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1928-2017)晚年跌跤,留医出院后,其写作潜藏一种“思源”心理。他写父亲这人生之本,还写中国文学这志业之源。其“最后著作”《从杜甫到达利》一书(今年8月由台北的九歌出版),有文章题为《诗史与史诗》,开首即说:“杜甫的诗,我每读一首,都在佩服之余,庆幸中华民族出了如此伟大的诗宗。”
余光中少儿时读过很多古文和诗词,成年后写过不少赏析我国古今诗歌的文章。但他是英语文学教授(也曾在香港十年,任中文系教授),翻译评注过一册又一册的古今英语诗篇,又自谓受英诗启发,获其滋养。2016年7月跌跤受伤颇重,自言“死亡的阴影……巨大而逼近”;在阴影中,唯恐时日无多,他尽量把感念最深的人和事说出来。他感念至深的是杜甫,且为杜甫“辩护”。
杜甫是我国伟大诗人,没有蒙受过什么不白之冤,辩护什么?原来中西文学一经比较,论者就慨叹中国古代文学没有西方荷马、弥尔顿那样的史诗(epic)。余光中写道:杜甫“一生写了那么多诗,合而观之,其实也可称史诗”,并称其“主题是安史之乱”。文中析论杜甫诗的品质,述其感人之深:“《梦李白》多首,从致敬到劝诫,语重心长,催人泪下。”文末曰:杜甫这位诗史’可谓创作了‘史诗’,可列于国际的史诗而无愧”。
余光中一生用中文创作出大量璀璨的诗文,识者已多;他对美丽中文的颂赞,形诸笔墨。这位英语文学教授,爱中文和中华文学,比英语和英语文学更深。中文及中华文学,是他一生志业的本源;在人生的黄昏,他要赶紧郑重说出来,哪怕有些话已经说过。
(黄维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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