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第一个官职就是翰林院检讨，相当于今天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副处级的研究员，地位应该说非常重要，那么在京为官是不是让曾国藩从此变身高富帅，过上了无忧无虑的生活呢？
并没有！
曾国藩在十多年的京官生涯当中，虽然屡屡升迁，但他的经济生活的主旋律就是一个字——穷。
到底有多穷？一年总收入125两白银，花销却高达620两白银。在北京做一年官，曾国藩赔了将近10万元人民币。
那么曾国藩这一年620两的白银都花在了哪呢？
第一项开支就是房租。曾国藩作为一个官员，作为翰林院的从七品的官员，他必须得租一个像样的房子，起码得是一个独门独院的四合院。这样的房子当时的租金都不低。在道光二十一年，他在北京的绳匠胡同，租了一个四合院，院子很漂亮，租金是160两白银，就是说比他一年的工资还要多。
第二项比较大的花销，就是随份子和请客吃饭。在清代各种礼比今天还要繁琐，亲戚、朋友、长辈、老师家里头办各种事情，都要随份子，而且大致都有定额，不能随得太低。另外还要请客吃饭，北京的京官那个时候很多单位是很清闲的，平时主要的任务就是进行人际交往。清代笔记《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就是说京官请客吃饭是最常见的事，如果别人请客你不去，或者是人家请完了，过一段时间你不回请，时间长了就会被排挤出这个人际圈子之外，变得很孤立。
第三项大的开支就是买衣服。因为清代对官服有着严格的要求，就是说官员一年四季要有不同的官服，而且都是用比较名贵的材料制成。在清代买官服，必须得自己花钱买。曾国藩到北京第一年，买衣服的钱就花了大概五百多两白银，也就是现在的十万。
清代的京官大部分都是这样，每年都要赔钱，当然也有弥补赤字的方式。
第一个途径就是进京当官的时候，从家里带上一笔银子。曾国藩在进京当官的时候也从家里带了一笔银子，有1500两白银。这个钱是曾国藩通过“拜客”的方式自筹来的。“拜客”就是到各个地方拜访本家，或者各地的县官县令知州，告诉别人自己要进京当官了，然后积攒别人给自己的贺礼，由此看来当时进京当官确实压力非常大，导致像曾国藩这样一个好面子的人也不得不这样去做。当然，曾国藩在发誓要立志自修之后，就再也没有做过这样的事了。
第二个弥补财政赤字的途径，是“冰敬”和“炭敬”。京官很穷，但是一旦做了地方官就很有钱，地方官往往也有很多京官朋友，每年都会给这些京官朋友送一点钱，冬天送的就叫“炭敬”，拿去买点炭取暖，夏天送的叫“冰敬”，买点冰消暑降温。这个钱不多，每一笔大概就十两、八两，但要是认识的地方官多，加在一起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当时这是一种惯例，清朝政府也没有具体规定，所以很少有人会拒绝这笔收入，曾国藩虽然要学做圣人，但是他讲究和光同尘，因此也收冰敬和炭敬，在大面上，不要求自己标新立异。
曾国藩在做京官期间学做圣人，这种人格修养，体现在经济上，曾国藩在给弟弟家书当中，就曾经立下一个誓言，说“立誓不靠做官发财”，所以实在没办法，曾国藩就只能借钱。曾国藩从家里带了1500两白银，支撑他花了两年，但是到第三年头上，在道光二十一年，这个钱花光了，所以曾国藩的账本上记载，这一年过年他借了50两白银，以后这个借款的数量就逐年的上涨，到后来就借到了1000多两白银。后来，曾国藩结束他13年京官生涯，离开北京的时候，还欠了1000多两银子，这个银子一直到他后来做两江总督的时候才还清。所以在京官期间，曾国藩一直是一个清官。
做清官是很痛苦的。我们在曾国藩的日记当中，会发现跟钱财有关的很有意思的记载。比如在道光二十二年二月初十有一则日记，说，“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形诸梦寐”。就是说我昨天晚上梦见一个朋友发了一笔财，我在梦中羡慕得不得了。我梦中都这样贪财好利，可见我这个人的本性是多么卑鄙。他把这件事写到日记中进行反省。
当京官难，当一个清官更难，不收任何灰色收入让曾国藩生活得很痛苦，不过虽饱受经济压力的折磨，奉公守法的个人修养也给他带来了好处，那就是履历上没有任何污点。不管是皇帝反贪，还是御史们揭发，都找不到曾国藩的头上。曾国藩为官清廉，在官场上的名声比较好，能做到十年七迁，升官快得跟坐了火箭一样，跟他为官清廉也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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