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洁洁良”因“错误言论”被人肉，曾经的“母校”竟然成为愤怒情绪的打手，被逼着大义灭亲，着实值得玩味儿。好在，舆论上的“株连逻辑”，也只是将“母校”的范畴钦定在“大学时期”，要不然一个“洁洁良”的“精日酿造”真就能将“母校”清点一遍，成为有史以来最坑母校的学生。
有关“错误舆论”的认定，单凭社交媒体上的言辞，似乎不足以引发人们的愤怒。但从事件的发酵过程来看，主要是因为“洁洁良”的表里不一。她一边在学校里走体制通道，一边却肆意黑化体制通道。而所谓的黑化在她来看是批评，但并非是严肃的批评，而是转向嘲讽和诋毁，这不免会让民族主义者感到愤怒。
而民族主义者，却很难凭借几句言辞不当，就可以将其惩治。于是，他（她）们将矛头转向母校，以株连的逻辑进行“捆绑式打击”，而作为母校们为迎合“政治正确”，屁股就自然坐不住了。可实际上，利用这样的关联性捆绑，就真的能避免“洁洁良”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吗？
或许，从人们的实际表现来看，确实是可以遏制。但却会让很多人堕入犬儒的囹圄，成为更为隐性的精日人设。如若追究精日人设的塑造，就追责大学母校的责任，显然就有点株连问责的逻辑。只是，从人格塑造的影响意义来看，小学、中学、大学应该是无差别的，为何我们的愤怒单单指向大学呢？
这不免让人觉得有失公允，但我们却能从中察觉到一些端倪。人们对于大学还是比较有期待，甚至，认为大学是人生的“第二父母”。这也就是为何，人们在谈到学历时都是以大学为基本标准，如果只是读过高中，都不好意思说出口。这也大概是株连逻辑里，将母校定性为“大学时期”的主要原因。
可实际上，作为“洁洁良”精日人设的塑造，相信不只是大学母校的责任，还有来自其它学习阶段的母校，以及周遭的生活环境。但其它的因素，人们不好用言论捆绑，用政治正确捆绑，所以大学阶段的母校，很自然的就成为愤怒情绪的工具，自然屁股底下发烫。
作为“洁洁良”的言辞，实际上是道德层面的问题，更准确的讲是立场表达的问题。我们常讲，批评归批评，立场归立场，但不要带节奏，乱抡棍子。这对于民族主义者而已，算是特别忌讳的事情。所以，当不能直接处理“洁洁良”时，愤怒的情绪就只好曲线救国，借助母校的立场不动摇，进行外围打击。
可这种打击，在程序上却并不透明，甚至可以称得上“缺德”，说的好叫“政治正确”，说得不好就是“借刀杀人”。我相信，经历这次人肉围攻后，“洁洁良”肯定会有所收敛，但内心有没有彻底改观，真是难以评估。
从某种层面上而言，类似“洁洁良”这种人格属性，在生活中也很多。不管是评体制内的先进个人，还是评体制外的先进职称，都不一定是真正拥护所属的体制，而只是作为攀升的工具和谋利的通道在维持关联，这或许才是“洁洁良”人格的主要特征。
而这种两面三刀的人格，很多人都存在，只不过有的人没机会施展，却只好羡慕嫉妒恨，这跟人们“仇官仇富”实际上没什么两样，仇恨的不是所属的位置，而是仇恨得不到的欲望。而这一点，也正是塑造“洁洁良”人格的基本土壤。
我们不反对批评，但最怕极端的批评，摧毁式的批评。不管是国外还是国内，实际上都有各自的问题。每一个人所处的生活环境不同，自然所批判的角度不同。只是，批评也不是无边界的。一切批评都要基于事实和常识，而非情绪的攻击和诽谤。
这一点就连简单的人与人之间都会很难沟通下去，何况中日民族之间本来存在微妙的历史痕迹，一味的一边倒的攻击，自然民族主义就很生气。这或许是“洁洁良”没有想到的事情，但却是90后们惯常的表达模式“Diss”。
作为她的母校，厦门大学（研究生）和辽宁师范大学（本科），遇上这样的“熊学生”也算是飞来横祸，遇人不淑，但这也不是母校直接造成的。因为一个学生有怎样的人格，母校也很难左右，再说我们的教育一直都是看分数的，只要分数好，学习棒，好像就代表一切都是先进。
从这个意义上讲，“洁洁良”的困境就是“嘴贱”造成的，她去没去过日本或许都不重要，爱不爱日本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她在批评的通道里，只能看到“日本的好，中国的坏”，而这才是我们更应该反思的地方，而不是逼着母校惩治她，那无异于一场荒诞的整人，而非从救赎的方向去打捞她。
过去开运动会，我们常喊“今天我也母校为荣，明天母校以我为荣”的口号，而今天的舆论情绪运动会中，我们却感受到一种“昨天我也母校为荣，今天母校以我为耻”的悲壮。爱国有很多方式，批评算是一种沉重的方式，但吃相一定要端庄严肃，要不然就会害人害己，哗众取宠后必遭围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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