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望与金陵书局

戴望（1837-1873），字子高，号促欣，戴福谦之子，浙江德清人。4岁丧父，家境贫寒。9岁师从乌程(今湖州)程可大，学《周易》、《尚书》，奠定汉学基础。14岁得祖藏颜习斋书，读后惊叹不已，乃广求颜氏遗书。21岁至苏州，受业于陈奂，得声韵训诂经师家法。又从宋翔风学《公羊春秋》，研究经学。一生颠沛流离，体衰多病，性情孤僻，致力考据训诂，治学严谨，后被曾国藩聘为金陵书局编校，校勘周秦诸子。著有《论语注》二十卷，《管子校正》二十四卷,《谪麟堂遗集》四卷。

同治四年（1865）五月，李鸿章以江苏巡抚署理两江总督，命周学濬组建“堂子巷新局”，正式以“金陵书局”售称，同时也拉开了金陵书局发展的黄金十年。除了“大环境”之外，曾国藩礼待文士，两淮盐政拨款充裕，金陵人文渊薮、版刻发达，这些都是推动金陵书局发展的独特优势。（兰秋阳《金陵书局与晚清学术（1864-1911）》第 34 页）同治六年（1867）八月，戴望随苏州制造局迁至金陵，随即入职金陵书局为编校人员，直至同治十二年（1873）三月，“以瘵卒于局中。”（冯煦《蒿盦随笔》卷五）

南京飞霞阁：金陵书局旧址

戴望人生的最后八年，都是在金陵书局中度过，也为其所热爱的校书事业奉献了全部。书局的人事往来不仅局限于书局内部，以曾国藩幕僚群为主体渐渐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交游圈。文人相聚，一为论学，一为雅集，戴望就是其中最特别的一位。谭献《亡友传》载 ：“君好诋宋学，日与要人龃龉。”故其在书局同仁中友伴不多，其多年心血汇集《论语注》完成后，响应者寥寥，“此注疑怪者居其八九，叹赏者五六”，而“尤为叹赏者”，书局同事中仅刘翰清一人，张文虎、刘叔俛等多有訾议，至于莫友芝这样一位前辈，“则名为好古，而见此书，以为讨巧，别出以摩朱子之罍，则直不知为妄诋矣。”

戴望(1837-1873) 致周星诒信札一通八开    水墨纸本 镜片    24.5×13 cm.×8

戴望致周星诒信札一通八开（一）

戴望致周星诒信札一通八开（二）

释文：

季贶十二兄侍史：

月之二十二日，从琴西年丈处奉到惠书，相隔二千里，相别六年，重睹墨宝，令人狂喜！惟惠书发自去年仲冬，至今始得，又不能不恨其迟也。汀洲僻郡，民俗强悍，得贤者主之，会当潜移默化，官与民交相安也。并悉屺思学业日进，深为慰藉。此实庭训所致，如弟之愚，又何力焉？琴丈永嘉书目，吾兄所圈出者颇多，旧本何幸如之！数年以来，想邺架日富，何时共读？得见宋元旧椠以校鄙人所欲校之书乎？琴丈诗集刊本及荫甫年丈所著刊本，均当代为索寄，屺思扇画亦俟迟寄。见山已捐江苏知府，现押海运往天津，不在吴下，荫丈则索之尚易耳。

戴望致周星诒信札一通八开（三）

戴望致周星诒信札一通八开（四）

兄处如有《道藏》《中明皇》、及宋徽宗御注《老子》、及贾董二子宋元本《说苑新序》旧刻本，均乞为影钞一分见寄，则感且不朽。弟前年病中校贾董二子，取各类书所列异同详去其上，校之卢刻，倍蓗过之。惟未见《灵台秘苑》《白孔六帖》甚以为憾。兄如有此二书，则望令屺思将其中所引贾董之文及讳书之文，逐一录寄校之，录各旧本尤为急要，不敢有忘。大德所讬各事亦当以渐而办，亦不敢忘也。王损仲《宋史记》稿本在太仓，问家丁，中丞在苏日谋为活字扡印，今不能成矣，惜哉。弟以言之湘乡，又不乐任此举，真无可奈何也。古人一片心学付之东流，终非矣。它日有好事者刊之，此间（其时湘乡尚在徐州，李相为政）所刊各经皆坊本，无一足取。

惟《公羊》买得汪刻仿宋本之版。《榖梁》出，弟手校一正俗本之误，此二种为取各史、《史记》合刻本为最。出南汇张啸山先生（文虎）、海宁唐端甫（仁寿）手校《前汉》《后汉》《三国》，均仿汲古本，而以宋元旧本校改其误字。《晋书》端甫有宋本，取以校汲古本，可喜之至，自宋至隋别矣。旧本可校，只见南北监本而已，局中又新刻《王氏读书·杂者》，此书从无翻刻，自此可以广为通流矣。湘乡生平服膺段、王，而于王氏之学尤五体投地，故刻此书。又谋刻《广雅疏证》，亦不知能成否？

戴望致周星诒信札一通八开（五）

戴望致周星诒信札一通八开（六）

弟年来多病，心绪恶劣，自春及冬，略无乐趣，家事更不堪问。乙丑归里后，初意亦怜此妇人，思欲力改旧辙，以图瓦全，无如先人室庐，荡无一存，问之邻近戚友，皆云，非贼及官兵所毁，乃此妇人所为。弟由此愤怒，遂与之绝。盖室庐已毁，则先世之魂魄无所栖止，是以绝之。今年友人允为觅妾，尚未有成，然它日必为此举也。所著之书，筦子校正后，张啸山覆审，又更定数次。兄如欲嘱前言，何不寄资前来（二百余金即足矣）？因弟字体多依说文，参酌今古之间，非自校不可也。《论语注》已告成，初以无资不敢付刊，今年三月，李若农庶子自江西寄我百金，始奋然付刻，然资尚不敷，再得四五十金，即可竣事。秋后告成，当寄兄数分也。此注疑怪者居其八九，叹赏者五六，其尤为叹赏者，则常州刘子迎（名达善）观察、开生（名翰清，申受先生之孙）、孝廉两叔姪、洪君木（名绪，稺存先生之孙）、庄子安（庄名友恭，方耕先生玄孙）湘潭王壬秋（王名开运，未曾谋面于京师，见刻本两卷，逢㧑叔大称道之）及吾乡荫甫年丈也。其次则㧑叔、荄甫、胡子继（荄甫之叔）、程蒲孙（名秉钊，绩溪人，学甚佳）及福州刘鹭汀先生也（此人为陈恭甫入室弟子，久宦于外，学精三礼、尚书，今在湖北）。

戴望致周星诒信札一通八开（七）

戴望致周星诒信札一通八开（八）

其次，则如湘乡，虽赏其文字而不知其中多用微言大义，张啸山虽谓其中，于门弟子问答之察切时事者颇多创获，而不信其精于道理。刘叔俛（名恭冕，宝应人）则谓其中于圣道极多见处，而不信其引用《公羊》及董子之说，至莫子偲则名为好古，而见此书，以为讨巧，别出以摩朱子之罍，则直不知为妄诋矣。弟未尝附朱子，亦不攻朱子，弟所著书，直自鸣其心得耳，何暇与后人为难哉！卧老近状何如？已归新城否？久不通书，可怪也。仲修全失故步，身名决裂，弟乙丑归，几于痛哭流涕，与之辨析朋友之情，至是亦可以告人矣，而不料其后更狓猖无忌也。言之痛心，言之汗颜。弟病疟新愈，不敢多作书，匆匆布此，即询。兴居不具，弟望顿首，五月廿九，力疾作于冶城山馆。

说明：

1.戴望此札手段提及自孙衣言处得到周星诒赠书，则二人同处一地，当在同治七年冬，孙衣言任江宁布政使后；而信中言及《论语注》将于“秋后告成，当寄兄数分也。”按孙殿起编《贩书偶记》载“戴氏《论语注》于同治十年春付刻”，即1871年，实际完成时间较戴望推算略晚半年，此札应写于同治九年（1870）。

文中多言金陵书局中人，据况周颐《蕙风簃二笔》载“咸丰十一年八月，曾文正公克复安庆，部署粗定，命莫子偲大令采访遗书，商之九弟沅圃方伯，刻《王船山遗书》。既复江宁，开书局于冶城山，延博雅之儒，校雠经史，政暇则肩舆经过，谈论移时而去。住冶城者，有南汇张文虎，海宁李善兰、唐仁寿，德清戴望，仪征刘寿曾，宝应刘恭冕，此江南官书局之俶落也。”

2.上款人周星诒（1833-1904），字季贶，一字曼嘉，号已翁，又号窳翁，原籍河南祥符（今开封），后迁居浙江山阴（今绍兴）。咸丰十年（1860）以同知分发福建候补知县。越三年，任邵武府同知，官至福建知府。光绪九、十年间，因巡抚丁日昌风使其献所藏书，未允，乃以亏公帑而获遣，勒令赔缴后发遣军台效力赎罪。晚年幽居苏州。著有《窳圹藏书目》、《传忠堂书目》、《勉熹集诗》等。

3.与戴望相熟字号为“琴西”者有二，孙衣言（1821-1907）与洪汝奎（1824-1886），而戴望札中称其为“琴西年丈”，因戴望与孙衣言之子孙诒让（1848-1908）相熟，且言及“琴丈诗集刊本”云云，此处应指孙衣言。

孙衣言（1821-1907），字劭闻，号琴西，晚号遁坡，斋名逊学，浙江瑞安人。清代官吏、学者、藏书家。道光三十年进士，授编修；光绪间，官至太仆寺卿。端雅好学，秉性刚直，喜谈经济，推崇永嘉学派，生平努力搜辑乡邦文献。刻《永嘉丛书》，筑“玉海楼”以藏书。著有《逊学斋诗文钞》等。

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湖北汉阳人，晚清官吏。道光二十四年举人。有平斋、致吾知斋、公善堂、唐石经馆、晦木斋等室名，常以公善堂、晦木斋号刻书。同治八年六月经马新贻任命为金陵书局提调，任期至光绪六年十月。

4.“屺思”为周澧，周星诒之子。

5.“荫甫年丈”、“荫丈”皆指俞樾。俞樾（1821-1906），字荫甫，号曲园居士，浙江德清人。清末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著有《春在堂全书》近五百卷，涵盖经学、诸子学、史学、训诂学以及戏曲、小说、诗词、书法、民俗文化等诸多领域。

6.“见山”即杨岘。杨岘（1819-1896），字见山，号季仇、庸斋，晚号藐翁、显亭长，自署迟鸿残叟，斋堂为石头盦、受经堂、磨专室、迟鸿轩。浙江归安人（今湖州），咸丰五年举人，江苏候补知府，晚年寓居吴门。晚清著名书法家、经学家和诗人。

7.“湘乡”指曾国藩（1811-1872）。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曾载“戴望子高，湖州府学生，游丐江湖，夤缘入曾湘乡偏裨之幕。尝冒军功，诡称为增广生，改其故名，求改训导，又窃军符，径下湖州学官，为其出弟子籍，学官以无其人通报，湘乡大怒，将穷治之，叩头哀乞乃免。”

8.张文虎（1808-1885），字盂彪，一字啸山，号天目山樵、华谷里民，江苏南汇周浦人（今上海），诸生，娴习经史、小学、历算、乐律。尝馆金山钱熙祚家，历30年。校刻《守山阁丛书》《指海》《珠丛别录》《艺海珠尘》（壬癸集）《小万卷楼丛书》等数百种。晚讲学于南菁书院、尊经书院等。

9.唐仁寿（1829-1876），字端甫，号镜香，浙江海宁人。诸生，累试不举，钱泰吉任海宁州学官，追随多年。家资富裕，求购宋元以来善本，购书累数万卷，多秘籍珍本。曾任金陵书局校勘。

10.刘达善（1825-1875），字子迎，刘文蔚第四子，江苏武进人。道光甲辰举人，一生宦游各处，著有《听秋轩奕谱》。

11.刘翰清（1824-1882），字开生，江苏武进人，经学家刘逢禄（1776-1829）之孙。

12. 王闿运（1833-1916），字壬秋、壬父，号湘绮，世称湘绮先生湖南湘潭人。晚清经学家、文学家。1880年入川，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后主讲于长沙思贤讲舍、衡州船山书院、南昌高等学堂。辛亥革命后任清史馆馆长。著有《湘军志》《湘绮楼诗文集》《湘绮楼日记》等。

13.“㧑叔”即赵之谦。赵之谦（1829-1884），初字益甫，号冷君，后改字㧑叔，号悲庵、梅庵、无闷等，浙江绍兴人。清代著名的书画家、篆刻家。

14.“荄甫”即胡澍。胡澍（1825-1872），字荄甫，又字甘伯，号石生。绩溪（今安徽绩溪县）人。咸丰九年举人，官户部郎中。长训诂，精篆刻，兼通医术。

15. 程秉钊（1850-1891），字公勖，号蒲孙，绩溪仁里人。年轻时，才高八斗，潇洒俊逸，与赵之谦、胡澍并称'东南三俊”。光绪已卯（1879）举人，庚寅（1890）进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16. 刘恭冕（1824 -1883）,字叔俛，号勉斋，经学家刘宝楠（1791-1855）次子，江苏宝应人。清光绪五年举人。

17. 莫友芝（1811 -1871），字子偲，自号郘亭，又号紫泉、眲叟，贵州独山人。道光十一年举人，家世传业，通文字、训诂之学。工于诗，尤工真、行、篆、隶书。与遵义郑珍并称“西南巨儒”。晚清金石学家、目录版本学家、书法家，宋诗派重要成员。

 戴望对于学术的期冀是孤独的，“弟未尝附朱子，亦不攻朱子，弟所著书，直自鸣其心得耳，何暇与后人为难哉！”而这种落寞与其坎坷的人生之路相叠加，更显寂寥。德清戴氏一门多有才名，而寿岁皆短。戴望之伯父戴芬（1804-1829）、父亲戴福谦（1808-1840）、叔父戴莼（1811-1835）时人称为“戴氏三俊”，好友汪日桢将三人遗诗合刊为《戴氏三俊集》。戴望亦因劳成疾，“盖君自至江宁，数病，病稍间，即改所著书，复作乃止。如是六七年，至于不可为以卒。”（施补华《戴君墓表》）至于戴望娶妻凌氏无子之事，于此札中亦可猜得一二。

“乙丑（1865）归里后，初意亦怜此妇人，思欲力改旧辙，以图瓦全，无如先人室庐，荡无一存，问之邻近戚友，皆云，非贼及官兵所毁，乃此妇人所为。弟由此愤怒，遂与之绝。”从字句中不难体会二人相处之茅盾重重，并有意“觅妾，尚未有成，然它日必为此举也。”未想三年后即已离世，后以族侄戴湘为嗣。俞樾日后在给友人书信中犹言“戴少镛舍亲，少年英发，颇有干才，而家居贫窘，谋馆不得，倘苕上厘局中有司事之缺，务求推爱……其嗣父戴子高茂才，经学湛深，不幸早逝，或阁下亦曾知其名也。”戴望是个至情至性之人，他不惮于表达自我。邀周星诒为其书写前言，却要自费 ：“何不寄资前来（二百余金即足矣）”；拉拉杂杂写满八张信札，结尾却道 ：“病疟新愈，不敢多作书，匆匆布此”。因这份至情，反多了几分亲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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