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叶圣陶(右立)与沈雁冰(右二)、郑振铎(左二)、沈泽民(左立)合影于上海
爷爷叶圣陶是一个正直的爱国者，他一生追求光明，一生为自己理想的社会而奋斗。虽然爷爷没有参加过中国共产党，但是，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他就认识和交结了一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如郑振铎、沈雁冰、瞿秋白、胡愈之、杨贤江……因为有着共同的志向和共同的事业，爷爷和这些共产党员的关系都很好。在新中国成立前的那些苦难的岁月里，这些共产党员把爷爷当成忠实可靠的战友，一直关注他、信任他、委托他，或者和他一起做过许多事情。爷爷则把这些共产党员当成肝胆相照的朋友，拥护他们的主张，参加他们的活动，用行动帮助和支持他们。爷爷和中国共产党相濡以沫，并肩战斗，为中国的解放作出了努力。新中国成立前他们一起为成立新中国冲锋陷阵，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又一起为建设新中国不遗余力，许多人都成了爷爷毕生的好朋友，发生在他们之间的一些事情，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和民主人士友好合作的生动例证。
我的父亲叶至善写的传记《父亲长长的一生》，详细记载了爷爷叶圣陶和中国共产党人早期的交往细节，这些鲜为人知的故事读起来真真切切，令人感动，让我仿佛看到了在那个白色恐怖的年代，他们不畏强权，手挽手肩并肩走在一起，一直战斗到革命胜利。这是真正的革命情谊，可以说是用以命相托换来的。以下摘几段父亲的回忆，让大家看看那个年代爷爷和共产党人之间的事情，应该还是很有意义的。
可以信赖的朋友
沈雁冰是中国早期的共产党员，是中国第一个共产党员作家。爷爷第一次见到沈雁冰是1921年。那年三月，爷爷来到上海，和沈雁冰商量印行《文学研究会丛书》的事情。1923年初，爷爷到商务印书馆工作，和沈雁冰成了同事。之后他们互帮互助，一生都是好朋友。爸爸在一篇述说他们之间友情的“赋别寄哀思”的散文里，回忆了当年的一些往事，其中一段这样写道：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沈雁冰先生是上海党内的重要人物。他自己绝不会说的，我父亲没有打听问讯的习惯，大概是看出来的……
那时候我家住在香山路仁馀里28号，我父亲的工余兼管文学研究会的杂务，如回复和传递信件，办理出版物的函购。住所大门还钉着一块蓝底白字的“文学研究会”的搪瓷牌子。沈先生大概看中了这幢房子有这样一个公开身份，每天邮差送来的信件又多，就托我父亲代他收信。凡是信封上写着“钟英先生收”的，就检在一边，说待有人来取就交与。有些晚上（沈先生）还借我家开会。会场就在客堂后间的楼梯底下，我父亲从不问他们开什么会，总是在晚饭以后，先从后门进来一个我父亲认得的人，父亲把把门的大权交给了他，管自上楼去做自己的工作了。
前面的客堂里睡着祖母和我，我已经懂点儿事儿了，知道在板壁后面低声说话的是“革命党”，而“革命党”被抓住了是要杀头的。北火车站的电线杆上就曾经挂过小竹笼，笼里盛着“革命党”的脑袋。我走过那里连头也不敢抬……想着想着，我害怕起来，把身子贴近祖母胸前，不一会儿就睡着了，不知道那些开会的“革命党”是什么时候悄悄离去的……
“五卅”运动中的公理日报
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那时候父亲才七岁，给他留下的印象却很深。在《父亲长长的一生》这本书中，父亲记下了那让人兴奋和难忘的年代，记下了爷爷和他的党员朋友，一起办的一张鼓舞民众斗志的《公理日报》。
“五卅”运动当时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场面是前所未见的，使每一个孩子都觉得新鲜，感到兴奋。不论跑到哪儿——家里、学校里、街道上……强烈的爱国反帝宣传都像空气一样包围着你，使你感觉到，这场运动有自己的份，因而走在路上也跟平时不同，觉着特别带劲。
使我不能忘记的还有《公理日报》。每天上学和回家，我都得经过郑振铎先生家……那些日子里，我早晨上学，总看到郑先生家的铁栅和铁门上扒满了报童，重叠好几排，闹嚷嚷的，好像蜂房洞口的蜜蜂。一会儿，一叠又一叠的报纸从报童的头上递出来了。报童们分到了报纸就分头开跑，一边跑一边喊：“《公理日报》，刚刚出版！《公理日报》，一只铜板。”
我知道《公理日报》是父亲和他的朋友们编的。可是我毕竟只有7岁，没有正经看过这份日报，也看不懂上面印了些什么，更不会知道这份日报在运动中到底起了什么作用。后来进了中学，在国文课上念到了父亲写的《在五月三十一号急雨中》，往后又听别人谈到那篇散文，我就想起了那时的《公理日报》。我问父亲，父亲说，这份日报是商务印书馆的一班朋友编的，郑振铎、胡愈之、沈雁冰几位先生出力最多，在运动中很受读者欢迎，甚至拥护……
直到去年秋天（1981年）我和弟弟至诚一同整理父亲的散文，借到了《公理日报》的复印件才知道，原来《公理日报》是五卅惨案发生后的第四天——六月三日创刊的，只出了二十二号……目的就是对这次爱国运动发表主张……
当时，《公理日报》态度激烈，大报不敢说的话，它敢说。大报不敢刊登的新闻，它敢刊登。所以一创刊，声誉就超过了《申报》《新闻报》《时事新报》《时报》等大报。6月17日出版的第十五号，社论中还第一次提出了“打倒英国的帝国主义！”的口号……
6月24日，《公理日报》在出到第二十二号的时候刊出了《停刊宣言》和一则《本报同人特别启示》，其中说：“本报虽只发行了二十多天，但已赢得了数万读者的热烈同情。我们受到了许多热心的民众的鼓励，觉得我们的工作万不能就此终止。”
至诚的“远游”
爷爷和共产党员朋友的友情，是在多年的战斗中结下的，他们彼此信赖相互依靠，甚至于以命相托。抗战胜利前夕，局势越来越紧张，当时爷爷和还在四川的一家人，不得不为家里年纪最小的至诚考虑出路了，全家人商量之后，决定让他去延安。爷爷要把自己的小儿子，托付给他的共产党朋友，而朋友们也真诚热情地准备接纳这个小青年。至诚几经周折最终参军入党，成了我们家里的第一个共产党人。下面就看看爸爸记录下的当时的情景。
1945年，至诚暂时在开明的编教部工作，父亲已经托胡绳和雁冰两位先生，跟重庆八路军办事处接好头，让至诚等候办事处通知，由他们找适当机会护送去延安。至诚走这条路，还是去年十一月十七日晚上，家庭会议上做出的决议。……第二天，父亲执行家庭会议的决议，给胡绳先生，还有雁冰先生都写了信。十天以后，就接到雁冰先生的回信。我父亲在日记上，摘录了信中论父母对子女之用心和态度的一段。
雁冰先生说：“小伙子有这样的志气和胆识，我们做长辈者当然很高兴，可是又总觉得他们的美丽的青春时代，就被这样严酷的现实活生生催老了，实在不忍。我们这一代的生活是沉重的，而他们的更沉重。我想我在至诚的年纪时，实在还浑噩得可爱而又可笑。做父母的人，看到儿辈有此决心，衷心是快乐的，却又有点不忍。这种心理，我近来常有，不过理智还是使我们挺直起来。我想兄及嫂夫人也有此同样心情吧。从大处远处看，我们也只有这样鼓励他们。”
又隔了十来天，重庆范老太公来信，说雁冰先生要他转告：至诚“远游可成事实，其期速则一月，迟则两月。嘱准备行李，以俟通知。”
在父亲这几个月的日记中，提到“他途”，提到“远游”，都指至诚准备去延安；不是信得过的人，他闭口不谈这件机密。一九四五年元旦的日记上，父亲记着沙汀先生来看他，两个人一同去少城公园找个僻静所在吃茶。父亲问他，至诚去延安是否适宜。沙汀先生极为赞同，“并表示两点：一、不宜为找作文资料而去；二、去时不宜取做客态度，必须参加实际工作。余谢之。”沙汀先生说的分明是自己的生活准则，严格，扼要，而且爽利；跟文艺界中某些本末倒置的所谓深入生活有所不同。父亲如实记下了他的话，还加上批语：“觉其人甚可爱。”
关于爷爷和早期共产党员的交往，我就选录以上这些。这些新中国成立前的事，大多不为人知，却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的合作绝非一朝一夕，而是历久弥新、休戚与共。爷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就和一些共产党员一起共事了。新中国成立后，他更是为党和人民尽职尽责地工作了四十年，直到九十四岁过世，他实在是中国共产党忠实的伙伴。
（作者叶小沫，系叶圣陶孙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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