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朝的文官制度比较完备，国家有一套规范的选官任官体系。理论上来讲，平民阶层和上流社会都有机会进入国家官员队伍（指有品级的官员，不是打杂的吏员）。其基本途径有二，一是科举制，这是平民阶层进入官场的基本途径，和当今考公务员差不多。科举入仕的官员来自民间，读书比较多，素质相对较高。大宋朝很多名臣如寇准、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苏轼、文天祥、蔡京、秦桧等，都是通过科举考出来的官。二是任子制，即恩荫，也可以理解成世袭制的变种。任子制自汉代就有，宋代极盛，中高级官员根据他们的级别、功勋、恩宠程度，其子孙、兄弟、亲属、甚至幕僚门客，都可以通过恩荫途径入仕，名臣吕端、陈执中、贾似道等都是任子出身。但是宋人重名，一些有才学的官员宁愿自己的后辈以科举入仕，而不走任子一途，如欧阳修、王安石、秦桧的儿子，都是通过科举入仕的。
唐朝的科举每年都有，宋代中前期延续唐朝的做法。但是因为开销巨大，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开始，定为三年一大比，每科取士数百人。这样平均下来，每年通过科举入仕的官员，也就二三百人，数量还是比较少的。任子制就不同了，由于官员基数庞大、恩荫范围扩大、以及恩荫名目繁多等原因，任子人数很快就远远超过科举入仕的人数。即便官员退休了，也可以通过“致仕荫补”的方式，让自己的子孙成为政府官员,有财政饭吃。这样一来，政府官员的基数也就越来越大，冗官成为大宋朝的弊政之一。
政府官员数量庞大，但是实缺并没有相应地增多。科举出身的官员有才干，任子出身的官员有背景，而国家提供的职位毕竟有限，不可能人人都满意。怎样获得比较好的职位？怎样才能尽快得到升迁？这成为官员进入官场以后面临的首要问题。于是出现了一种由来已久，但是大宋朝尤甚的现象：奔竟。
奔竟就是奔走竞争的意思。竞争什么？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官员奔竟，自然是职位和利益了。东晋史学家干宝《晋纪总论》云：“悠悠风尘，皆奔竞之士。列官千百，无让贤之举。”说的就是这种千军万马奔走竞争的官场景象。南宋有个文学家叫洪迈，他写的《容斋随笔》生动细致地描写了一幅非常形象的奔竟图。
宋代有个大奸臣叫蔡京，二十三岁那年（熙宁三年）与他的弟弟蔡卞同登进士榜，蔡京还是那一年的状元。兄弟二人名气很大，都做过宰相一级的高官，都是史上最著名的书法家。而蔡京的出名，除了书法家的身份之外，还由于他是宋朝第一个权臣，著名的“六贼”之首（指宋徽宗年间蔡京、朱勔、王黼、李彦、童贯、梁师成六个奸臣）。蔡京先后四次任相，时间长达十七年之久。政和二年（1112年），退休不到两年的蔡京被宋徽宗任命为太师，为三公（太师、太傅、太保，同为宰相）之首。因其年迈（65岁），命三日一朝以示恩宠，平时可以在家办公。洪迈记录的这件事，应该发生在政和七年（1117年。史料记载，薛昂政和七年为门下侍郎，而蔡卞就死于这一年）。
一天，蔡卞带着一位叫吴说的亲戚来拜见蔡京。大家坐在偏房里议事，屋里放着一张桌子和笔砚纸张。蔡卞提到常州“教授某人”很长时间没有得到提拔，说：“自从登科以来做教官，至今只是一个有官名无职事的散官朝奉郎。”蔡京问：“给他个什么官呢？”蔡卞说：“给他个提学吧（掌管学政、科举事务，相当于教育局长）。”蔡京便随手取过一张纸，写上了那个人的名字和“提举学事”字样，空出任职的路（相当于省份），回头问：“到哪里去任职？”蔡卞回答：“他们家很穷，必须要到一个收入丰厚的地方去。”于是蔡京在空白处填上“河北西路”，交给一名老兵拿出去。说话间，一个士兵拿着一封信和一只紫色的匣子进来，看过信方知是福建转运判官、直龙图阁郑可简（转运判官是转运使下的属官，直龙图阁是一种虚衔）进献的新茶。蔡京很高兴，马上就在信封上写“秘撰运副”（即转运副使）四字交给来人。蔡卞这才开始说起吴说的事：“他是吴安忠司谏的公子，很有才能。而且是王逢原的外孙，与舒王（王安石）的夫人还是姻亲。他的母亲年事已高，想求一个京城的官职。”蔡京问：“他想好去哪里了吗？”回答说：“打套局（管理宫廷采购事务）正好缺人。”于是蔡京又写了张纸条让人拿出去。吴说进京后住在堂姐家里，离开蔡府后回到堂姐家，把所见所闻告诉了堂姐夫薛昂，惊叹蔡京任命官员竟如此干脆利落。在门下省任门下侍郎的薛昂说：“这没什么，那三个任命已经通过门下省审议下发了。”
洪迈的年龄比蔡京小很多，蔡京死的那年他才三四岁。他的父亲洪皓是政和五年（1115）进士，据说当时王黼、朱勔两个奸臣都想招他做女婿，被他借口回绝了，为此长期得不到重用。按时间推断，洪皓与蔡京曾经同朝为官，对其为人、行事应该有所了解。洪迈是晚辈，此事应该得自洪皓之口。从叙事角度和次序分析，这件事无疑是从吴说那里传出来的。故事里提到第一个被任命的“教授某人”是科举入仕，应该有些才干。也许是本人或者后人做了大官，亦或是与洪家有些渊源，被洪迈故意隐去了名讳。此人打通了蔡京弟弟蔡卞的关节，获得了一路（省）主管教育、科举事务的重要职务，今后肯定会财源滚滚、大发其财了。第二个得到任命的是郑可简，他是福建转运使下面的办事员。转运使掌管一路财赋和政府采购，也兼管民事，权力很大。转运判官是协助转运使做具体工作的小官，只相当于现在的处科级干部。郑可简应该没什么门路，家里也没有多少钱。但是他一心向上爬，于是便“靠山吃山”，每年将福建本地上好的茶叶进献给蔡京取媚。当时京城士大夫讲究“斗茶”，上好的茶叶一斤值二十两黄金。蔡京算是雅士，总能及时得到最好的茶叶，自然也不会亏待郑可简，于是提拔他做转运副使，成了有实权的官。有史料记载，郑可简因贡茶有功，被宋徽宗任命为福建路转运使，而且争名夺利，官声不佳。第三个得到任命的吴说有点来头，他的父亲吴安忠是在职的司谏（谏官），官职不高但是有话语权，一般大臣都要礼让三分。他的堂姐夫是新任命的门下侍郎薛昂，是相当于副宰相的高官。这两个人的面子蔡京是一定要买的，于是让蔡卞将他带来见一面，无非是拉拉关系、笼络一番，将来好为己所用。根据史料，吴说没有做过高官，以书法著称，其小楷号称宋时第一，得到过宋高宗赵构的夸奖。
从这段史实我们不难看出，所谓奔竟就是跑官，进而引申为买官、求官。科举也好，任子也罢，要想尽快得到任命，要想获得一个比较理想的职位，就必须要想方设法去跑，去投机钻营。有钱的拼银子（如“教授某人”），有势的拼关系（如吴说），没钱没势的就想方设法去蝇营狗苟（如郑可简），托关系找门路，不顾廉耻，卖身投靠。蔡京、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这些权臣当道的时候，正是大宋朝奔竞之风最烈、吏治最混乱的时期。一方面，下级官吏要升官发财，最好的办法是傍上权臣，背靠大树；另一方面，权臣要控制局面，需要奔竞之士供其驱策，以为鹰犬。权臣与奔竟上来的官吏结合起来，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他们结党营私、党同伐异、排斥异己、陷害忠良。岳飞被构陷致死，文天祥长期受压抑(文天祥二十岁中状元，因不肯党同贾似道，三十七岁就被迫致仕)，无不与权臣利益集团的迫害与压制有关。
当国之栋梁无法在朝廷立足，宵小之辈窃据高位之时，国家政权必然会迅速地腐朽、崩塌。曾经创造灿烂文明的大宋王朝，已经是日薄西山，日暮途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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