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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竹之古澹韵幽,
必其人性气相同,方可为之。
这是清代画家范玑在他的画论作品《过云庐论画》中所写到的一段文字。
在中国古代文人眼里,梅与竹的地位绝非寻常草木可等而论之,她们更多地寄托了文人复杂的精神与情怀,所以后期与文人审美紧密相联系的寿山石雕刻,也自然而然地将诸如“梅竹双清”作为了常见的花鸟雕刻的题材。
元代诗人泰不华的《题梅竹双清图》诗:“冰魂无梦到瑶阶,翠袖云鬟并玉钗。青鸟暮衔红绶带,夜深重认合欢鞋。” 这首诗无疑勾勒出的尚是一幅绮丽的画面,虽有幽娴之美,却不一定全然符合文人的高雅旨趣。
更具文人趣味的解读是,梅花疏影横斜、暗香浮动,自有一种风骨神韵,又在万木萧瑟之中凌寒而开,可谓“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极具君子孤标自诩之风范。
宋人周密在他著名的笔记作品集《齐东野语》中引用张镃的《玉照堂梅品》:“梅花为天下神奇,而诗人尤所酷好……名人才士,题咏层委,亦可谓不负此花矣。但花艳并秀,非天时清美不宜,又标韵孤特,若三闾、首阳二子,宁桥山泽,终不肯頫首屏气,受世俗湔拂。”
《二如亭群芳谱》中所记载的“千叶红梅”这一被俗称为“福州红”的品种 ,更为寿山石与梅花之间增加了匪浅的缘分。
竹子就更不必说了,她拥有的“条畅纷敷,青翠森肃,质虽冬蒨,性忌殊寒,九河鲜育,五岭实繁”的特质,其异禀劲节和节中虚心的特点,代表的是君子与人结交时谦慎却又不谄媚的态度。
白居易的《养竹记》中更将竹子直比作贤明的君子:“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似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多树之为庭实也。”
梅竹二者都是冬季里的一抹亮色,在很久以前,文人就将梅与竹合为一个题材,如“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就曾经在一幅梅竹画上落题:“凌霜雪,节独高,我与君,共岁寒。”晁冲之也有词曰:“潇洒江梅,向竹梢疏处,横两三枝。”
而在寿山石雕中,这一题材被概括性地成为“梅竹双清”,有的创作者着意表现的是梅竹耐寒孤高的秉性,往往强调遒劲的梅枝与挺拔的竹竿;而还有的创作者更着意表现的是梅竹盎然坚强的生机,此时更强调的是繁密的花朵和交错的竹叶,既会因为创作者的艺术风格的不同而不同,也会因为索求雕刻的文人的需求的不同而不同。
另外,在“梅竹双清”的题材中,在雕刻梅花与瘦竹之余,还增加了太湖石作为点缀。实际上,梅、竹、石三者又被称为“三益之友” 在宋代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的“甲编·卷一·苏黄遗文”中写道:“东坡赞文与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寿,石丑而文,是为三益之友。’”
梅之秀雅犹如美人,竹之清高仿佛君子,“梅竹双清”的题材就这样形成了经典的对比;而单独以“梅花”为题材的寿山石雕作品中,也不乏对比之美:
艺术家们往往将梅树的树干雕刻得尤为苍老古拙,有“龙蠖蛰启之势,屈伸盤礴,纵横自如”,枝条峭拔穿插,疏密相间富有节奏感,颇有“老健”之气,而梅花则秀雅若少女一般,星星点点散落在枝间梢头,突出的是“清丽”的韵致,枝与花在一树之间就有极为鲜明的对比。
倘若再加之梅花“疏枝横玉瘦”与“繁如瑞雪压枝开”之间的疏密对比,使得作品顿时有趣又鲜活了起来。
还是范玑的《过云庐论画》中说:“其古拙之妙,老干屈铁,疏花数点,视之如古仙人来自世外,烟霞之气扑人。”足见梅花在文人雅士心中地位之尊崇。
“简澹冲雅,自见其高,幽静贞闲,自见其美。”这大概是梅花题材最为文人化的阐释。当然,也有更为直接得与文人联系在一起的梅花题材,就是“梅妻鹤子”一类。
这个题材原取自宋代文人林逋的典故:宋代隐士林逋,“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淮间,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
除了喜欢鹤之外,林逋亦有着一颗爱花之心,他曾写下过著名的《山园小梅》诗,其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更是脍炙人口,一派空而净的意境。因此,当这个题材呈现在寿山石薄意画面上时,也往往是这样简洁干净的形象,梅蕊香葩的映衬下,有文人雪塑冰镂的高洁身影。
当然,除却文人气息浓厚的题材以外,梅树题材之中亦有极富民俗气质的,诸如“梅雀争春”。
这类题材更多地是取了梅花凌寒早开的特质,所谓“早梅发高树,迥映楚天碧,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又增加了喜鹊的形象,赋予了“喜上眉梢”的吉祥寓意,同样也极具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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