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之际，有一群贵族知识分子，喜欢聚在一起探讨人生、社会和宇宙哲理，他们或高谈阔论，或引经据典，语言深奥，用词华丽，对当时的人物进行评点，对时事进行批评，对玄学以及生命的奥妙进行探讨。
他们探讨的问题包括本和末、有和无、动和静、一和多、体和用、言和意、自然和名教的诸多具有哲学意义的命题，大家按见解自动分成两派甚至多派，一方提出自己的见解，另一方则通过论据进行反驳，以期推翻对方的论点，同时阐明已方的看法。
在相互辩论的过程中，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讨论结束时，多数能达到看法趋于一致，也有少数时候还是互不相让，谁也说服不了谁。
于是大家暂停辩论，下次继续，直至一方获胜为止。这就是后世所谓的“清谈”。
（清谈）
“清谈”又名“清议”，起源于东汉末期对人物或者时政的品评。
在实行九品中正制前，任用官员是靠察举征辟，需要对察举对象进行评定，也就是对人物的品评。而善于品评士人的都是一些名士，他们在社会上影响很大，成为士人模仿的对象。
比如当时的名士李膺、杜密等人，因为坚决与宦官为敌，被认为是天下楷模，他们对时事和人物的看法也被天下效仿。
曹魏时以九品中正制选官，由“中正”将时人对考察对象的评价，也就是“清议”整理上报，作为任用的依据之一。
“清议”虽然是来自民间的舆论，但那些名人的清议往往能决定一个人的前程。大家都知道曹操曾被名士许劭冠以十个字的评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此后这十字评语跟随了曹操一生。
以评论时政为主要内容的“清议”是怎么转为务虚的“清谈”的呢？这和三国时期曹氏父子有关。
曹丕还没有当皇帝之前，为了拉拢士人，经常举办一些酒会，邀请当时比较有名的文士参加。酒会上，曹丕经常安排一些辩论以为娱乐，题目都是与政治无关的前朝人物评论、和天道之类，多属老、庄思想和哲学问题，慢慢形成一种风尚。
（月旦评）
到了魏废帝曹芳的正始年间，司马懿父子发动了“高平陵之变”，从此掌握朝政，大肆诛杀异己。
这一时期的文士由于周围危机四伏，开始很少有敢对政治发表意见的，他们聚会时的话题多避开现实，而是以哲学范围来讨论问题。
由于他们对自己能否实现应有的价值产生怀疑，所以借“玄学”这种虚无飘渺的话题，来发泄个人的悲哀，他们的辩论也充满浓厚的哲理色彩。
为了避免司马氏的猜忌与政治迫害，大家都不约而同的不再谈论政治，转而谈论《老子》、《易经》为主要内容的虚无的清谈。
清谈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参加的。
《世说新语》记载：“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
所以清谈是士大夫之间的一种游戏，普通寒门子弟是不可能有资格参加的。
清谈的内容虽无定制，但多以《老子》、《庄子》和《易经》为主。
这三本著作合称为“三玄”，书中涉及的本末有无问题，才性四本问题，自然和名教的问题，佛经问题，养生问题和鬼神问题都是热门话题。
《颜子家训》记载过一次名士之间的清谈：“何、王述玄虚，递相夸尚，址取其清谈雅论。辞锋理窟，剖玄析微，妙得入神，宾主往复，娱心悦耳。”
从这段记载上可以看出。名士何晏和王弼分别是正反双方的领袖，两人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有理有据，分析细致入微，深得玄学之妙。正反双方你来我往，互不相让，听者无不心悦诚服，心情愉悦。
（清谈之风）
东晋是对清谈最为推崇的时期，也是清谈的高峰时期。西晋灭亡后，司马氏南渡建立东晋，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隔江对峙。
面对强大的敌人和东晋政权的无能，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读书人对前途和命运失去信心，纷纷避世求存，造成儒学衰落，玄学兴起的局面。
读书人不再重视传统礼法，他们崇尚自然和放达，崇尚心灵的自由，所以常聚在一起讨论抽象的道理。
他们自觉不谈国事，不言民生，谁要谈及如何治理国家，如何强兵裕民，何人政绩显著等，就被贬讥为专谈俗事，遭到讽刺。
由于他们在当时的名气很大，影响力也很强，在他们的示范与下，整个社会普遍参与到这种没有任何营养的'清谈'中来。
'清谈'的方式以即兴口头上的交流为主。一种是两人对谈，采取主客对答的方式，一个人先对提出的问题说出自己的看法，谓之'主';另一人提出不同见解和质疑，谓之'客'。
主客互相质疑对答，这是'清谈'的主要形式。第二种辩论双方选出一位主辩，其他人为副辩，双方主辩与主辩之间相互交锋，双方其他人可以插入自己的意见。
第三种是'自为主客'。也就是问题比较难，大家都说不上来的时候，某人可以唱“独角戏”，自己既当正方又当反方，自己提问，自己解答，这是最难的一种方式。
东晋宰相谢安就是唱独角戏的高手，他提出的问题往往无人能够解答，只能看着他一个人侃侃而谈，所以当时的读书人没有不佩服谢安的。
我们举两个“清谈”的例子吧。阮籍曾与刘子就“音乐的本质和社会功能”进行过一天一夜的长谈。
刘子问“移风易俗莫善于乐乎?”
阮籍的观点是“乐乃天地之体，万物之性”。
他就“乐”的本体与“乐”的功能之间的关系证明了“音乐”的本质是让人快乐，然后举了很多例子证明自己的观点，最终说服了刘子。
嵇康同样在另一场辩论中就“周公辅成王是否是大奸”的问题，以一敌众，侃侃而谈，让对方辩友心悦诚服。
（兰亭会）
清谈的方式灵活多样，可以选择在某位参与者的府邸，也可以选择在风景秀丽的野外。《兰亭序》就是一次大型清谈的产物。
永和九年三月初三那天，王羲之与谢安、孙绰等四十一位士族在暮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真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
王羲之是这次聚会的召集人之一，虽然他在《兰亭序》中没有写出当天的辩论题目，但从《兰亭序》中透露出来如入无人之境闪对人生的看法中，从他们感慨人生短哲，盛事不常的感慨中，可以看出这次聚会并不是商量军国大事，而是以谈论天道和玄学为主的大型“清谈”。
这次聚会的场面被书圣的神来之笔写成天下第一书法，成为千古绝唱。
“清谈”做为一种文雅的文字游戏，有一定的规矩。它要求辩论双方要用华丽的语言和词藻，引经据典，通过排比、对偶、比喻的形式说服别人，如果强词夺理或者谩骂对手，对对方辩友人身攻击，则为时人所不耻。高明的清谈者往往会像抽丝剥茧一般，层层递进，将自己的观点娓娓道来，这对现代人的辩论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魏晋之时，贵族们把共聚'清谈'当作抒发情怀的良机，许多名流闲士都热衷于此道。清谈的目的不是论政，只是贵族文人为了消遣和显示自己清高不谈俗事而已。
晋代太尉王戎素闻玄学家阮瞻声名卓著，有一天王戎见到他，问：“老、庄与孔子有什么相同和差异呢？”阮瞻回答道：“将无同？（恐怕没有什么不同）”
面对这样模棱两可的答案，王戎竟觉得非常有道理，当即征辟阮瞻为属官，当时世人都称阮瞻为“三语掾”。
正是这些事例，让人感觉魏晋时期的官僚士大夫们一个个不务正业，只会吹牛逼，说一些现实生活和治国中完全用不到的、虚无飘渺的东西，让人产生“清谈误国”的印象。
魏晋时期的清谈，与当时玄学的兴起是分不开的。其实不然玄学是一门很高深的学问，是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是道家之学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
玄学研究的是总天地万物的一般规律'道'，是在两汉经学衰落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以无为本'的哲学。
玄学探讨的问题基本上是天人关系问题，目的是论证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二者相一致的问题。
玄学关注天地间的有无问题、本末问题、体用问题和自然与名教问题等一系列具有思辨性质的问题，大大推动了中国哲学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清谈并不是一无是处的。
当然，过度重视“谈”而不是“做”，是着重于务虚而不务实，在这一点上，对国家和社会是有害的。
特别是东晋时期，过于看重形式，表演性质第一，这是违背“清谈”的初衷的。知识分子们往往为了辩论的胜利，白首皓经，穷搜典故，以华丽的词藻和雄辩的辩风来达到取胜的目的，注重的是展示所谓的“名士风流”，而不是去解决问题。
更为严重的是，整个社会在他们的带动下，掀起了崇尚华而不实的华丽之风，人们学习知识的目的不再是经邦治国，而是取得辩论的胜利。
对于“清谈”，我们要用科学的辩证眼光去看待和分析，要肯定其在哲学史上的重要影响，也要批判其在治理国家上的恶劣影响。
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何晏和王弼提出“自然为本，名教为末”的观点，希望统治者根据自然之道制定名教规范，想让统治者尊重社会的自组织功能，反对统治者以行政命令提倡礼教，这种“名教自然之辨”其本质是当时兴起的士族门阀与皇权之间权力的争斗而已。
陈寅恪先生对“清谈误国”的本质做过分析，他说：“在魏末晋初的士大夫中，崇尚名教的都是辅佐司马氏夺取曹魏政权的人。心怀魏室，不与司马氏合作的人，皆是老庄之学的信徒。对名教与自然的不同，是自身政治立场的不同。魏末名士中主张自然，高隐避世的人，对于司马氏的创业，不是积极赞助。”
所以说清谈之士是利用“清谈”来展示他们政治立场，不能以简单的“误国”来给他们打上标签。
参考资料：钱穆《国学概论》、唐长孺《清谈与清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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