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陈仪在浙江省府主席任上。
当年，二·二八事件造成影响极大。
台海两岸舆情、民情汹涌，倒逼国民政府层层追责。
是以，当追责上不封顶到了台湾最高行政长官之时，陈仪只好递交辞呈。
辞职以后，陈仪懊恼不已，离开台湾来到上海，居住在汤恩伯赠送的位于上海多伦路志安坊35号的一栋小楼。
这是陈仪人生最后一次闲赋岁月。
然而，如同每一个早就该退休的年老高干总是向往坐镇一方，发挥余热，为国为民至死方休一样，闲赋的陈仪终究没有闲赋的心情。
每每回想当初跑到台湾抓一把好牌，最后却打出二·二八事件这个糟糕的结局，陈仪懊恼、后悔、阴郁，更是热衷东山再起。
然而，陈仪从政资源来自日本，等到二战结束日本战败，已经65岁的陈仪从政资源已然枯竭，要想复出，谈何容易。
陈仪深知当时后辈济济，很长一段时间偃旗息鼓在上海过着深居简出的日子，每日埋头读书，偶尔会晤旧部、属下，谈及时政，更是磋叹不已。
然而，闲赋日子不长，陈仪还是等到了复出的机会。
二·二八事件现场新闻照片。
当时，汤恩伯经历抗战、内战，战功累积，为国民政府、蒋介石等倚重，调任陆军总司令。
——就此任职也可侧见，汤恩伯早年启蒙、发迹确属陈仪、何应钦、张治中等人栽培，之后，他以战功升迁陆军总司令，显然是南京方面对他的军事能力的认同。
须知，在1948年底，国军在大陆进行的最后一次军改里，除却处于战争状态的平津、徐蚌、西安战略集团，以及桂系控制下的武汉集团之外，陆军总司令手里，即控制着最后的一个战略重兵集团。
这个重兵集团，便是南京方面为应变京沪杭大战的战略预备队。
某个角度去理解，当时的汤恩伯汤司令，绝非人们想象中的草包司令，而确属蒋介石抱以最后期望的实力派军事将领——至于网络上流传的孟良崮失陷张灵甫，蒋介石用手杖痛殴汤恩伯的哄传，无非就是哄传。
正因蒋介石如此倚重汤恩伯，是以，深知陈仪出山心情的汤恩伯才可以陆军总司令名义，向南京担保、举荐陈仪出任浙江省府主席，并且，他的举荐很容易就得到了南京方面的批准。
1948年8月，陈仪如愿出山，出任浙江省政府主席。
——很多史书记载、批评汤恩伯出卖陈仪，然而，陈仪策反汤恩伯，何尝又不是陈仪对汤恩伯担保、举荐他复出的一次背叛呢。
两人私谊极好，又都是当时极为优秀的豪杰，是以，即便在最后闹出不可收拾局面，两人之间也并没有互相指责。
当然，也有陈仪被捕怒后每日骂汤恩伯的回忆录，不过那是孤证，不足以说明问题。
闲话，言归正传。
转眼，国共内战进入1949年，时局日趋明朗。
当时，平津会战、淮海会战的战局均趋恶劣，白崇禧控制武汉集群，胡宗南控制西北集群之外，国军最后可以抽掉的所有机动精锐兵团，便云集国民政府京畿京沪杭地区。
国军企图凭长江天险，固守京沪杭地区，以求划江而治。
是以，1949年1月，汤恩伯由陆军总司令任上转任京沪杭警备总司令，负责指挥京沪杭战区所有部队。
1月21日，蒋介石被迫下野。
22日，傅作义通电北平和平解放。
向京沪杭战区集结的国军最后的精锐部队。
于是，在李宗仁代总统主持国共和谈的大势之下，陈仪似乎又看到了指点江山的机会。
当时，陈仪派出他的侄子丁名楠携带其亲笔信，前往上海京沪杭警备司令部面呈汤恩伯，并转达他的口信：
开放长江若干渡口，迎接解放军过江。
同时，陈仪还在亲笔信上开列了甲乙两个大类的5条和平意见：
一、军队宜紧握；二、待遇宜提高；三、驻地宜规定；四、军风纪严肃；五、沪防御工事宜停止，已征集修建之材料酌量归还；六、营房宜多建；七、征兵宜减少或竟停征；八、军事机关宜紧缩，事权须统一。
这次联络，陈仪的口信、书信各成体系，单独看信，既看不出什么名堂，更无法作为证据。
老江湖毕竟是老江湖。
当时，为诠释这些看上去含糊其辞的条款，按照后来陈仪在临刑之前坦陈，他当时就已经考虑到局势复杂，丁名楠年轻缺乏历练，因此在书信后面，开列了甲、乙两个大类的5条解释纲要的详细说明：
甲类，1条为释放政治犯，2条为停止修筑工事，3条为保护京沪杭财产不得破坏。
乙类，1条为按照民主主义原则改编所属部队，2条为取销原部队名称、番号等等……
1949年1月29日，丁名楠面晤汤恩伯转达陈仪口信，并将信件交给汤恩伯。
汤恩伯接信看完，不置可否，借口巡察防区离去。
次日，丁名楠回转杭州向陈仪报告送信情况。之后，陈仪久等不到汤恩伯回信，即命丁名楠再持他的亲笔信，带着胡允恭，一同前往上海面晤汤恩伯。
——胡允恭又名胡邦宪，早年为陈独秀、周总等人下属。
此人是出名的地下党，在国共方面，广有政治背景和人脉关系。
抗战期间，胡邦宪即投奔福建省府主席陈仪，曾任福建泰宁县长、台湾长官公署宣传委员等职务。
后来，陈仪受汤恩伯举荐出任浙江省府主席，即延聘了他在福建主政时期极为认同的两位手下。
一位，就是这位胡允恭。另外一位则是大名鼎鼎的毛森。
早在福建事变之时，毛森以记者身份潜入福建，以一人之力稳定了闽军独立第45旅张殿基部没有卷入暴动，备受戴笠赏识，也得陈仪器重。
是以，陈仪刚刚复出，即委任毛森为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并向汤恩伯举荐由毛森兼任了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
浙江省警保处属于浙江省府序列，绥靖公署二处则是军队序列和保密局的下属机构。
由陈仪非常清楚胡允恭和毛森的身份、背景来看，陈仪用人思路比较混乱，很可能就是他对当时国共内战的认识混乱的一种体现。
——将胡允恭和毛森同时留在身边，危险可想而知。
毛森，军统和保密局特务头子。
相传，丁名楠曾经回忆与胡允恭同往上海递交陈仪致汤恩伯的第二封信的大致内容：
恩伯弟台如晤：
兹丁名楠来沪，面陈一切，请予洽谈。再旧属胡邦宪，拟来晋谒，请予延见。至胡君经历，嘱由名楠奉告，并希台洽为荷。
顺颂，刻安。
仪手启。年月日。
再为办事顺利计，请由弟处予丁名楠以秘书名义。
这次书信，陈仪更为谨慎，仅谈办事，至于所办何事，纸面上不露痕迹，只有陈仪与汤恩伯等当事人可以会意。
何况，汤恩伯与陈仪多有交流，知道胡允恭为陈仪心腹，信中交代由丁名楠在会晤时单独说明胡允恭身份，陈仪意图当然不言自明。
这些细节，充分显示了陈仪作为一位老江湖混在江湖的老辣、细心、含蓄。
然而，后来的台海两岸很多腐儒文人却无视这段往事，这些细节，可能，他们出入市井也无法设身处地去理解如陈仪、汤恩伯这等豪杰，其见识、智商远非常人，稍有只字，随即了然等等实情。
是以，关于陈仪策反汤恩伯这段往事，绝大多数回忆录基本上是哗众八卦，生拉活扯，添油加醋。
——这类文人纵有文采却也过于沉浸、囿于腐儒想象，笔下涂抹，小里小气，使得本该回肠荡气的传说，顿然变成了蹲在电脑前面玩游戏的抠脚大汉想当然的唏嘘……
可惜。
事实上以陈仪资格既老，性格倨傲，自视甚高，对国共两党并无特别亲疏。
陈仪之所以策反汤恩伯，他在两次致信汤恩伯和临刑前的陈述，均有清晰的目的：
控制国军最后之精锐，控制民国最后之最为富庶的地盘，抢在蒋介石和李宗仁之前，以第三势力而寻求与北方的和平。
陈仪自幼聪明，学习优异，从政以后不贪墨，不好色，不营私，惯于我行我素处世待人，甚至自号退素。
然而，陈仪是国党、民国双料元勋，我行我素成为习惯，说话办事自然相当武断，极为强势。所以，他在主政台湾期间酿成二·二八事件灾难性后果，确实并非意外。
综合看来，陈仪显然是一位较为典型的自负型的理想主义者。
话说，那位理想主义者不是极端的自负呢？
作为典型的理想主义者，陈仪第二次致信汤恩伯的主要内容和想法，陈仪在后来死刑临刑之前，曾经留有书信专门说明：
我在浙江很想做点建设事业，那时我只有行政，军队是归汤恩伯所带。
因为总统下野，人心惶然，浙江民众一般心理都想能免兵乱，时常有士绅来说起，所以在我外甥丁名楠去上海时，才写这封信给汤恩伯。
当时，我以为随便谈谈，如不以为然，看过去了就是了。
——字里行间不难看出，陈仪于兵荒马乱之下挺身而出救国救民的心情溢于言表。
可见，陈仪作为典型的自负型理想主义者形象，确实非常鲜明。
人之将死其鸣也哀。陈仪临刑前的陈述大段大段，任意摘其一段，大多都是类似的情怀文字。
1949年前后，京沪杭地区和驻扎这一地区的军队，尤为蒋介石和李宗仁重视。
事实上，在蒋介石、李宗仁等人看来，陈仪真正的罪状还真不是策反汤恩伯投敌。陈仪企图控制京沪杭和国军最后之精锐，抢在蒋介石和李宗仁之前北上寻求和平，尤其让人无法接受。
同样，保密局也不会拿陈仪策反汤恩伯当突破口。
陈仪策反汤恩伯证据极少且并非铁证如山。当年，作为国民党和民国双料元老的身份，国民政府要以这两封模棱两可的信件来扳倒陈仪，显然极难服众。
陈仪真正获罪的原因是，他既要动汤恩伯和京沪杭军政的手脚，重组民国第三势力而抢先与北方谈判，自然就为民国最后的实力派蒋介石和李宗仁桂系同时难以接受。
同时，陈仪治下浙江广泛与地下党合作，与已经和南京撕破脸的李济深联系，条条都是陈仪的铁证。
——数年前，我曾经与京沪杭地区一位资深的大学历史教师微信切磋这段往事，在看完相同的史料之后，他也得出类似结论。
不过，和体制内很多历史学人的治学习惯类似，对于有的往事，有的结论，出于诸多原因，也仅是循规蹈矩地点到为止而已。
现在认定陈仪是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贡献出生命的爱国人士，学院派和体制内的学者研究这段历史，自然只能循迹而往。可以理解。
闲话，转入正题。
陈仪二次书信汤恩伯之后，陈仪策动汤恩伯的事情出现了转机。
当时，汤恩伯的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统辖的部队构成复杂。退一万步即便汤恩伯愿意追随陈仪起事，他也无法仿效傅作义如臂使指地控制麾下若干部队。
如要强行起事，除却在繁华富庶的京沪杭地区造成更大的战乱之外，对于和平大局无济于事。
作为国军纯粹的军事将领，汤恩伯素来远离政治，看透这点，自然对陈仪的提议更不感冒。
于是，汤恩伯在收到陈仪第二封信之后，不再上次那般搪塞、含糊，而是表明态度，婉辞拒绝：
不但我须考虑，陈先生也要考虑。
然后，汤恩伯拒绝了丁名楠引荐胡邦宪会晤，同时明言提醒丁名楠，下次不要再来了。
这段往事即可说明，陈仪策反伊始，汤恩伯就没有答应，或者假意答应过陈仪的要求。
——汤恩伯假意同意过陈仪的起义建议这一说法，主要出自胡允恭、丁名楠等人的回忆。
1938年6月，福建战地歌咏团和福建省主席陈仪(前排白衣右1)
有了胡允恭、丁名楠等人的回忆，更多的文人们出于各自目的也就介入在此基础上尽情漫话，最终，陈仪和汤恩伯这件往事，也就演变类似戊戌变法的谭嗣同和袁世凯的版本了。
义子出卖义父的黑锅横空出世。
那么，汤恩伯既然没有虚假同意起事，他是否确实出卖了陈仪呢？
现在解密资料较多，再回望陈仪策反汤恩伯最后办砸的往事，很容易即可发现，陈仪悲剧很大程度因为陈仪等人做事，确实过于毛躁。
当时，负责上海地下党的吴克坚和陈仪、胡允恭等人急欲建功，在策反汤恩伯同时，也是直接向京沪杭当时另外一位重磅人物，中国航联保险公司、上海市招商局的双料老总徐学禹发起策反。
此外，更派出大量的上海地下党进入了浙江各县、区，充任了保安团长、县长等职务，并且释放了大批政治犯。
不仅如此，身边围绕一群急欲建功已经忘记了危险的部下，陈仪加大步子甚至和李济深发生直接联系——李济深由香港往浙江的联络线，则正是保密局重点监视的线路。
是以，1948年10月李济深信使带着李济深亲笔信从香港往杭州做陈仪策反工作之时，陈仪等人事实上已经完全暴露在保密局面前。
想想，闹出这番动静，陈仪、胡允恭等人当然也就引起了保密局的高度注意。
——最先发现陈仪、胡允恭策反汤恩伯的，自然是陈仪身边的浙江省警保处处长兼衢州绥靖公署二处处长毛森。
和汤恩伯一样，毛森自福建抗战时期就追随陈仪，也受陈仪提携、帮助，算是陈仪旧部、亲随。
内战后期，李济深为保密局最重要的监视目标。陈仪与李济深往来密切，也是他被捕的主要原因。
然而，陈仪本来出于爱才，以及念及毛森自福建时期就追随自己，因而延为己用，却不料精心为自己设置了一个定时炸弹。
毛森曾经亲手侦破荣毅仁父亲荣德生被绑架悬案，办事精明，确属保密局一等一的牛人，备受毛人凤信任。
早在抗战期间，陈仪主政福建，即以阴谋叛乱，反抗政府、破坏抗战大计的罪名，枪毙了军统头目张超，与军统和保密局颇有过节。
如今，陈仪揽用毛森，却一直没有注意到自己身边的这颗炸弹。
毛森何等敏锐，细心，他拿住陈仪和浙江省府若干人员策反汤恩伯的把柄，当即密切注意，一面派出人手侦察、收集证据，一面火速密报了毛人凤。
是以，负责上海密派工作的吴克坚通过保密局内线很快得悉，保密局系统已经将陈仪等人策反汤恩伯的情报上报了蒋介石。
于是，吴克坚只好向潜伏陈仪身边的胡允恭发出撤退的通知。
根据胡允恭等人回忆，吴克坚发出警告，要求胡允恭等人撤退。同时，他要求胡允恭立刻返回杭州通知陈仪：
事情完了，汤恩伯已经告密了。
这是写在很多回忆录里的汤恩伯出卖陈仪最早来历之一。
不过，客观上即便汤恩伯按照蒋介石和保密局的要求，一度交出了陈仪的两次来信，如汤恩伯之智商和阅历，以及汤恩伯与陈仪私人交情，如前文所述的信件之外的玄机，他自然有所合适的说法。
同时，两次信件根本不足以列为陈仪的犯罪证据，汤恩伯也在事后要回了信件。
陈仪从政不贪墨，不好色，不营私，只是惯于我行我素处世待人，确实给自己带来极大的麻烦。
所以，吴克坚当时说汤恩伯已经告密了，其实不过是对他领导的策反汤恩伯兵变的工作的重大失误的一种推诿。
——显而易见，陈仪策反汤恩伯失败原因只有两个可能。
其一，是汤恩伯本人的原因；其二，是策反工作本身的原因。
那么，谁才是主要原因？
相信当年牵涉其间的胡允恭、吴克坚、丁名楠等人都是明白人。
此刻，陈仪虽然得到胡允恭通报，茫然之间，他既信任汤恩伯没有告密可能，更自负两次致信汤恩伯，在信中含糊其辞，也没有给汤恩伯留下告密的证据。
于是，胡允恭溜之大吉之后，陈仪反而留在浙江省府，当上了糊涂人。
1949年2月17日，国民政府行政院按照程序宣布改组浙江政府，罢免陈仪。
21日，陈仪移交典礼结束当天返回上海，即被保密局逮捕。
随后，按照蒋介石意见，保密局拟定溪口、台湾、衢州三地供陈仪选择作为软禁地，陈仪在与汤恩伯面晤之后，选择了汤恩伯的衢州绥靖公署。
然后，他由汤恩伯、毛森亲自护送到了衢州，在绥靖公署被软禁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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