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编导语：一个民族在文化上最有代表意义的特质，莫过于其哲学精神。探究与总结中国哲学精神的特质，并从中汲取营养，才是文明传承和发展的魅力和动力。
所谓特质，当然是最典型的、非共有的。人类文明和文化有许多共性，但就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时期而言，特质是构成文化的决定性因素，有赖于此，人类文明才丰富多彩。因此，探究与总结特质，并从中汲取营养，才是文明传承和发展的魅力和动力。 一个民族在文化上最有代表意义的特质，莫过于其哲学精神，意即对自然界、社会及人本身的原则思考与定位。中华民族的哲学精神，集中（但不完全）表达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敬天法地，天人合一 这种精神表达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的根本认识。人的生命既不是来自超自然的神力（诸如上帝、真主），也不是自主生成，而是宇宙天地能量的造化，即所谓“天生”。既然宇宙自然的能量对人的生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故而人对于天地必须持有绝对崇敬的态度，所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这种观念，无论是《易经》《黄帝内经》《道德经》以及孔孟之道都表述得清清楚楚，并且得到了除少数极端主义者的绝大多数中国人的一贯认同，包括皇权君主。 更有积极意义的是，中国人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并不是消极被动的，只要人能够摆正自己的位置，崇尚自然，敬天法地，就能够得到上天的眷顾，达到“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 二、仁义礼信，中庸和谐 这种精神看似儒家的主张，其实渗透在道、儒、释主流文化之中，它表达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原则。 仁的本质都是爱，但是道家与儒家略有不同。道家认为仁爱是天意，无需人为造作，所谓“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德经·第五章》），宽和随顺就是最大的爱；儒家认为仁爱是为人处世乃至经邦治国的根本出发点，是需要克服自己致力而为的，并把它作为人生第一要义。 义指的是信仰、正义与情义，孟子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对君子（有德有威之人）而言，义甚至比自己的性命更重要。 礼包括了仪礼与规制，而且是人们一切行为的根本规范，所谓“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论语·颜渊》）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不仅要讲礼节礼貌，尤其要讲究规则秩序，礼更加强调的是后者。把中国称为“礼仪之邦”不尽确切，首先应是“礼义之邦”。在正宗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礼被视为处理社会关系的一条“红线”，是人自律的底线，即使恪守不了“道德仁义”，也绝不能破越“礼”，否则就要动“法”。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破越了礼，就要用法来实施他律，而强制与刑罚是圣贤文化最不愿意看到的。 信的会意是从人从言，其本意是真实的消息，更引申为诚实。“信，诚也。”（《说文》）举凡人与人之间的善缘真情，莫不与此相关，如相信、诚信、守信、信任、信誉、信仰……即使是在物质利益大于精神情感的环境中，信也是最被重视的原则。 言及于此，或许有人会问：中国传统文化除了“仁义礼信”还有个“智”呢？是为五德啊。这里论说的是“特质”，而知识与智慧，是各种哲学精神都共有的，故而从略。 至于中庸和谐，则更是阐明了做人要不偏不斜、做事应中正平和的道理与方法，是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的“达道”。设想，人与人之间投之以公平，报之以公正，情不过激，事不过度，社会不就和谐一气了吗？！有人说，这也太理想化了吧？别忘了，哲学讨论的就是形而上的范畴。 三、自强不息，内圣外王 这一层面是中国哲学精神对人自身修养的要求。与“原罪救赎”的理念不同，中国文化强调的是人本的主观能动性，在中国哲学思想中，无论是“性善论”还是“性恶论”，都没有偏离对自身修为的重视。中国文化的向善，不是被动的压力，而是主动的追求；绝非源于前世的罪孽或来世的归宿，而是今世的自省与责任。所谓“修齐治平”当然是以修炼自身为起点。 中国哲学思想的本体是人，首先是自我认知，故而《易经》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老子说“自知者明”，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唯此，人才能顺应天地自然之道，与宇宙能量合一，先修炼好自己的小周天，才能于大周天中纵横捭阖、弗违大道，成就功德。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以厚德载物”（《易经·乾·象》），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哲学精神的特质和生命力必将与天地宇宙齐辉共续！ （文章来源：腾讯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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