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隶书的起源，历来众说纷纭，愈辩愈晦。有的归结为一人之功，也有的望名生义而作猜度。今略作撷选，列叙如下： 其一，谓隶书始创于秦者

西汉《武威汉简》

“是时始造隶书矣。起于官狱多事，苟趣省易，施之于徒隶也。”（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 “秦始皇帝初兼大下……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序》） “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用之，独符玺、幡信、题署用篆。隶书者，篆之捷也，”（晋卫恒《四体书势》） “秦狱吏程邈，善大篆，得罪始皇，囚于云阳狱，增减大篆体，去其繁复，始皇善之，出为御吏，名书曰隶书。”（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

西汉《莱子侯刻石》

西汉《五凤二年刻石》

“案隶书者，秦下邽人程邈所造也。邈字元岑，始为衙县狱吏，得罪始皇，幽系云阳狱中，覃思十年，益大、小篆方圆而为隶书三千字。”（唐张怀瓘《书断》 其二，谓隶书之作始于周者

“临淄人发古冢得铜棺，前和外隐起为字，言齐太公六世孙胡公之棺也，唯三字是古，余同今字。证知隶书出古，非始于秦时。”（后魏郦道元《水经·谷水注》 唐代杜光庭在引用上文后又云：“胡公又在春秋之前，即隶书兴于周代明矣。”（《佩文斋书画谱》卷一） 以上文献记载不外乎两个方面：曰隶书的起源年代，曰隶书造于何人。

东汉《曹全碑》

在起源年代上，主先于秦者（即郦氏之说）因“胡公之棺”今已不传，其上之文已不可考，故存疑。而唐杜氏之“隶书兴于周”说便无本可依，亦不足凭。按今天所见之史料及本世纪出土各种古文字资料来看，主于秦者较为接近事实。如四川青川郝家坪战国木牍，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以及这一时期的兵器、铜器文字，可证明隶书萌芽于战国后期至秦这段时期。至于隶书形成的原因，班固、许慎等人认为是出于实用，即“篆字难成，故“苟趣省易”，“以趣约易”，是“篆之捷”，较为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及文字发展演变的内在规律。

东汉《张迁碑》

羊欣等人谓隶书为程邈所造，乃是时代的局限性所致。文字的发展演变，有其一定的规律和过程，非一朝一夕所能成，即使是政治强权亦只能“推波助澜”，况一人之力哉。不过，“狱史”之说，在某种程度上道出了隶书之缘起。首先由广大劳动人民在日常主活中日积月累地对“官书”加以“简易”，并在民间、社会底层中广泛应用流行。至于程邈，则可能是在这方面作了一番整理工作，有如李斯整理小篆一样，而后人便“仰其功”而“颂其德”，推全部功绩于一人了。

东汉《石门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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