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护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同样应当摈弃“口供至上”的理念，将主要精力放在口供之外的证据上，这才是最有效、最明智的辩护策略。
文 | 向渊而行
来源 | 向渊而行的法律博客
近日，我听说某知名刑辩大律师在某法院开庭，该法院临时得知这位大律师来出庭，非常重视，马上更换了审判长，严阵以待。果不其然，庭审一开始，该大律师就提出被告人口供系非法取得，应启动非法证据排除，法庭未有预防，只好休庭。
现在的刑事辩护已经形成这样一种风气：首先打程序，打程序的核心就是非法证据排除，其中主要是非法口供排除。刑辩律师一接手案件，首先就是研究口供是怎么来的，有没有刑讯逼供、指供、诱供、骗供，在这方面花很大力气和精力，然后就是研究在庭审中提出非法证据排除的方案，以此为杀手锏，欲致控方和法庭陷入被动。
“口供中心主义”应当摈弃，这是法律界的共识，律师也经常在法庭上批判控方唯口供至上，但问题在于，辩护律师自己却花这么大的力气和精力在口供上面，甚至将主要精力放在口供的合法性上，这不同样表明辩护律师过度重视口供了吗？
应当说，口供以及其他言词证据都是可变的，主观性都很强，特别是被告人口供，基于被告人避罪心理，稳定性和真实性就更差。所以，我认为辩护律师把过多精力放在口供上面是没有必要的，特别是有的案件中，即使没有被告人口供也能定案，辩护律师提非法口供排除就更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了。
辩护律师真正需要下大力气去研究的应该是鉴定意见、现场勘查笔录、辨认笔录、痕检报告等证据，这些证据表面上看似乎是客观证据，无可挑剔，但其实也都深深打上了侦查人员的主观烙印，这种主观性往往会影响到证据的客观性。以精神病鉴定为例，以前我在公诉处工作时，就听有的侦查人员说：“这种犯罪嫌疑人如果鉴定成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监管起来太麻烦，对社会反而是个累赘，不如杀了算了”，我听了以后，内心觉得非常悲凉。侦查人员以这种意识对待精神病鉴定，鉴定的科学性就一定难有保证。
所以，辩护律师要对鉴定意见、现场勘查笔录、辨认笔录、痕检报告等证据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将这些证据与其他证据进行细致比对，找出可疑点和矛盾点，进而对证据的客观性和可采性提出否定意见。
即使对于控方指控最有力的物证，辩护律师也不是没有辩护空间。物证是客观性最强的证据，往往成为定案的最有力根据，也正因为如此，辩护律师应当着重研究分析物证，细致查究物证的来源、收集程序、特征、保管移送及与口供等言词证据的差异性，集中火力攻击控方这一最坚强的证据“堡垒”，这对控方而言才是最致命的辩护。
综上，我认为，辩护律师在刑事辩护中同样应当摈弃“口供至上”的理念，将主要精力放在口供之外的证据上，这才是最有效、最明智的辩护策略。
但遗憾的是，有的律师或许明白上述道理，却偏偏要选择“死嗑”非法口供排除，庭审中一上来就紧纠住口供合法性问题不放，向控方步步紧逼，纠缠不休，消耗大量庭审时间，有的还导致庭审中断甚至休庭，庭审变成一场拉锯战甚至“马拉松”。辩护律师自认为这是检方和审方的“节节败退”，从而往往以“胜利者”的姿态示人。
但这真的是辩护的“胜利”吗？当然不是。这种非法口供排除的纠缠，有时确实可能令公诉人或审判长陷入被动甚至难堪的窘境，但对于辩护的有效性即免除或减轻被告人罪责而言，没有任何实质意义。从现实来看，极少有律师能够在庭审中举出证明口供非法的证据，基本上都是凭被告人的一面之辞，实际上，连辩护律师自己都未必相信真的存在刑讯逼供，又怎么可能令法庭产生内心怀疑呢？这种非法口供排除的提出有多大实质意义呢？
特别是有的律师经常在法庭上大谈特谈纪委办案的程序非法问题，甚至使用攻击、煽动性语言，引起旁听人员哗然，但具有法律常识的人都知道，纪委收集的口供并非检方指控的证据，根本就不是法庭调查的对象，纪委取证的合法性问题也不是法庭调查的范围，律师不是白费口舌吗？律师针对这种问题的高谈阔论，完全变成了一种炫耀辩才的表演，一场宣扬自我的个人秀。
可见，辩护律师的这种纠缠对于保障被告人权利而言并没有实质意义，相反，还降低了庭审效率，耗费了司法资源，更有可能使被告人陷入对抗审判的境地，遭致更为不利的判决。最后，被告人遭受重刑，律师却名气大噪，名利双收了。这种辩护不仅损害了被告人权益，同时也损害了律师的职业道德和形象，损害了中国刑事辩护事业乃至于中国法治建设大业的健康发展。
控、辩、审三方构成三角型诉讼结构，原本是殊途同归，目标一致，即实现司法公正，检察官、法官、律师应该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汇聚法治正能量，共同推进国家法治走向进步美好的明天。所以，我希望刑辩律师不仅在辩护战术上摈弃“口供至上”理念，将辩护重心由口供转向口供之外证据，更在辩护战略上摈弃将非法口供排除作为辩护“主战场”的策略，真正从最大程度保障被告人权益出发，力争实现有效辩护。如此，将是中国刑事辩护事业的幸事，更是所有被告人的大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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