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谷不见人，但闻幽兰香 ——探寻中国古代隐逸文化 作者：朱晨笛 十几年的学校生活难免有不如意、心灰意冷之时。考出史上最低分的时候、作业堆积成山的时候、和父母闹矛盾的时候……我不止一次想过抛下一切去山林里隐居，我敢保证不止我一个人这样想过，只不过我们都没有付诸实践。 我觉得这些经历验证了成为隐士的两个必然因素：一是精神不满，二是物质方面的绝对清贫。或许每个人都有偶发性归隐症，不顺时，喧嚣时，淡水青菜，清心寡欲就成了最渴望的念想，农耕远比瑜珈班更放松身心。也正是如此，中国人一直把隐士视为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群族，不管他们的修道追求看起来多么消极遁世，中国人都是持鼓励的态度。对于隐士，中国人大都会忙不迭把“虽不能至，心向往之”挂在嘴上。 提起隐士，便自觉想到“空谷幽兰”一词。“空谷幽兰”出自《老残游记》，山谷中幽美的兰花，也确是符合隐士的气质。提起空谷幽兰，又不得不提到一本同名的书。提起来似乎已经非常遥远，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一个精通中文，酷爱唐诗宋词的美国人，比尔·波特，住在台湾翻译中国古代隐士的诗歌，台湾有人告诉他，中国大陆不仅没有隐士，隐士的传统也不复存在。他不愿接受这个论断，决定自己来看看。在上古时期，人们把认为的南方最终处称作终南，而今天的终南山已经缩小到西安南面那座两千多米高的山峰。比尔·波特就是在这里孤身一人寻访了几年，发现中国当代的隐士传统依旧充满活力，他想把这些告诉西方的修行者，于是有了《空谷幽兰》这本奇书。 准确地说，书中提到的隐士并不是完全的隐士，只是在山林里独自修行的僧人和道士，传统意义上的隐士主要是指隐居的文人，或为逃避乱世，或为逃避做官，与僧道还是有区别的。不过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远离尘嚣。人生来孤独，大多数人在努力摆脱孤独，但总有些人情有独钟。比尔·波特在序言里写，“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有人愿意住在深山老林里终老一生，吃很少的东西，住茅棚，穿破衣，与时代脱节，却不与季节脱节。他们远离尘寰，在高山上餐风露宿，最后身与物化，至多留下几句诗或几个仙方。” 隐士的动机常被人质疑，一方面是世人总“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别人”，一方面可能是有太多伪隐士，入山的目的就是为了出山。历代有头脑的帝王都积极争取隐士相助，才会有姜太公借垂钓之名，等到了周文王这条大鱼。最讽刺的莫过于“终南捷径”，也不是没有人讥笑诸葛亮这条卧龙一直在等刘备叫醒。 对隐士的怀疑从未停止，但平民或帝王，对于隐士更多的都是崇敬。隐居和出仕就像硬币的两面，可以轻易地从这面翻到那面，隐士的一生都与这对矛盾纠缠着。比尔·波特用了数十年去研究，在这些人中，有一群人又离开山林参与政治，有的做了君，如尧、舜；有的做了臣，如屈原、诸葛亮。张良和陶渊明后又各自返归深山，更有老子弃官后去终南山创立了道教。那些因厌恶政治而远离的人，后来逐渐形成儒、释、道三派，但也仍是殊途同归。 说起隐士，首先想到的无疑是最有名的陶渊明，在读过《瓦尔登湖》后，我不禁也想起了梭罗。大卫·梭罗和陶渊明，虽然跨越万里太平洋和千年文明，说不同的语言有不同的信仰，但当将两人放在一起时，仍能立即找到交集，两者都将自己置身田园，开出了文学之花，千百年后都还为奔走红尘的后人提供着慰藉，在“小资”还很火热的时候，一本《瓦尔登湖》就像今天的一首“小苹果”，知名度直逼陶渊明。但实际上发自内心喜欢《瓦尔登湖》的中国人却着实没有那么多，“难懂”“啰嗦”的评价只是常被“经典”压了下去。抛开翻译的问题，为什么中国人对梭罗的喜爱远不及陶渊明？其实也很容易相通。陶渊明和梭罗虽都崇尚自然，但所处的时代和环境却有着天壤之别。陶渊明“久在樊笼里”，被功名禁锢，也为生活所迫，在世俗与人格间，实在难以两全。“误入尘网”尝遍百味后，他也只有选择“返自然”。而梭罗生活的金钱时代，功利让人们上瘾迷失，梭罗为了内心本真的宁静选择了隐居于小木屋，与澄净的瓦尔登湖为伴。对比之下梭罗的生活环境比陶渊明好得太多，也自由太多，陶渊明是被社会逼上了绝路，而梭罗是被理想所召唤。 虽然千年之后的中国与当初的时代不可同日而语，但历史就是在不断轮回，我们只是将樊笼打造得更精致了，共同的生存环境让我们在陶渊明的叹息中看见自己的悲喜，在他的诗句中找到自己的勇气。梭罗能唤醒人们内心的虚空，但自由与社会体制的碰撞才是我们最易接受的声音。陶渊明会终老田园，而梭罗的“隐”更多的是一种生活体验，他不用强迫自己归隐，心灵清明随时也可回归社会。 如此看来西方的修行者与中国古代的隐士着实不同。笛卡尔沉思，胡塞尔沉醉，萨特“自由先于存在”，柏格森应了那句“庄生晓梦迷蝴蝶”。西哲哪怕归隐，也是隐于朝的“大隐”，但中国人心底还是最容易认同古代隐士的超然，因为那也是每个人心底的自己。 但其实隐者何来大小之分？托马斯·莫顿说：“孤独会让人受不了的一件事就是它会逼一个人去面对自己的荒谬性。很多人都刻意逃避孤独，他们通过各种社会所提供的可怜事物与娱乐，好让自己一天24小时都不用跟自己相处。”人欲壑难填，当试图摆脱欲望，就必然要面对孤独。而隐士就是一种承受孤独的方式，在寻找真我的途中，隐士们各自踏上了不同的朝圣之路。无论哪一种隐士，纵然生活经历迥然不同，但他们留下的智慧的言辞，甚至无声的沉默，在经过岁月锤炼后终成为深夜里的光。“如果一个人能够获得灵魂的平静，那他就能够拯救他四周数以千计的人。” 如果说隐居和出仕是硬币的两面，那么那些立着的硬币便是在大隐与小隐间找到了一条折衷之路。大和三年，白居易写下《中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喧嚣。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白居易官场失意后，将自己比作了“中人”，在功名之实与清贫困窘的夹缝中韬光养晦，平衡着贵与贱，倒也多了些许惬意。 在这个日趋狭促的时代，隐士的精神似乎日渐模糊了，千年古刹难免沦为商业机器，没有人愿意相信那些落英缤纷、空山鸟语已消失殆尽。还好有一个比尔·波特，做了一件中国人都没有做过的事情。比尔在当代寻访到的基本上是道教和佛教隐士，他们都很清贫，但是他们的微笑使人觉得他们是中国最幸福、最有智慧的人。犹记得小时候背诵过的一首诗《寻隐者不遇》：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那时不懂什么是隐者，只觉得定是世外高人。再长大一些，明白了世上再难寻“隐者”，难觅隐居之地，又何来隐者？现在却又领悟了，隐者永远都在，只是看你去哪里发现。比尔在终南山遇见了很多道士和和尚，他们有的很老，有的还很年轻，有位道长说，修道就像胎儿，当我们在母亲体内时，看不见也听不到，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只是自己的感觉，等我们出生了，我们就能看能听了。修道也是这样，我们的真身在假身里面，就像胎儿在母亲体内，我们的母亲就是我们的假身，除非我们把假身弃置一旁，否则真身不会出来。 虽有“终南捷径”之讥，但终南山仍是隐士的天堂，它好像一个巨大的场吸引着隐士。为何那么多人“心向往之”？《诗·终南》里或许有答案。 “终南何有？有条有梅。君子至止，锦衣狐裘。颜如渥丹，其君也哉！ “终南何有？有纪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绣裳。佩玉将将，寿考不忘。” 于是到了今天，山里还有许多修行的隐士。 不过比尔又认为他寻访到的还不算真正的隐士，但依旧推崇。是不是“士”已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一个人能不能在深重的孤独中坚持自己。形式也不那么重要，“南山遥望未趋前，唯因深山在心间。”在不在山里，也不那么重要了。用积极的自己去面对生活，用隐士的思想来面对自己，若是如此，便是空谷不见人，也能闻到幽兰香了。只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冰箱，我们完全能隐居在城市里。若真决定做一个隐士，唯一打扰你的可能就是楼下跳广场舞的大妈了。 比尔·波特的另一本书《禅的行囊》封底有这样一段话： “我们每个人都从自己生命的起点一路跋涉而来，途中难免患得患失，背上的行囊也一日重似一日，令我们无法看清前面的方向。在这场漫长的旅行之中，有些包袱一念之间便可放下，有些则或许背负经年，更有些竟至令人终其一生无法割舍。但所有这些，都不过是我们自己捏造出来的幻象罢了。” 放下，即是重生。 【作者简介】朱晨笛，陕西安康汉滨高中学生，指导老师:王世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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