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1928-2017）晚年跌跤，留医出院后，其写作潜藏一种“思源”心理。他写父亲这人生之本，还写中国文学这志业之源。其“最后著作”《从杜甫到达利》一书（今年8月由台北的九歌出版），有文章题为《诗史与史诗》，开首即说：“杜甫的诗，我每读一首，都在佩服之余，庆幸中华民族出了如此伟大的诗宗。”
余光中少儿时读过很多古文和诗词，成年后写过不少赏析我国古今诗歌的文章。但他是英语文学教授（也曾在香港十年，任中文系教授），翻译评注过一册又一册的古今英语诗篇，又自谓受英诗启发，获其滋养。2016年7月跌跤受伤颇重，自言“死亡的阴影……巨大而逼近”；在阴影中，唯恐时日无多，他尽量把感念最深的人和事说出来。他感念至深的是杜甫，且为杜甫“辩护”。
杜甫是我国伟大诗人，没有蒙受过什么不白之冤，辩护什么？原来中西文学一经比较，论者就慨叹中国古代文学没有西方荷马、弥尔顿那样的史诗（epic）。余光中写道：杜甫“一生写了那么多诗，合而观之，其实也可称史诗”，并称其“主题是安史之乱”。文中析论杜甫诗的品质，述其感人之深：“《梦李白》多首，从致敬到劝诫，语重心长，催人泪下。”文末曰：杜甫这位诗史’可谓创作了‘史诗’，可列于国际的史诗而无愧”。
余光中一生用中文创作出大量璀璨的诗文，识者已多；他对美丽中文的颂赞，形诸笔墨。这位英语文学教授，爱中文和中华文学，比英语和英语文学更深。中文及中华文学，是他一生志业的本源；在人生的黄昏，他要赶紧郑重说出来，哪怕有些话已经说过。
（黄维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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