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世家，徐门“福康”
徐汉棠的老家在蜀山南街，北临蜀山河，街道长约300米，很窄的老街上商店挨着商店，那里曾是当代紫砂文明发源地，商业文明和陶文化的结合点。
徐汉棠的祖父徐锦森从道光年间开始紫砂制作，开设陶记“福康”，专营紫砂。他的伯父徐祖安与父亲徐祖纯帮助经办，伯父主持外事、联络客户，父亲安排生产、验收坯户。“福康”招集了当时从事紫砂制作的名艺人，产品远销南洋和东洋。
徐汉棠的外曾祖父邵云甫是紫砂一代宗匠邵大亨的后裔，邵云甫的紫砂陶艺在东南亚和日本极负盛名。汉棠四个舅父邵元章、邵宪章、邵茂章、邵全章皆为紫砂高手。邵茂章以水平壶和独钮壶闻名;邵全章水准极高，与顾景舟切磋甚密。汉棠之母邵赛宝出身紫砂世家，与徐门的父亲徐祖纯结婚后，育六子一女，汉棠排行第三。
徐汉棠回忆，“在我懂事时，家里有住房四楼四底、厂房八九间，常年雇佣六七个工人，临时工三四人，一般每天三桌人吃饭。”
当时，徐“福康”生产经营规模堪称紫砂行业第一，每月产量约5000件，全年数万件，烧成后，由木船运至常州，再转铁路发往各地。天津、辽宁、山东等地的店号被徐家全包。因经营得法，全家富足，十六七口人吃穿讲究，已用起了电灯、留声机。
抗战前，紫砂有一段兴盛时期，除“福康”外，还有“豫丰”、“利永”、“吴德盛”，以及上海的“铁画轩”，“铁画轩”老板戴国宝之子戴相民与顾景舟交往很深。
1937年抗战开始后，紫砂行情萧条，生意一落千丈，汉棠父母带着孩子们逃往乡下，岁月艰难。1938年日军在宜兴投掷炸弹，城区变成一片瓦砾，所有店面全毁，紫砂行业一蹶不振。1940年，形势稍稳，行业渐有起色。
1945年解放战争开始后，紫砂市场又趋萎缩，徐家勉强为生。1948年，上海的“铁画轩”向徐家发出一笔制作12万只笔筒的大订单，徐汉棠参与生产，日夜赶制。他勤动脑筋，老前辈一天做50只笔筒，他能做500只。另一批把玩小件，他每天能做1000只。徐汉棠最初的基本功就在那时练成。
新中国成立后，紫砂联营处于1950年成立。1955年1月，“汤渡陶业合作社紫砂工场”成立，徐汉棠全家加入合作社。最初入社的，包括著名的“紫砂七大老艺人”任淦庭、顾景舟、朱可心、裴石民、王寅春、吴云根、蒋蓉等30多人。
拜师“哥哥”，紫砂技艺渐成
徐汉棠从小耳濡目染，凡经历的事都离不开紫砂，父母、舅舅都是他的启蒙之师。
“我读小学时，暑假到外婆家，小舅邵全章带我去顾景舟家玩，我看到顾景舟泥凳上的工具规矩有样，灵巧得像玩具，我就拿着玩。”
顾景舟是一个极其细致之人，对制壶工具尤其讲究，常以“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教育后辈。见小汉棠把玩工具，就说：“你玩我的工具可不能弄坏，这是我的吃饭家伙!”
1952年，由于紫砂行业不景气，许多人被迫改行。那年，徐汉棠随顾景舟到上海找工作。顾景舟本要进上海天源化工厂，但体检出“钙化肺结核”被退回，徐汉棠也没挤进福兴隆电炉厂，报考华东军政大学也因故未录取。
从上海回到丁蜀镇，顾景舟出了道题，让徐汉棠做一副“矩车”工具。一周后，顾老见工具做得不错，便说：“汉棠这个徒弟我收定了。”徐汉棠清楚记得，“1952年3月，我成为顾景舟的第一入室弟子。”
忆起与顾老相处的岁月，徐汉棠说：“我在师傅家学艺时，他一边教我，一边自己做壶。他在30多平方米的小院子里种菊花、喂金鱼、养画眉鸟。晚上在煤油灯下看书、练字。有时吟几句唐诗，哼两句京剧，什么《盗御马》、《窦尔敦》唱段，还常到我家与父亲等人‘比武’较量。”
顾景舟的母亲对汉棠厚爱有加，常留他吃饭。“我记得最香的是雪白的粳米饭、洋葱头炒咸肉和青菜，这些事情让我至今回味无穷。”
学艺、入社
1952年3月徐汉棠正式拜师后的“处女作”是一只水罐，形制虽简却意义非凡。
“直到今天，它还摆在我的工作台上，它依然是我最得心应手的茶具。这不是一件普通的器物，它目睹了我每一件作品的成功与失败，见证了我从艺的道路，寄托我很多情感。每当看到它时，就像师傅在注视我，我时刻不敢停顿。”
徐汉棠的第二件作品，是个喷水壶。为了取悦师傅，汉棠使出浑身解数。推敲每一个转折，每一条线形之间的关系，圆柱式渐宽的形体和腹部微鼓的造型。“这个壶今天用起来，还非常流畅顺手。”徐汉棠微笑。
1955年进入“汤渡陶业合作社紫砂工场”后，徐汉棠生产的第一批壶是茄段壶。
“每做一个壶，只赚0.145元，开始时每天我只能做3个，一天收入不足5角。那时，我已有了2个孩子，妻子刚开始学艺，几乎不能糊口，需要父母帮助。”
为了生计，徐汉棠给自己定下指标，每周多做一个。后来，徐汉棠1小时就能做1个茄段壶，每天能做9-10个壶。
师从顾景舟长达30年，徐汉棠眼里的老师是多才多艺、行事讲究、性格固执的人。顾老见学生做不好壶，常会开骂：“你的眼睛瞎了啊!”而他对勤奋又善思的汉棠稍显温和。
与“景舟哥”的矛盾
比起其他徒弟，第一入室弟子徐汉棠“不害怕师傅”，因母亲邵家人与顾景舟关系亲密，汉棠私下里唤师傅为“景舟哥”。不过，徐汉棠与恩师仍闹过两次矛盾。
1956年，徐汉棠开始制作水平壶，制作难度提高，每天产量下降为六七件，他又为吃饭发愁了。
“那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高庄教授来实习，带来一只轱轳、车刀、一袋石膏，开始车模，翻模型。我从他那里学会车模，就车母模，翻了石膏模型，瞒着顾老用石膏模型挡坯做壶，每天能做16把。”
第三天，顾老察觉到水平壶身筒不高不矮，规格一致，猜出汉棠用了模具，说“汉棠，你想到偷懒办法了吧?”还对徐汉棠父亲说：“汉棠学不会技术了，还没学，就想偷懒办法了。”说到这里，一直眯着眼的汉棠笑起来。
固执的顾景舟没有消气，还把此事告到领导那里。几天后，紫砂厂书记找来徐汉棠：“汉棠，你在搞技术革新啊?”徐汉棠初闻“技术革新”一词，彷徨地看着书记。“你不要瞒我，我都知道了，你做的对，顾师傅太保守了。明天开始你不要做壶了，专门帮我翻模子。”
徐汉棠心急了，“但是，师傅对我要有意见了。”书记说道：“你是听师傅的话，还是听党的话?”
为顺应形势，徐汉棠从1957年至1960年，搞了三年多技术革新，制模具、做轱轳。模具提高了紫砂生产力，缩短了普通艺人学习时间，推动了紫砂在当时的发展。直到现在回忆起来，徐汉棠仍觉得，“紫砂壶制作，该用手工便用手工，有些必须用模具。”
20世纪60年代，紫砂厂的紫砂研究所成立，徐汉棠回到顾景舟身边，再操手工壶制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徐汉棠正值创作盛年，他与上海盆景协会一批专家结交，开始研制各种花盆。盆景协会曾统计徐汉棠制作的不同花盆，至少有250种。但为了做盆，汉棠与“景舟哥”又“杠上”了。
“这是我与师傅的第二次矛盾。师傅骂我，正道不走，走歪道，不务正业。但是，他管他骂，我高兴做、喜欢做，我还是做，不听他的。”老人又笑了。
于是，徐汉棠瞒着师傅，趁师傅下班，晚上和休息天做盆。白天，两人的泥凳紧挨，汉棠闷声做壶。
如今“汉棠盆”价值连城，但徐汉棠说，“当时我没想金钱。如果钻研那个，就做不出盆。我就是高兴做盆。”老人说得斩钉截铁。
顾景舟在徐汉棠眼里很“固执”，徐汉棠世人的眼里，他对“艺术”的“固执”更是青出于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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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厂走出的紫砂第一人
徐汉棠的执着不仅在他的艺术世界里，也在他的品行生活中。
1985年，作为顾景舟大师的大弟子，徐汉棠打破铁饭碗，从国营性质的宜兴紫砂工艺厂跳槽到乡镇企业性质的宜兴紫砂工艺二厂，担任总工艺师。这件事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徐汉棠觉得，当时宜兴紫砂工艺二厂技术力量薄弱，工人都是来自周边的村民，有些就是他过去的街坊邻居，看着他们学艺很辛苦，他就想过去帮帮忙。在徐汉棠的直接指导下，一大批德行优良的紫砂人才茁壮成长。
1997年，徐汉棠被评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而真正的大师远远不是一个职称可以评价的。
多年来，徐汉棠正是遵循自己的想法，执着地从事着社会慈善事业。早在1992年，他就捐资10万元创立“顾景舟、徐汉棠教育儿童奖励基金”；2006年，市慈善会丁蜀分会成立，他又捐资10万元；他还多次私下向市第二人民医院的负责人打招呼，如果碰上哪家孩子生重病，负担不了医药费，就和他说。几年前，一位吴姓的孩子罹患白血病，徐汉棠得知后，立即捐资5万元；2008年汶川地震，他捐资2万元……截至去年8月底，徐汉棠出资扶贫济困达200多万元。
2014年，已经82岁的徐汉棠出资千万，设立了我市首个个人冠名的教育基金会。此项基金专门用于奖励优秀学生、资助贫困学生和其他教育公益事业支出。徐汉棠用朴实的行动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助学颂歌，彰显了老一辈紫砂艺人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
德艺双馨！
一甲子的紫砂岁月，徐汉棠大师经历过紫砂史上最坏的时代，也享受着紫砂最美好的时代，壶如人生，人生如壶。
解放初年，紫砂业大萧条，大批艺匠都弃紫砂而改行。老艺人吴云根上山挑柴，邵六大做小贩，范正根开泥塘挖泥，紫砂行业一片萧条。在这非常时期，我却跟随顾景舟师傅坚持，未曾改变。
现在经济条件极大改善，对比一下周围的部分人，一旦有钱就成为‘土豪’，追求奢华享受，徐汉棠始终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亦未曾改变。
“现在想起来，艺术需要纯真，艺术家只有对自己的事业感兴趣和喜爱，才能深入艺术之中，才会有所作为！”
“做人要如水桶般毫无遮盖的正直，行为要如壶的造型般规矩、懂道理、有分寸，言词要如壶嘴那样出口成章、滴水不漏、毫无失语。”
行文罢了，徐汉棠大师的句句箴言依旧在耳边轰鸣，受益良多。
作者：器禾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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