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敦煌莫高窟前，我们想先和大家说四个故事：以张议潮为代表的敦煌归义军的故事、以曹氏家族为代表的供养人的故事、以斯坦因为代表的西方掠夺者的故事、以常书鸿为例的一代代敦煌守护神的故事……
时间范围从古到今，主角从一个人到一群人。这是他们与敦煌莫高窟的故事，是关于守护与掠夺、信仰与欺骗的故事，当然，也可能是我们和莫高窟故事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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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高窟第156窟特窟南壁，有一幅高1.8米，长8.55米的晚唐时期壁画——《张议潮统军出行图》。画面正中间有一个穿圆领红袍、系革带、骑白马、执短鞭的人，他就是晚唐将领、归义军缔造者、敦煌传奇人物——张议潮本人，156窟就是他的功德窟。
张议潮，公元799年出生在沙州（今敦煌）的一个名门望族，这一时期的沙州处于吐蕃统治之下，因此他虽然知道自己是一个唐人，但他从未到过大唐的土地，只在长辈们口中听说过繁荣的长安和辉煌的大唐，并心生向往。
“蕃占时期”生活在敦煌的汉族被强制实行“蕃服蕃语”，这也是为什么莫高窟中唐231窟中的阴伯伦夫妇只能在画像中身着汉式装束的原因。而当张议潮亲眼目睹了吐蕃的残暴统治、河西人民惨遭蹂躏的模样，他立志要驱逐吐蕃，带领沙州人民回归大唐。
公元848年，张议潮趁吐蕃陷入内乱，发动起义，高僧洪辩带领僧团振臂一呼，一夜之间“众擐甲噪州门，汉人皆助之”，这是自安史之乱爆发百年来，大唐第一次收复失地。很快，张议潮归义军又拿下了军事重镇瓜州。
瓜沙收复后，张议潮派出了十队信使去长安向大唐报捷。此行九死一生，两年后只有悟真一行活着抵达了长安，一句：“瓜沙大捷，皇上犹念陷蕃生灵否？”，唐宣宗和在场君臣无不落泪。
这一天，朱雀大街万人空巷，大明宫灯火通明。这一天，长安城记住了张议潮的名字，归义军的旗号在历史上诞生。
在报信的这两年内，包括瓜沙二州在内，张议潮率领归义军共收复了十一州。851年，张议潮的哥哥张议潭去长安进献十一州地图及户籍，并为了表示自己对大唐的忠诚，自愿作为人质留在长安。
唐宣宗授予张议潮归义军节度使、11州观察使。此后张议潮继续率军亲征，转战于陇右东西，征吐蕃，扫回鹘，终于在861年攻克凉州，周边的吐蕃酋长和回鹘领袖纷纷来降，归义军的显赫军功传遍大唐土地。
经过归义军十三年的奋战，河西十三州尽数回归大唐版图，河西走廊恢复畅通，百姓无不拍手叫好。张议潮不仅收复了故土，使河西走廊恢复畅通，还在敦煌全面恢复唐制，推行汉化，始终维持着敦煌地区“人物风华，一同内陆”的发展水平。
如果你有幸去到莫高窟第156窟，其中的《张议潮统军出行图》就是张议潮被敕封为节度使后统军出行的写照。这幅画中绘有两百多人，充分表现了张议潮统军出行抗击吐蕃，收复河西的雄壮气势。
莫高窟现存有735个洞窟，其中有壁画或彩塑的洞窟有492个，超过半数。这是一项大工程，在悬崖峭壁上开窟塑像就已非易事，而敦煌壁画中还使用了大量青金石等珍稀颜料，可以说耗资巨大。
如果你好奇修建洞窟的钱从哪里来，答案就藏在洞窟内的壁画上——供养人。
佛教非常重视佛和菩萨的造像，当时上至王室官府、富商巨贾，下至平民百姓、僧侣奴婢，都相信修造佛像能获得福报，也把成为供养人看作一种荣耀，这种想法引领了当时的潮流。
这些出资开凿石窟、修造佛像的人就是供养人。供养人有的是一人，有的是一家，有的是某一寺庙，有的是若干民众结社而建。
他们通常会在石窟里的彩塑或壁画上留下自己和家眷的肖像图，也就是我们在甬道或壁画下方常看到的世俗凡人的形象，一来表示自己的虔诚，二来也能在功德簿上记上一笔、显示自己和家族的名望，青史留名。
莫高窟现存有壁画的492个洞窟，几乎每个窟都有供养人像，据统计，莫高窟现存有9000多身供养人像，每一像都有榜书题记。我们以第61窟为例来讲一讲供养人像的特点。
五代至宋朝时期，河西归义军节度使曹氏家族在莫高窟开凿重修一大批洞窟，莫高窟第61窟是其中最大的曹家窟，窟主是当时敦煌的最高统治者曹议金的儿子曹元忠。
窟中绘有多位供养人画像，其中有四位夫人。左边第一身是曹议金的夫人、陇西回鹘的天公主；第二身是曹元忠的姐姐，她嫁给了甘州的回鹘可汗；第三身同样是曹元忠的姐姐，她是于阗国王李圣天的皇后；第四身才是曹元忠的生母、曹议金的汉族夫人广平宋氏。
按照常理，供养人像的排列并不是随意而为，而是按辈分高低来排列的，广平宋氏辈分最高、本应排在第一位，可第61窟却把她排在第四位，于阗皇后甚至女儿辈都在她之前。
这样的排列体现了曹氏政权的和睦四邻的一贯政策，说明此时曹家在对待甘州回鹘、于阗回鹘采取的联姻、礼让、尊重的态度，即使在修建洞窟时也不例外。
1907年，王圆箓发现藏经洞后的第七年 ，斯坦因来到敦煌。斯坦因原籍是匈牙利，是一名犹太人，1904年加入了英国籍，他受印度政府和大英博物馆指派，到中国的西北地区考古。他从一个乌鲁木齐的维族商人那里听说了莫高窟发现藏经洞的消息，便匆匆赶来了莫高窟。
藏经洞的钥匙在王圆篆身上，他刚好外出不在，这一次斯坦因没能进去藏经洞，但他看到了一件写本佛经，对此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决定下次再来一趟莫高窟。
第二次来，斯坦因决定让他的“军师”蒋孝琬和王圆篆交涉，毕竟他虽然考古水平一流，也精通七八种语言，但不懂中文，蒋孝琬是他去年在喀什物色的翻译，这位蒋师爷在斯坦因骗购敦煌写本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一开始，王圆箓对斯坦因抱着一种警惕、拒绝的态度，两人提出想看一下藏经洞的写本，被王圆篆拒绝。蒋孝琬得知王道士的偶像是玄奘后蒙骗他说，斯坦因是为了救度苦难的印度人民而从印度来寻找唐僧遗典的，并且愿意资助王道士修整莫高窟。
王圆篆听着蒋孝琬绘声绘色的描述放下了警惕心，又看到斯坦因双手合十、满脸虔诚地焚香拜佛，他被打动了。因此，当蒋孝琬提出要先“借”几个“样本”看看时，王圆篆答应了。
蒋孝琬连夜辨查写本内容，结果有一本正巧是玄奘取来的经卷的译本，王圆篆便以为这真的是玄奘大师的旨意，便同意让他们看藏经洞的所有藏品，他觉得这是一件功德。
蒋孝琬用了七天时间挑灯夜读，为斯坦因挑选着有价值的经卷和绘画。
如余秋雨所言：“就这样，一场天下最不公平的“买卖”开始了。斯坦因用极少的钱，换取了中华文明长达好几个世纪的大量文物。而且由此形成惯例，其他列强的冒险家们也纷至沓来，满载而去。”
1907年，斯坦因用14块马蹄银从王道士手中骗走了24箱经书、5箱绘画和丝织品；1908年，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来到敦煌，用极少的银两骗走6500卷写本和大量画卷；1911年，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从敦煌“买”走了400多卷文书和2尊佛像；
1914年，斯坦因再次从莫高窟带走5大箱经卷；同一时期，俄国人奥登堡率团到莫高窟，剥走一些壁画，拿走了几十身彩塑，还带走了莫高窟南北二区洞窟中清理发掘出来的各类文物，以及在当地收购的文物，装满了几大车；
1924年，美国人华尔纳姗姗来迟，他用化学胶布粘取莫高窟第320、321、323、329、335等窟的唐代壁画，还劫走了第328窟彩塑供养菩萨像一尊，今天我们走进这些洞窟的时候，壁画被粘走的痕迹仍然触目惊心。
至此，藏经洞的绝大部分文物都流失到了海外，学术界也有了“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传言，面对此种情况，陈寅恪先生深以为憾。
之后，中国学者怀着对藏经洞国宝文物命运的悲痛，奋起直追，毅然埋头于敦煌学的研究之中：王重民、向达在巴黎和伦敦抄录的藏经洞文献成为国内敦煌学的起步基础；再后来敦煌研究院和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国内敦煌学人才纷纷涌现，才成就了今天敦煌学的面貌。
1904年，发现敦煌藏经洞后的第四年，当王圆箓在贫瘠的戈壁滩上到处奔走时，一个叫常书鸿的男孩出生在富庶的鱼米之乡浙江杭州。
常书鸿从小喜欢艺术和画画，大学毕业后他留校担任美术教员，后来萌生了去法国巴黎学习西洋画的想法。但常书鸿家庭并不富裕，不可能资助他远赴异国深造，公费出国的考试结果也迟迟没有发榜，他便毅然决定自费去留学。
他买了张最便宜的统舱床位，上船后又找了份伙房打杂的工作，到了巴黎后常书鸿半工半读，努力学习法语和绘画技巧。越努力越幸运，四个月后常书鸿被录取为法国里昂中法大学公费生。
在法国留学期间，常书鸿的作品多次获奖、美术造诣逐渐深厚，事业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家庭生活也可谓幸福美满，他结婚生子，有美丽的妻子和可爱的女儿。
命运的转折点发生在1935年秋的一天，常书鸿散步时经过塞纳河畔的旧书摊，看到了《敦煌石窟图录》里1907年伯希和拍摄的300多幅关于敦煌千佛洞的壁画和塑像照片，他被深深震撼，并为自己曾经倾倒在西洋文化、遗忘了祖国的瑰宝而忏悔。
他决定，到敦煌去。常书鸿把妻女留在巴黎，只身搭上了巴黎回北平的国际列车。但由于时局动荡、交通闭塞，一直到六年后，38岁的常书鸿才借着敦煌艺术研究所即将成立、他被任命为副主任的机会，正式出发敦煌。
一行六人穿着北方的老羊皮大衣，戴着北方老农的毡帽，顶着高原早春的刺骨寒风，乘着一辆破旧的敞篷卡车，还雇了骆驼带他们穿过戈壁滩，1000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一个多月。
王圆箓曾经在莫高窟积极修缮房屋、开垦荒地、种植树木，让莫高窟从牧民的羊圈变成有人看管的地方，也为后来常书鸿等第一批莫高窟人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条件。
刚到敦煌的日子是非常艰苦的：没有电、照明只能靠老喇嘛的木头灯那微弱的灯苗；没有筷子、就用红柳枝自己做筷子；主食是咸河水煮的半生不熟的厚面片；配菜是一小碟咸辣子和咸韭菜。
好在悬崖峭壁上密密麻麻的石窟、色彩绚丽的壁画和彩塑抚慰了常书鸿，他不可自拔地陶醉在敦煌这个艺术宫殿里，测绘石窟图、窟前除沙、洞窟内容调查、石窟编号、壁画临摹等等工作也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
在敦煌的生活稳定下来后，常书鸿把妻子和儿女也接来了敦煌，希望一家人在敦煌安家。但他的妻子陈芝秀无法接受莫高窟恶劣的生活环境，选择了不辞而别、远走高飞。
常书鸿在悲痛之余、纠结之后，还是选择留在敦煌，守护莫高窟，他在自传中的原话是：“只要健康允许，我就要守在敦煌，愿将我的一生贡献给敦煌”。
他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用10个多月时间清理了几百个洞窟前堆积的流沙，运走了10万立方米的沙子、修补甬道和栈桥，并想了各种办法筹钱给石窟开门造窗，比如：劝来参观的游客捐款、作为答谢把临摹画送他们；请地主赞助，在柱子上刻上地主的名字或者给他画像。
莫高窟里没有电，临摹壁画是个问题 ，他们想出了用镜子反光的办法；为了有效保护了壁画不受人为伤害，常书鸿坚决制止以前那种把纸张钉在墙上起稿的做法；他还立下规矩：每年必须在莫高窟周围种植树木，要把树林带逐年延伸扩大，这对于改善黄沙戈壁的自然环境无疑是百年大计之举。
常书鸿先生作为敦煌研究院的创始人、敦煌石窟保护研究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把毕生岁月都献给了敦煌莫高窟，他被亲切地称为“敦煌的保护神”，他的故事和“莫高精神”值得被每一个人铭记。
在常书鸿先生之后，敦煌研究院又经过以段文杰、樊锦诗、王旭东等为代表的几代人守护，如今，敦煌研究院已成长为国内石窟保护的最大群体，守护石窟的故事仍在继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