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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竹之古澹韵幽，
必其人性气相同，方可为之。
这是清代画家范玑在他的画论作品《过云庐论画》中所写到的一段文字。
在中国古代文人眼里，梅与竹的地位绝非寻常草木可等而论之，她们更多地寄托了文人复杂的精神与情怀，所以后期与文人审美紧密相联系的寿山石雕刻，也自然而然地将诸如“梅竹双清”作为了常见的花鸟雕刻的题材。
元代诗人泰不华的《题梅竹双清图》诗：“冰魂无梦到瑶阶，翠袖云鬟并玉钗。青鸟暮衔红绶带，夜深重认合欢鞋。” 这首诗无疑勾勒出的尚是一幅绮丽的画面，虽有幽娴之美，却不一定全然符合文人的高雅旨趣。
更具文人趣味的解读是，梅花疏影横斜、暗香浮动，自有一种风骨神韵，又在万木萧瑟之中凌寒而开，可谓“万花敢向雪中出，一树独先天下春”，极具君子孤标自诩之风范。
宋人周密在他著名的笔记作品集《齐东野语》中引用张镃的《玉照堂梅品》：“梅花为天下神奇，而诗人尤所酷好……名人才士，题咏层委，亦可谓不负此花矣。但花艳并秀，非天时清美不宜，又标韵孤特，若三闾、首阳二子，宁桥山泽，终不肯頫首屏气，受世俗湔拂。”
《二如亭群芳谱》中所记载的“千叶红梅”这一被俗称为“福州红”的品种 ，更为寿山石与梅花之间增加了匪浅的缘分。
竹子就更不必说了，她拥有的“条畅纷敷，青翠森肃，质虽冬蒨，性忌殊寒，九河鲜育，五岭实繁”的特质，其异禀劲节和节中虚心的特点，代表的是君子与人结交时谦慎却又不谄媚的态度。
白居易的《养竹记》中更将竹子直比作贤明的君子：“竹似贤，何哉？竹本固，固以树德，君子见其本，则思善建不拔者。竹性直，直以立身；君子见其性，则思中立不倚者。竹心空，空似体道；君子见其心，则思应用虚受者。竹节贞，贞以立志；君子见其节，则思砥砺名行，夷险一致者。夫如是，故君子多树之为庭实也。”
梅竹二者都是冬季里的一抹亮色，在很久以前，文人就将梅与竹合为一个题材，如“扬州八怪”之一的金农就曾经在一幅梅竹画上落题：“凌霜雪，节独高，我与君，共岁寒。”晁冲之也有词曰：“潇洒江梅，向竹梢疏处，横两三枝。”
而在寿山石雕中，这一题材被概括性地成为“梅竹双清”，有的创作者着意表现的是梅竹耐寒孤高的秉性，往往强调遒劲的梅枝与挺拔的竹竿；而还有的创作者更着意表现的是梅竹盎然坚强的生机，此时更强调的是繁密的花朵和交错的竹叶，既会因为创作者的艺术风格的不同而不同，也会因为索求雕刻的文人的需求的不同而不同。
另外，在“梅竹双清”的题材中，在雕刻梅花与瘦竹之余，还增加了太湖石作为点缀。实际上，梅、竹、石三者又被称为“三益之友” 在宋代罗大经的《鹤林玉露》的“甲编·卷一·苏黄遗文”中写道：“东坡赞文与可梅竹石云：‘梅寒而秀，竹瘦而寿，石丑而文，是为三益之友。’”
梅之秀雅犹如美人，竹之清高仿佛君子，“梅竹双清”的题材就这样形成了经典的对比；而单独以“梅花”为题材的寿山石雕作品中，也不乏对比之美：
艺术家们往往将梅树的树干雕刻得尤为苍老古拙，有“龙蠖蛰启之势，屈伸盤礴，纵横自如”，枝条峭拔穿插，疏密相间富有节奏感，颇有“老健”之气，而梅花则秀雅若少女一般，星星点点散落在枝间梢头，突出的是“清丽”的韵致，枝与花在一树之间就有极为鲜明的对比。
倘若再加之梅花“疏枝横玉瘦”与“繁如瑞雪压枝开”之间的疏密对比，使得作品顿时有趣又鲜活了起来。
还是范玑的《过云庐论画》中说：“其古拙之妙，老干屈铁，疏花数点，视之如古仙人来自世外，烟霞之气扑人。”足见梅花在文人雅士心中地位之尊崇。
“简澹冲雅，自见其高，幽静贞闲，自见其美。”这大概是梅花题材最为文人化的阐释。当然，也有更为直接得与文人联系在一起的梅花题材，就是“梅妻鹤子”一类。
这个题材原取自宋代文人林逋的典故：宋代隐士林逋，“性恬淡好古，弗趋荣利，家贫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游江、淮间，久之归杭州，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常畜两鹤，纵之则飞入云霄，盘旋久之，复入笼中”。
除了喜欢鹤之外，林逋亦有着一颗爱花之心，他曾写下过著名的《山园小梅》诗，其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两句更是脍炙人口，一派空而净的意境。因此，当这个题材呈现在寿山石薄意画面上时，也往往是这样简洁干净的形象，梅蕊香葩的映衬下，有文人雪塑冰镂的高洁身影。
当然，除却文人气息浓厚的题材以外，梅树题材之中亦有极富民俗气质的，诸如“梅雀争春”。
这类题材更多地是取了梅花凌寒早开的特质，所谓“早梅发高树，迥映楚天碧，朔吹飘夜香，繁霜滋晓白”，又增加了喜鹊的形象，赋予了“喜上眉梢”的吉祥寓意，同样也极具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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