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3月14日，在凯丰诞辰100周年之际，党史研究室撰写了一篇纪念凯丰的文章，作者只用一句话评价道：“1935年1月，凯丰作为代表出席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这句看似简单又不包含立场的评价，却是对凯丰在遵义会议中表现的最佳阐述，更是对凯丰后半生遭遇的概括。
作为昔日博古和王明的同党，凯丰曾在遵义会议中公开反对毛主席的正确军事路线，这让凯丰的革命功绩鲜为人知。
在革命战争年代，凯丰一直在党内担任着重要职务，为新中国的革命事业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1906年3月，凯丰在江西省萍乡县一户富裕农民家庭出生，本名为何克全，“凯丰”是何克全从事地下工作时的笔名。
高小毕业后，14岁的凯丰进入萍乡中学学习，在校期间，由于学习成绩优异，凯丰深得一位姓黄的老师喜爱，黄老师引导凯丰接受新思想，久而久之，凯丰接触到了《新青年》。
上海爆发五卅运动时，凯丰学生会负责人的身份，加入到反帝爱国游行队伍中，并在同年进入武昌师范学校学习。
1926年，北伐军来到萍乡，凯丰借机参加了农会，自此返回学校后，凯丰就积极组织参加学生运动，并撰写关于学生运动的文章。
大革命失败后，凯丰转入地下进行斗争，随后又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前往苏联开始了为期两年的进修旅程。
1930年，凯丰返回上海，在王明的介绍下成为共产党员，在此后4年多时间里，凯丰一直支持王明的“左”倾路线。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凯丰坚持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却因为“左”倾思想严重，造成上海地下党机关损失巨大，凯丰也遭到巡捕房抓捕，但是，面对酷刑的拷问，他始终严守机密。
1935年1月，遵义会议上，博古的“左”倾思想遭到批判，凯丰却站出来维护博古，并狠狠地挖苦了毛主席。凯丰愤慨地指责道：“你了解马列主义吗，我看你只会读《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
凯丰的这番指责，深深刺痛了毛主席的内心，此后，毛主席经常提起“孙子兵法”这件事，甚至是在会见外宾时。
遵义会议召开期间，凯丰甘愿受博古的驱使，四处游说军中领导，聂荣臻三番五次被约谈，但是，凯丰未能得逞，在向博古汇报情况时，凯丰气愤地说道：“聂荣臻太顽固！”
直到遵义结束之际，凯丰才彻底认清博古的错误，但是，仍拒绝撤销指挥权，还警告众人说：“到底谁对谁错，咱们走着瞧！”
然而，凯丰并非针对毛主席，当毛主席带领红军接连取得胜利之后，凯丰才开始逐渐想通了，继而坚定拥护毛主席。
凯丰知错能改、不搞阴谋的性格，令毛主席十分欣赏，也让毛主席看清了凯丰的为人，他永远站在政治正确的一边，在长征的重要政治节点，凯丰始终坚定地支持毛主席。
1935年6月，张国焘主张向川康地区撤退，凯丰却发表长文批评张国焘，指责张国焘的西北政府想把中央“联邦”进去。
张国焘对此十分恼火，在随后的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张国焘发表了关于统一领导红军的问题，凯丰再次对张国焘进行了批判。
凯丰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主席，反对张国焘的分裂行为，刚正不阿的凯丰因此受到党中央的重用，成为宣传部的中流砥柱。
1936年1月，瓦窑堡会议结束后，凯丰跟随毛主席渡过黄河，开始了东征的军旅生涯，并出色地完成了发动群众的工作。
不久后，凯丰奉命加入中央委员会，负责指导党内报刊编辑和发表的工作，同时还兼任征集粮食、保障红军后勤的重任。
西安事变发生时，毛主席连忙召集周总理、朱总司令、张闻天和凯丰等人，商讨和平解决的方针，凯丰积极发表意见。
1937年1月下旬，凯丰为抗大谱写了校歌，毛主席审阅过歌词后，十分肯定地说道：“写得很好，与抗大办学方针相符！”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调整全国政党、阶级和军事的关系，凯丰奉命参加各种重大会议，商讨制定正确的政策。
一个月后，凯丰参加了洛川会议，会议上，凯丰再次肯定了长征以来毛主席领导制定的政治路线，同时提出了独立自主抗日的方针。
8月下旬，毛主席点将凯丰前往西北战地服务团，开展宣传统一战线的培训课，凯丰随即制定了具体的工作方针。
1937年底，凯丰出席了在延安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主要讨论了自抗战以来的政治和军事问题。
王明的“一切服务于统一战线”的观点一度得势，凯丰却坚定地支持毛主席，这成为这场会议中斗争的转折点。
1938年，在毛主席的指示下，延安鲁迅美术学校成立，毛主席强行加上了凯丰的名字，并指示凯丰关注学校的成长。
批判张国焘期间，凯丰没有将张国焘和广大红军干部分开，这令许多人感到不平，毛主席因此批评了凯丰。
在最早批判张国焘的文章中，凯丰以不恰当的方式写道：“张国焘的政治路线是一种特殊的右倾主义，是土匪主义！”
如此一来，许多红军干部自然会联系起“土匪”和“军阀”的称谓，心中不免产生巨大的压力，事态逐渐严重起来。
随着反对张国焘政治路线斗争的扩大化，红军大学的许世友和洪学智不堪受辱，联合多名干部“拖枪逃跑”。
毛主席震惊之余，连忙找来凯丰，并严厉地训斥道：“你究竟在搞什么，怎么这么多红军干部反对我们？”
还没等凯丰开口解释，毛主席又追问道：“你不是要把这些人逼上梁山吗？这还能是正确的路线吗？”
凯丰不明所以，只能委屈地回答说：“主席，我都是按照您的指示来办的。”
凯丰的辩解，令毛主席更加愤怒，当即批评道：“我是让你批评张国焘，你一竿子扫一片干什么？还跑到红军大学搞讨论？”
的确，当初张国焘搞分裂，只批评毛主席一个人，凯丰却是连带广大红军干部一起批评了，面对毛主席的训斥，意识到错误的凯丰羞愧地低下了头。
毛主席立即动身前往关押许世友的地方，看到许世友被五花大绑地关在屋内，毛主席关切地询问道：“许世友同志，委屈你了！”
许世友当场跪在地上痛哭，毛主席不断安慰，在毛主席的调节下，这场惊险万分的矛盾才能化解。
不久后，党中央主持召开了总结批评张国焘的大会，毛主席指示继续由凯丰做汇报，凯丰在会上深刻地检讨了自己。
1938年3月，凯丰奉命来到长江局工作，此时的王明得到部分干部的支持，野心不断膨胀，幻想着成为党的总书记。
王明准备在武汉搞第二中央，还私自以党中央的名义发表了非法讲话，凯丰联合周总理，对王明的行为进行激烈反对。
一个月后，张国焘偷偷离开延安来到武汉，准备背离党中央，凯丰以超高的智慧，对张国焘进行劝说和挽救。
武汉形势恶化后，长江局被迫前往重庆，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成立，凯丰出任宣传部长一职，负责思想宣传和党报建设工作。
在此后的多项政治活动中，凯丰都是以常委的身份参加，虽然他不在延安，却仍是政治局常委和教育部副部长。
1940年1月，针对国内抗战形势，凯丰在《新华日报》中发表文章，指出了发展文化的重要性，号召文人和学生加入运动。
在凯丰的宣传下，郭沫若和田汉等文化名人，纷纷抗战工作中，在发展宣扬文化的同时，凯丰团结了一大批文艺人士。
同年11月，党中央命令凯丰返回延安，继续担任宣传部长一职，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凯丰主持制定了许多文化宣传的文件。
自1941年9月起，针对此前的革命路线问题，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对于主观主义进行批判，延安整风运动由此开始。
会议上，凯丰等28位代表发表了意见，包括凯丰在内的一部分人作了自我批评，在场所有人都表示支持毛主席的领导路线。
会议结束后，张闻天感慨过往的错误路线的原因是缺乏实际经验，并下定决定弥补，毛主席和党中央对此十分认同。
1942年1月底，毛主席指示张闻天对陕北和晋西北的几十个县的农村展开调查，凯丰负责协助张闻天宣传思想工作。
在随后的延安干部大会上，毛主席作了整风运动的报告，主持大会的凯丰宣讲了开会的宗旨，延安的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与此同时，凯丰以中宣部的名义发出通知，并对整风运动学习文件和检查工作，制定了具体的指示，以此指导整风运动。
开展整风运动的同时，毛主席还着手解决文艺界脱离实际的问题，在与几十位文艺家谈话后，毛主席和凯丰联名邀请了一百多位作家，召开了文艺座谈会，商讨思想文化路线。
1942年秋，毛主席邀请凯丰和陈云等人来到延安窑洞，研究更好地领导整风运动的政策，毛主席称这是一场“神仙会”，由此可以看出凯丰在毛主席心中的地位。
9月底，毛主席给凯丰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毛主席说明了如何利用报纸解决成立编译部等重大问题。
除了任命凯丰负责研究院的工作外，毛主席还在信中安慰道：“从前不愉快的那些事，就让他过去吧！”
1943年3月，凯丰以中组部的名义，邀请了50多名党内文艺工作者，组织召开了会议，凯丰发表了讲话：“要摒弃文人的架子，下乡去接触更为实际的文艺方向！”
此外，凯丰还讲述了下乡的困难和注意事项，会议结束后，文艺工作者纷纷加入工农兵，一股下乡热情骤然兴起。
为了进一步诠释工农兵与文艺的联系，凯丰又在戏剧工作会上说：“戏剧要符合抗战需要，符合群众能够了解的基础！”
通过长期的宣传工作，凯丰对毛泽东思想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也对毛主席更为钦佩，于是，凯丰致信给毛主席，请求宣传毛泽东思想。对此，毛主席回信拒绝道：“我的思想并不是很成熟，还没有达到可以学习的程度，不要盲目鼓吹我的思想！”
不久后，凯丰又提议筹备庆祝活动，纪念毛主席诞辰50周年，毛主席义正词严地回绝说：“现在正是国家危难之际，不能过生日，不要产生不利于抗战的影响！”
1945年，在推选中央委员时，由于在遵义会议上反对过毛主席，凯丰不得不仔细澄清昔日的过错，以争取大家的谅解。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决定为凯丰正名，大会期间，毛主席为凯丰作了三次解释错误的工作，遗憾的是，仍未能改变凯丰落选的结局。
抗日战争胜利后，凯丰奉命奔赴东北，与张闻天和陈云等人一齐组建东北局，东北局成立后，凯丰再次被推选为宣传部长。
1945年11月，凯丰领导创办了东北日报，一周年之际，凯丰求情毛主席为报社题词，毛主席欣然答允。
在东北工作期间，凯丰还模仿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方式，召开了东北文艺座谈会，贯彻毛主席的精神和讲述革命文艺的目的。
新中国成立后，凯丰出任了沈阳市委书记一职，在拍摄三反运动纪录片时，凯丰认为应增加军队的镜头，减少毛主席出境频率，并将这项决定汇报给了毛主席。
高岗却认为这是凯丰不尊重自己的表现，便请求毛主席裁决，毛主席复电道：“凯丰的处事方式没有问题，以后他还可以这么做！”
1953年，凯丰被调回北京，担任中宣部副部长，部长胡乔木因工作离开北京时，毛主席批示道：“胡乔木离京期间，凯丰负责起中宣部的工作是非常有必要的！”
如此一来，凯丰肩上的担任更加繁重，为了贯彻党中央的政策，毛主席又将许多转批文件交于凯丰处理，凯丰因此积劳成疾。
1955年初，凯丰已经病重得不能再工作，毛主席得知后，关切地派人前去探望，并捎信说道：“放下过去，好好治疗！”
3月23日，49岁的凯丰肝癌复发，在北京逝世，27日上午10时，凯丰的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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