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也有“后事从简”

　　不少时候在电视上都能看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逝世前，往往立下遗嘱，其中“后事一切从简”的愿望经常出现其中。这展现了革命先辈一如既往的艰苦朴素品质和勤俭节约精神。其实，“后事从简”并非由现当代人最先倡导，在我国古代，贫苦百姓而外，富贵人士中也有主张丧事从简者。

　　儒家伦理支配的传统中国，有一个专门的名词来表达“后事从简”，便是“薄葬”。薄葬观念最早起于何时，无从可考，孔子堪称第一位践行薄葬的古代名人。据《史记·颜无繇传》记载，孔子爱徒颜回死后，颜回的父亲、同样为孔子之徒的颜无繇家徒四壁，拿不出额外钱财为儿子办理丧事。颜无繇便求老师帮忙，请求孔子把自己的车子卖掉，换些钱财来作为颜回的丧葬费用，不料被老师拒绝。孔子对颜无繇说：不论有才还是无才，死者都是我们自己的亲儿子。我的儿子孔鲤去世后，下葬时只有棺而没有椁，我不能卖车步行而为儿子买椁，因为我曾为大夫，是不能以步代车的。

　　孔子为大夫，而孔鲤、颜回为大夫以下的士，按照“士（棺椁）不重，但用大棺”的丧葬制度，孔鲤与颜回理当以棺而葬。众所周知，孔子独子孔鲤先孔子而亡。孔子埋葬儿子孔鲤时，只用棺材而没有在儿子棺材外面再套上一层套棺（即“椁”）。白发人送黑发人，痛惜之余理当厚葬爱子及爱徒，而孔子却严格遵循古代礼法，坚持不肯越雷池半步，以较为简约的丧礼，为爱子和爱徒办理了后事。

　　我国古代皇帝乃九五之尊，但其中不乏倡行节约、推崇“后事从简”之君。较为突出者，当首推汉文帝刘恒。

　　据《汉书》记载，汉文帝一生勤俭节约。一次，他欲建立一座露台。召来相关官员预算支出，工匠认为花销约为“百金”。百金，在当时相当于中等民户十家的全部家产。其实对于一个富有天下的帝王而言，西汉国库绝对能拿得出这笔工程费用，但汉文帝却认为数目过大，终不肯动工修筑。他曾对殿下官员解释道：我承袭先帝高祖皇帝的宫室并用之，尚且还常常感到羞愧不已，怎么还敢去耗费资产建设露台呢？汉文帝的一位慎夫人通常“衣不曳地，帷帐无文绣”，慎夫人也因从简而深受文帝宠幸。

　　汉文帝还是历史上首倡薄葬的一位帝王。他生前立有遗旨，规定丧礼一切从简。遗旨中指出：我去世之后，全天下的百姓只需为我守孝三日即可，三日后便可以释去丧服。办丧事期间，不要禁止妇女出嫁，也不要禁止百姓饮酒食肉。按照习俗所必须的丧事服临者，都统统取消掉。绖带的长度不要超过三寸。丧事所需布车、兵器以及征发百姓进入宫殿大哭等程序一概取消。殿中当临者，都以每天早晚各十五举音为限，丧礼结束后即罢去。除去早晚临殿而哭，其他时间也禁止人们前来哭丧。

　　除此而外，汉文帝又规定，他的陵墓（即霸陵），里面仅用一些瓦当等简易器物来做陪葬品，他还禁止臣民将金银铜锡随其葬入地下。霸陵依山而建，不另起地上封土，这也节省了民力。更始三年（25年），赤眉军攻入长安城后，发掘西汉诸帝陵。因汉文帝和汉宣帝倡节俭，风传他们陵墓的陪葬品较为贫乏，故唯独霸陵和汉宣帝杜陵躲过一劫，并未遭到起义军的疯狂破坏。然而不幸的是，之后霸陵还是遭到了破坏。西晋时期，饥民从霸陵中就获得了不少的奇珍异宝。事实上，汉文帝驾崩以后，他的后继者还是以相对比较体面的葬礼为他办理了丧事。

　　赤眉军的掘墓行为让东汉光武帝刘秀痛心疾首的同时，也从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在光武帝看来，帝王薄葬不仅是发扬美德、珍惜资源的必要，更是出于防止陵墓被盗的考虑。故光武帝临终同样嘱咐臣下，丧礼从简，“皆如孝文皇帝制度”。受汉文帝、光武帝的影响，东汉其他帝王也曾有过薄葬的诏令。

　　魏文帝曹丕也是以遗诏形式，详细规定了自己的葬礼规模，他同样奉行了薄葬原则。曹丕缘何这样安排自己的后事？这主要受了其父曹操的影响，父子二人皆是出于防止陵墓被盗的考虑。相传，曹操出殡时，有七十二口棺材同时从四面抬出，分别埋到了不同的地方，以防止来日被盗。这个说法来源于文学作品《三国演义》，本不足为信。但后世人们却宁愿相信这是事实，因为这最符合曹操多疑的性格。事实上，曹操生前曾有遗训，嘱咐后人将自己从简埋葬。之所以这样做，大概也是他有感于战乱之际大批帝王陵墓都遭到惨痛破坏，担心将来自己也有暴尸野外、骸骨四散的可悲下场。

　　最值得人们惊奇的是，在2009年年终，我国考古人员终于确定了曹操墓的准确位置。是年12月27日，曹操墓考古发现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宣布曹操墓位于河南安阳县安丰乡西高穴村。到此曹操墓的千年疑团终于被破解。从曹操墓出土文物来看，其后人并没有严格执行曹操薄葬的遗愿，其坟墓规格仍可被目之为一贵族墓地。

　　在个人丧事的生前安排中，有一位帝王的薄葬原则较为特殊，他便是明英宗朱祁镇。明英宗算不上是一个好皇帝，他不仅宠信宦官，是非颠倒，而且还曾被北方瓦剌政权俘获，以天子之尊而做了瓦剌俘虏。不过，英宗遗嘱不以后妃殉葬，倒也为他争得了不少美赞，这也算是他的英明之举。英宗以前，明朝历代君主驾崩后都要有大批嫔妃（生有子嗣者和皇帝钦点免死者除外），按制殉葬先皇。明英宗临终前善心大发，与他的前任相比，他也算是一位别样的倡导薄葬之帝王。

　　历代后妃中，唐太宗长孙皇后是一位主张薄葬的高尚女性。长孙皇后病危之时，曾向丈夫唐太宗表达了薄葬的心愿。太宗应允，并决定把薄葬当作定制，要求后继之君认真效法。唐太宗夫妇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出于避免盗墓贼在自己陵墓上打主意的目的，按照他自己的话，“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因此，唐太宗坚信，只要不在陵墓中充斥那些大吊盗墓贼胃口的金银珠宝，他们便会放弃掘墓抛尸的行径，从而在客观上保证墓主长久地安眠于九泉之下。

　　非但皇室成员，古代要求后代子孙薄葬自己的达官贵人们，也能见诸史书。东汉权后邓太后（汉和帝皇后）身后有一个庞大的外戚家族，但邓家子弟自律性相对较强，邓氏家族成员临终皆遗言薄葬。他们并未因权威显赫而忘乎所以，非但不曾越礼僭制，而且还强调低姿态入土，赢得了世人的普遍赞叹。东汉另一外戚梁商，也曾于病笃之际嘱托自己的儿子梁冀道：我品行操守不算高洁，却能享尽福禄。在世时不能很好地辅弼朝廷，为国家谋福祉，去世之后竟然还要再耗费大量的财物，衣衾饭含匣珠贝之类的东西，对于那把朽骨又有什么益处呢？……待我气绝之后，你们便把我的尸体载至冢舍，即时殡殓即可。殡殓之时，给我穿上以往的破旧衣服就好，不要再裁做新衣服了。坟冢一旦修建完毕，即可将我下葬。如果你们一定要为我祭祀，那么祭品不要用三牲（猪、牛、羊）。梁商以此被从简埋葬。但遗憾的是，梁商的儿子梁冀却未能秉承乃父之恭俭美德，跋扈弄权，目空无人，结果终于为梁氏带来了灭门之灾。

　　东汉省部级高官卢植将终之日，令其子在他亡故后“俭葬于土穴，不用棺椁，附体单帛而已”。东汉另一位朝廷高官赵岐，活了近百岁。老寿星在临终前也嘱托儿子，自己死后不用棺椁，垒砌一个土台子，将自己放置于上，再覆盖以单被，如此便可掩土埋葬。不过，这还真不是丧葬费用最低者。

　　光武帝刘秀的舅舅樊宏在外甥君临天下的时代，曾官至光禄大夫、特进，仅次于最高官职“三公”，爵寿张侯。樊宏不可谓不尊贵，亦不可谓不富有。但他临终却有这么一个愿望：死后薄葬至“一无所用”。也就是说什么棺椁、衣饰、器皿，一概不用，大概也就是死即埋，除身上穿的衣服外，任何物品都不耗费。舅舅的决定令光武帝大为赞服，他在朝廷上拿着舅舅的遗书遍示群臣后说：如今假若我们不顺从寿张侯的意愿，便无法彰显他的美德。况且我在万岁（去世）之后，也打算效法寿张侯而践行薄葬。也就是说，光武帝不但要遵照舅舅的遗愿做，而且自己还要以舅舅为榜样，向他学习。樊宏丧礼之简，或许仅有践行裸葬者可比。

　　汉武帝时，有一个京兆人叫杨贵，字王孙。此人精通黄老无为之学，深晓养生之道，并且“家业千金”，为一富户。杨贵本不愁吃穿，更不愁死后得不到厚葬，但他却执意要求死后一丝不挂全裸而葬。他对后代说：我打算死后裸葬，以实现返璞归真，死后就用布囊裹住自己的尸体，入地七尺以后，就从足部将裹尸布囊既下，以使我的身体得以接触泥土。

　　听罢杨贵的嘱托，他的后人倍感惊奇，内心自然不能接受，打算“默而不从”。但杨贵的后人又感觉若不尊从其命，怎算孝子贤孙？杨贵后人决定请他的好朋友祁侯劝说他改变原有想法。但这并未奏效，杨贵依旧固执己见，不肯妥协。无奈之下，当杨贵去世以后，他的孙子遵照他的意愿，将其裸葬在了终南山下。

　　在《金楼子》一书中，还曾提及一名叫江应元的晋代人，他也是一个全裸而葬者。杨贵、江应元而外，唐代韦庄也是一位践行裸葬之人。不过，他的这种观念并未用在自己身上，而是用在了他早夭的儿子葬礼之上。韦庄是唐朝末期的一大才子，同时也是五代时期的宰辅级政府高官，《唐才子传》中便有关于他的记述。韦庄平日生活极其简朴节约，往往是“数米而炊，秤薪而爨”。也就是说，做一次全家人共食之饭，仅仅用几粒米。就连薪火，送入炉膛之前都要用秤称一下重量，唯恐用多了浪费。

　　据《朝野佥载》记载，韦庄有一个儿子，仅仅活到8岁便夭亡了。他的妻子很是伤心，对爱子的早亡感到万分惋惜。妻子给亡子穿上与当时时节相符的衣服，以备安葬。这原本是为人母者再正常不过的举动了，而韦庄看上去却极不舒服。他推开妻子，又把妻子穿在儿子身上的衣服给扒了下来。他找来一张破凉席，把儿子的尸体给重新裹住。儿子下葬后，韦庄回到家中，他的手中，竟然拿着先前包裹儿子尸体的破凉席。

　　文章来源：《文史天地》第16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