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忧”的丁,解释为“当”,也就是遭遇的意思,所以字面上讲,丁忧就是遭遇忧伤。实际上,这个词不会泛指一般的忧愁伤心,和小老百姓也没什么关系。多数时候,丁忧是指父母去世,官员就要回家奔丧并守孝三年。
唐宋以后,尤其是宋以后,朝廷对丁忧的态度,和汉朝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汉朝是朝廷不要求官员守丧,但到了东汉,官员常主动要求守丧。唐宋以后是朝廷立法规定,官员需要守丧,但经常有官员想逃避守丧。
从汉朝到清朝,理论上讲都是尊崇儒家思想的,对孔夫子的教诲,态度差别怎么就那么大呢?
赞美的人,说宋以后对孝道的理解越来越精深,所以丁忧制度就严密了;批判的人,则说宋以后中国社会越来越缺乏活力,才会这么强调“三年之丧”这个蠢规矩。
但也可以有个更庸俗的解释:官场资源僧多粥少,借着丁忧,可以趁机要求一批人给另一批人腾位子。

秦汉时代,是中国官僚制度初创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官僚体系:看缺陷,是有些地方规定得不细,奖惩制度都比较简单粗暴;好处,则是简洁明快,通常是因事设岗,也就是大多数官员都有比较实在的工作,也没有大量的候补官员。这种情况下,有人丁忧离职,怎么找人接替他的工作是个麻烦。
宋以后就不同了,官僚系统不断膨胀,因人设岗的情况越来越普遍。尤其是有了科举制度这样稳定的选官体系之后,也就意味着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产生一批有当官资格的人。取得做官资格的人排队等官做,叫作“补缺”,但朝廷哪有那么多“缺”给他们?今人很容易觉得,三年之丧的很多规定,显得非常多余,但重要是,大多数官员也很多余啊。
要缩短等候补缺的队伍长度,最简单的办法是减少科举的录取名额,还有减少科举以外的入仕途径。但这么做的话,显而易见会引爆舆情,骂声一片。但要求官员丁忧就不同了,这件事完全符合儒家的价值导向,说起来义正词严,而又能创造一批的官位空缺。

宋仁宗时代是科举制度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丁忧制度大发展的时期,这个时代的一份文件,就很能说明问题:
今执事盈庭,各务简见,况无金革之事,中外之官不缺,(夺情)不可习以为例。望自后并依典礼,三年服满,得赴朝请。(《宋会要辑稿·职官七七》)
大意就是,官员队伍人很多,事儿很少,让他们回家给去世的父母尽孝吧。不便明说的理由大概是:你去守丧,空出来的岗位我可以安排给其他人,反正说实话,科举出身的官员对怎么处理行政工作,大多数人都挺业余的,谁干不是干?
虽不能说各生欢喜,但确乎是一别两宽。
所以我们看到,历朝历代,对文官丁忧的要求,总是比对武将严格得多,到了明代,甚至明确规定,不许武臣丁忧。一方面,这是偃武修文的文化氛围里,默认对武将的道德要求可以比对文臣低一些; 另一方面,大量过剩的情况也仅存在于文官队伍里,武将更强调专业性,要是前线有战事,突然指挥官要去守丧,引起的麻烦要大得多。事实上,明太祖之所以明文规定不许武将守制,也正是担心他们借亲丧为名,逃避战事。
医官、外交人员、各地方处理具体行政事务的职事官,这些工作具体,高度依赖专业技能和经验的岗位,实际上也都不提倡丁忧。

而对庞大的文官队伍来说,丁忧也是个可以接受的结果。要突然中断仕途,固然是重大损失,但是 第一,守丧期间,在职官员的权力你是没有了,但行政级别还在,待遇也还可以领一些(不同时代不一样,官员级别不同不一样,具体说的话非常复杂),翻检各种文献,可以发现官员们对守丧期间日子的艰难,抱怨是铺天盖地,但抱怨得凶,正说明远不到掀桌的地步; 第二,你丁忧别人也要丁忧,如果看见你讨厌的人丁忧了,幸灾乐祸的快感,可以补偿很多损失;更重要的是:如果是更高级的官员丁忧了,对下面的人来说,可能意味着升迁的机会。
所以,丁忧守制,成了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个结果。
由此又可见,一套规矩不管本来多没有意义,但它既然被赋予了神圣性,那就会慢慢附着上错综复杂的利益,于是大家也就越发觉得它神圣不可侵犯了。
摘自 | 《领导文萃》2023年7月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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