗都不叫,所以从不叫牠出门,即便牠不咬人,也怕牠吓着人。


其实黑头很懂人事,牠好像知道自己模样凶,决不出院门,也决不进房门,整天守在院门里房门外。每有客人来串门,牠必趴下,把半张脸埋在前爪后边,不叫人看,怕叫人怕,耳朵却竖着,眼睛睁得挺圆,决不像那种好逞能的家犬,一来人就咋呼半天。可是一天半夜有个贼翻墙进院,牠扑过去几下就把那贼制服。牠一声没叫,那贼却疼得吓得唧哇乱喊。这叫商大爷知道牠不是吃闲饭的;看家护院,非牠莫属。


商大爷常说黑头这东西有报恩之心,很懂事,知道怎么“做事”。商大爷这种在老店里干了一辈子的人,讲礼讲面讲规矩讲分寸,这狗合他的性情,所以叫他喜欢。只要别人夸赞他的黑头,商大爷辄必眉开眼笑,好像人家夸他孩子。


可是,一次黑头惹了祸,而且是大祸。

那些天,商大爷家西边的厢房落架翻修,请一帮泥瓦匠和木工,搬砖运灰里里外外忙活。他家平时客人不多,偶尔来人串门多是熟人,大门向来都是闭着,从没这样大敞四开,而且进进出出全是生脸。黑头没见过场面,如临大敌,浑身的毛全竖起来。但又不能出头露面吓着人,便天天猫在东屋前,连盹儿也不敢打。七八天过去,老屋落架,刨糟下桩,砌砖垒墙,很快四面墙和房架立了起来。待到上梁那天,商大爷请人来在大梁上贴了符纸,拴上红绸,众人使力吆喝,把大梁抬上去摆正,跟着放一大挂雷子鞭,立时引来一群外边看热闹的孩子连喊带叫,涌了进来。


黑头以为出了事,突然腾身蹿跃出来,孩子们一见这黑头花身、张牙舞爪、凶神恶煞般的怪物,吓得转身就跑。外边的往里拥,里边的往里挤,在门里门外砸成一团,跟着就听见孩子又叫又哭。


商大爷跑过去一瞧,一个邻居家的男孩儿被挤倒,脑袋撞上石头门墩,开了口子冒出血来。邻居家大人赶来一看不高兴了,迎面给商大爷来了两句:“使狗吓唬人——嘛人?”

商大爷是讲礼讲面的人,自己缺理,人家话不好听,也得受着。一边叫家里人赔着孩子去瞧大夫,一边回到院里安顿受了惊扰的修房的人。


这时,扭头一眼瞧见黑头,心火冒起,拾起一根杆子两步过去,给黑头狠狠一杆子,骂道:“畜生就是畜生,我一辈子和人好礼好面,你把我面子丢尽了!”


黑头挨了重重一击,本能地蹿起,呲牙大叫一声,那样子真凶。商大爷正在火头上,并不怕牠,朝牠怒吼:“干嘛,你还敢咬我?”

黑头站那儿没动,两眼直对商大爷看着,忽然转身夺门而去,一溜烟儿就跑没了。商大爷把杆子一扔说:“滚吧,打今儿别再回来,原本不就是条丧家犬吗?”


黑头真的没再回来。打白天到夜里,随后一天两天三天过去,影儿也不见。商大爷心里觉得好像缺点嘛,嘴里不说,却忍不住总到门外边张望一下。这畜牲真的一去不回头了吗?


又过两天,西边的房顶已经铺好苇耙,开始上泥铺瓦。院门敞着,黑头忽然出现在门口。这时候,商大爷去隆昌上班了,工人都盯着手里的活,谁也没注意到牠。


黑头两眼扫一下院子,看见中间有一堆和好的稀泥,突然牠腿一使劲,朝那堆稀泥猛冲过去,“噗”地一头扎进泥里,用劲过猛,只剩下后腿和尾巴留在外边。这一切没人瞧见。


待商大爷下晌回来,工人收工时,有人发现这泥里毛糊糊的东西是嘛呢,拉出来一看,大惊失色,原来是黑头,早断了气,身子都有点发硬了。它怎么死在这儿,嘛时候死的,是邻居那家弄死后塞在这儿的吗?


大伙猜了半天说了半天,谁也说不清楚。半天没说话的商大爷的一句话,把这事说明白了:“我明白牠,牠比我还要面子,牠这是自我了结。”随后又感慨地说,“唉,死还是要死在自己家里。”


最有可能缺失的是文学性


小小说确实应该讲究精品意识。用冯骥才的话说,小小说不绝不写,“绝”就得有一个绝的情节,就得要选择特别好的细节,就得用讲究的语言,就得百般锤炼。而在他看来,更为重要的一点是,小说不论长短,都得写出文学性。而小小说写作,最有可能缺失的就是文学性。


冯骥才理解的文学性,自然在于小小说要有非常好的细节,细节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形象性。他举例说,契诃夫在跟高尔基的通信里说,写一个人坐在草地上,如果就这么直白地写,没什么意思。写一个人头发蓬松的、疲惫的坐在被行人的脚踏得往一边倒的草地上,那就形象了。“所以,契诃夫说,写一句话就得让人立刻看见这个环境,看见这个空间,这个人物才能立得起来。”


就主题层面而言,小小说的文学性,近乎中国文化语境里特有的“意”字。冯骥才举例说,有一回他和陆文夫同游苏州园林。陆文夫对他说,苏州园林的走廊到头一定不是墙,一定是一个窗口,透过窗户又是一个风景,它绝对不是一层的。由此,冯骥才联想到,小说的这个“意”就像桃核一样,你剥去桃皮以后,里面还有一个桃核,把桃核砸开以后,里面还有另外滋味的桃仁。“小说如果是一层的,就是你的意念是问答式的。好的小说一定有几层的主题,绝对不是一层的主题。好的小小说同样如此,它必须是一个琢磨不透的,言有尽意无穷的东西。”  


当然,小小说能否达到这个境界,还有一个重要前提是能否出新。以小小说作家胡炎的理解,小小说开启读者对陌生生活领域的体验和认知,当然是好的。题材的独特性和陌生化常常能激起读者的好奇心和探求欲。但对陌生题材的占有绝非易事,因为大多数人的生活环境大同小异,这就要求写作者在熟悉中寻找陌生,在常态中捕捉异质性。而即使在题材和角度上不能出新,胡炎认为,小小说也可以在细节上出新。“细节是作品的生命。如果一个你平素熟视无睹的人突然引起了你的注意,那一定是他身上出现了不同于既往的细节。” 他表示,在处理一个成色不错的题材时,如果故事很难跳出读者的阅读经验,按照常规套路也很难满足读者的审美预期,小小说作者也不妨在形式上下功夫,寓言、荒诞、意识流等诸种艺术手法都可以借鉴,结构、语言也要尽可能做多种尝试。


《俗世奇人》插画

冯骥才 绘


当然,所谓的新也可以是推陈出新。就像胡炎所说,题材出新一定程度上就是制造间离效果,以历史题材而言,由于岁月的间离,人物、故事、场景都或多或少给予我们一定的新鲜感,他们的命运遭际因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而承载了不同于当代的历史内涵,这需要小小说作者有研究历史的执著和拷问历史的勇气。小小说作家张晓林从人性角度写历史上的书法家,写的是真人真事,却会因时间的阻隔,加之赋予了当代性的理解,让人觉得新鲜。小小说作家相裕亭近年也着力于“旧事”创作,让“旧事”翻新,让旧事更加旧事化,他还把当今错综复杂的新鲜事物,放到旧事里去写,写得像旧事一样真。这无疑有助于突破小小说常是取材于现实生活而造成的同质化倾向,为小小说独辟蹊径提供了一种可能性。


某种意义上说,《俗世奇人》写的也是清末民初天津卫的旧事。这并不是说冯骥才热衷于搜罗旧题材,而是受了一次出访的触动。2000年,冯骥才到法国去做民间文化遗产的调查。在为时几个月的时间里,有一次他遇见了法国年鉴学派的一个学者。这个学者对他说,一个地域人的集体性格,在某一个历史阶段表现得最充分。冯骥才想到,如果说上海人地域性格表现最突出的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北京人是清末,那么天津人则是清末民初这一时间段。“因为这正是天津新旧交替、华洋杂处的时代,天津人集体性格更为突出。”


而他写《俗世奇人》,与天津老城遗产保护的过程,有一时期是重合的。在祝昇慧看来,冯骥才在这个过程中,内心会有一种与现实抗争的东西,他把这样一种内心的活动融入到这部作品当中。他向历史寻求答案,为的是增进对于现实问题的思考。“读《俗世奇人》,我们可以感受到他在现实和历史之间这种不断的反复。作为一个有非常自觉的历史观的作家,冯骥才无论在从事民间文化遗产抢救中,还是在这部小说的写作中,都贯穿了一个思想,就是记录历史。”


这样的记录,对于冯骥才来说,更可以说是记录天津人的集体性格。他说,鲁迅写孔乙己,实际上是把中国人集体的共性作为孔乙己的个性来写。“实际上,孔乙己在生活里是没有的,但是我们看完这个小说以后,却能在这个小说里看到自己的某一点影子和基因,这是《孔乙己》绝的地方。”《孔乙己》另一个绝的地方,在冯骥才看来,在于对地方语言的运用。如果说鲁迅在人物对话上突出了地方色彩,冯骥才则着力于让小说的叙述语言更有天津味。“所谓天津味就是天津人的幽默、细腻、机警、干脆、火辣,把天津味糅合到叙述语言里,就形成了一个整体。因为小说短,地域特点会更强烈,更有冲击力,更能成为一个整体。如果叙述语言和对话语言分得太清楚了,这小说就支离了,就分散了。”


这同时也是让胡平特别感叹的地方,冯骥才在《俗世奇人》里,用各种艺术手法把笔下人物的性格写绝了。“我觉得大多数小说还是应该重视写性格,因为读者读小说的理由之一就是读性格,性格本来就是人的客观属性,是区别个体的重要特征。但现在很多作家不写人物性格了,认为写性格对于小说来说已经过时,性格写多了会影响小说的表达,这不能不说是很大的遗憾。”


冯骥才


小小说需要往大处下功夫


事实上,就像冯骥才说的,小小说一切的特点、一切的性质都是被它的短,它的小逼出来的,但这并不是说小小说非要往小里写,恰恰相反,它需要往大处下功夫。而小小说的独特之处,就是体现在这“小”和“大”的张力上。


这就能理解作家陈建功为何特别强调冯骥才之所以写出《俗世奇人》这样的小说,源于他丰富的素养。“不说他博古通今吧,但他的确在各方面都有很深的积累,并由这些积累,生发出自己博大的艺术世界。”也因为此,评论家王守国赞赏在《俗世奇人》里,冯骥才达到了一种境界,一种读透社会这本大书之后,百炼钢化作绕指柔而达到的艺术境界。“从这个看似很轻松、很幽默的文本中,能见出冯骥才的大爱和大智慧,他对这个社会有一种不同寻常的洞察力。”


而冯骥才的大爱,很重要的一方面在于他有深厚的民间意识。就如祝昇慧说的,从《俗世奇人》里能看到,冯骥才对天津卫这个地域里三教九流人物的喜爱和理解,但他并没有丢掉精英意识,或者说他正因为融汇了精英意识和民间意识,才得以对天津这个地域的集体性格有深刻的洞察。而在艺术风格上,冯骥才也融汇了《聊斋志异》等中国古典小说的神韵,及西方文学的现代意识域创作技法。他在《俗世奇人》里创造性地将故事性、传奇性、思想性、艺术性、趣味性融为一体,为市井百姓立传,拓展了中国当代笔记体小说的新境界。


也是在这个意义上,小小说作家葛成石表示,小小说尽管小,却离不开大生活和大阅读。小小说作者不宜固守一方小天地,还有自己对有限人生的一点点小思考、小体验、小情绪,也不宜只读小小说,而是要从其他体裁的作品中吸收营养。“如果说有什么会制约小小说这种文体,那就是深埋在写作者意识中的‘小’字。因此,更应该看到成就小小说两个‘小’字后面的‘大’字。”


同日还举行了第16届《小小说选刊》优秀作品奖颁奖典礼。《俗世奇人新篇》(冯骥才)、《对手》(奚同发)、《小马倌儿》(申平)等15篇作品获优秀作品奖,《连语言似乎都是多余的》(周涛)等15篇作品获佳作奖。《安装工小马》(王剑冰)、《唱石头》(张港)等30篇作品获同期揭晓的《百花园》2015—2016年度优秀原创作品奖。7月13日举行了“小小说新论坛:内容创新与载体创新”等活动,会议由小小说传媒董事长、总编辑任晓燕主持,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小说作家、评论家、编辑家40余人参与研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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