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孩子,只有20岁,永远是如花如梦的年纪。在她20岁的生命终点上,经历了比恶魔还恶魔的痛苦经历,但她的生命没有因此而凋零,反而在惨无人寰的狂风暴雨里盛开得比鲜花和珠玑还璀璨。
站着时是榜样、是偶像,倒下去时依然,而且,倒下去时还会变成一条并不寂寞的长路。无论站着或者倒下,都是光彩鲜明、光耀灿烂的。这就是她了——施奇。
她是浙江平湖人,2015年,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成了东湖畔一道美丽的风景。当地政府专门聘请名家为她建造铜像[i],塑像上的她穿着新四军的军服,英姿飒爽,侧面,目光深邃坚毅,把自己美丽成了一首诗,让那些曾经经历的苦难都悄然逝去。于是,她笑了起来,就像东湖清澈的湖水在阳光下荡漾。其后,总有人来看望她,为她鞠躬敬礼,甚至和她谈心说事,大家都因她是平湖人而骄傲、自豪,称她是一朵永不凋谢的“杜鹃花”。
1922年,她出生在这里,由于家境贫困,1936年14岁的她进了上海一家缫丝厂做童工。这种苦难的经历也让她日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1941年1月,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中,已经成为新四军军部机要科机要员的她,镇定地译发电报,保持与党中央的联系。敌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时,她按上级命令忍痛毁掉电台,烧掉密码。突围,她与部队失散,没能躲过敌人的搜捕,不幸被俘。
当时,她藏匿在一户农民家里,几个惨无人道的国民党匪兵闯入房间,轮流奸淫了她。之后,敌人对她百般摧残,威逼她自首。但她坚贞不屈,义正词严,痛斥敌人,拒绝敌人的诱降。敌人恼羞成怒,将她关进上饶集中营。
美丽的上饶今天还记得这些。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后,同年3月在江西上饶周田、茅家岭、李村、七峰岩等地设立了一座法西斯式集中营——上饶集中营。
古时称为“葛仙庙”的茅家岭,自1939年夏起,被国民党第三战区特务部政治部情报室占领,成为秘密监狱。皖南事变后,把大批最坚定、认为是最不堪“感化”的革命志士,轮番关押到这里“熔化”。这座监狱是上饶集中营最黑暗、最残酷的“狱中之狱”。
李村监狱旧址位于广信区皂头镇李家村,原系当地农家装谷子的仓库,红石木瓦结构,平房,有4个小间。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部副官处曾用作招待所,皖南事变后改作监狱,囚禁过新四军军长叶挺、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李子芳、秘书长黄诚和敌工部长林植夫等。
七峰岩监狱位于广信区田墩乡西山村七峰寺内。原是座连接山洞的庙宇。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派兵赶走寺内僧人,将寺内的僧房改为秘密监狱,派驻一个班的宪兵担任看守警戒。这里曾关押过新四军第3纵队司令员张正坤,新四军教导总队副总队长、第2纵队副司令员冯达飞,第3支队5团团长徐锦树,军部军医处副处长、代处长王聿先等30多人。
周田监狱是上饶集中营大本营,国民党第三战区“军官大队”本部、“特训班”本部、“东南分团”团部都设在这里。监狱用房由强占的民房经改造而成。分布在上周田和下周田两个自然村。整个上下周田监狱现有保存完好的祠堂、大小房间13间、包括上、下周田监狱(即囚禁1、2、3、4、5、6个中队及女生队的监房)、大礼堂、太平间、“七君子”囚室、“军官大队部”、“特训班”本部、张超办公室、队长室等,占地面积30余亩。特务头子张超及下属特务队长、中队长、区队长都驻扎在这里。解放后,相关文物保护部门对周田旧址进行了保护、维修。[ii]
在集中营里,她下身溃烂动弹不得,特务们把她隔离到医务室的一间房子里,不给治疗,也没有人照料。因为自己不能起床,大小便不方便,医生见她可怜,就在她的床板上打一个洞,让她把大小便从洞中拉出,任其流到床底下的盆子里。即便到了这步田地,特务们还逼她悔过自首,对她说:“你都这模样了,还不悔过自首?你若答应,我们马上给你看病!”她说:“我没有罪,有罪的是你们这些猪狗不如的东西!我的身体虽然被你们玷污了,可我的灵魂始终是干净纯洁的!”
特务的威逼没有动摇她的信念,她依然坚持斗争,利用各种机会联系被捕的新四军战友们,传递消息,鼓舞战友们越狱信心,并说:“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动,就决不停止对敌人的斗争!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革命的胜利不可能是等待来的。”被捕的新四军战友们,看到曾经朝气蓬勃、健壮美丽的她被敌人折磨得奄奄一息,义愤填膺,悲痛万分,在狱中党支部的引导下,团结一心,提出抗议,要求监狱当局送她到医院治疗。
在医院里,医护人员为她精心治疗,使她的病情有所好转。当时,有位名叫甘玉珍的护士非常同情她,愿为她逃离虎口出力,备足了路费和化装的衣物,还找到一张路线图,要她越狱后经玉山,到江山县去找一对教师夫妻,然后由他们联系,送她回新四军。不料,监视她的叛徒、女特务识破了她有出走的意图,她被重新带回集中营,而甘玉珍和江山的那对教师夫妻也都被捕入狱了。
随后,病情恶化的她可能意识到自己已经很难走出这人间地狱的集中营,一批准备秘密越狱的战友前来看望她,她担心自己的病体会拖累战友,深情地对大家说:“不要管我了,你们快走。请转告党组织,虽然我还是个青年党员,经受的锻炼和考验还不够,但我的心,至死也想着党啊!你们出去以后,把我的遭遇告诉大家,要控诉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为我和千千万万死难的战友报仇!”遂将名字改为“周林”[iii],在心间珍藏起了至今还让人们动容的一段爱情。
为什么会叫“周林”?是因为一位叫周山的新四军战友。
周山,原名周中奎,1917年8月22日出生在浙江省定海县(现普陀县芦花乡),1937年参加新四军,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11月24日在高邮周家垛遭遇蒋军袭击,不幸英勇牺牲,时年29岁。[iv]
在中国抗战史上,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史实:1937年,“八一三”淞沪会战爆发,抗战热潮席卷全国,人们爱国热情高涨,纷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由上海煤业工人组成的淞沪战场救护队,在民族资本家刘鸿生的资助下,完成了淞沪战场上的救护工作和四千多名伤兵的转运任务;此后,他们又传奇般地将散布于江南六省的数千名红军游击队员接送到皖南,为新四军建军作出了贡献。[v]
施奇与周山相识于上海煤业救护队,他们与红十字会一道乘坐曾经运煤的卡车奔赴前线,在枪林弹雨中将一个个的伤员运往后方医院治疗。爱国的情怀与青春的热血让两颗年轻的心在硝烟弥漫的环境里,相互深深吸引了对方。上海失陷后,救护队分成两部分南下,于1937年12月中旬到达屯溪篁墩会合。这时,救护队工作和生活都成了问题,出路方向也有些渺茫。救护队领导想把大家带去延安参加八路军,一些混进来的投机分子见缝插针,想以煤业队的力量作为资本,去参加国民党第三战区伤兵管理处,以此达到个人升官发财的机会。
在此情况下,救护队展开洁净思想的学习与宣传活动,施奇与周山为对恋人因此更加坚定了革命的信仰,在与同志们一起相互勉励鼓舞的同时,日渐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周山的豪爽、能干,无所畏惧,施奇的质朴、善良,踏实肯干,革命的雨露默默地滋养着他们对于对方的倾心。
1938年,救护队在把伤员运送到南昌等后方基地后,准备开赴延安参加八路军。就在此时,他们从报纸上和群众传言中得知新四军移驻江西南昌的消息,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就近参加新四军,并将汽车及其他物资一并交给新四军了。3月9日,救护队108名队员庄严宣布集体参加新四军,25辆汽车也编入新四军的战斗序列,施奇与周山就此走上了光明大道。周山任军部军法处干事,施奇进了教导总队学习。因为两人身上都有一股不服输的干劲,时时处处都想着争当先进,都想把工作往前干,很快便受到了首长与同志们一致好评,而他们心中的爱情之花也因此悄悄绽开得更加绚丽。
那么,就结婚吧。周山想要对施奇做这样的表白,但他又知道这不可能成功,原因是:部队规定干部结婚3个必备条件,年龄满28岁、军龄满三年,而且还得是团级干部,他和施奇条件显然都不够。皖南事变前夕,部队安排周山提前北上。周山对施奇说:“这一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相见……我们结婚吧!”清楚部队纪律的施奇并没有提及那3个必备条件,只是说:“等抗战胜利后,我们回到老家,在父母身边结婚多好啊!”就这样,一对恋人分别了,但他们的心却因此贴得更近。
1942年6月8日深夜,施奇一息尚存,国民党几个特务,把她抬到雷公山麓。在那里,他们为她挖下了一个坑,然后将她推了进去,将她活埋了。泥土落在她的脸上、身上,她默默地叫着自己的名字——“周林”,没有为人们留下一句话。但当她被泥土完全埋没后,特务们却看见,她在地下像一团生生不息的火焰在运动,致使掩没了她的泥土也轻轻地动了起来。特务们不死心,有些害怕地上前用脚死力踩压泥土,直至泥土完全没有了动静。
一个风华正茂的20岁姑娘,就这样壮烈地失去了年轻的生命。噩耗传来,周山痛心疾首,立誓要为施奇报仇,更加英勇顽强地投入战斗。1946年秋,新四军北撤,周山奉命留苏中坚持斗争。此时,周山担任苏中区党委的社会部副部长兼苏中行署的公安局长。10月初,地委所属高邮、宝庆等县相继失守。11月24日,周山在国民党军队重点“清剿”的高邮界首区周家垛部署反“清剿”的斗争中,遭国民党二十五师两个连和“还乡团”三路袭击,打光手中最后一颗子弹后,纵身跳入滔滔大河,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周山,江苏省陆域地理几何中心,因其地处里下河地区芦苇荡与旱地交界处,而成为当年我在高邮领导广大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重要地区之一。这片红色热土到处流传着人民子弟兵英勇杀敌和广大人民拥军支前动人事迹和革命歌谣。在这里,粟裕、叶飞、姬鹏飞、惠浴宇等老一辈革命家曾经开展革命斗争。周山,因为周山,成为今扬州地区唯一以革命烈士命名的乡镇。
英雄的名字在此成为了地名,1985年清明节,周山镇扩建周山烈士陵园落成,当地在周山烈士广场举行了隆重的揭碑典礼,共5000多人参加。如今,在这片红色热土上,人们分明看到了东湖畔那道美丽的风景——年轻漂亮的20岁女孩施奇在微微地笑。而她当年经历的上饶集中营,早在1955年就建立了革命烈士陵园,成为了革命先辈与敌人斗争的历史教材。“杜鹃花”的爱情永不凋谢,是人名、是地名,更是精神。
最后,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周山牺牲前,曾这样写信给自己的只有十五六岁的弟弟周中昭:“敌人打来了,祖国在危亡中,我们应该拿起武器去进行斗争!斗争当然会遇到生死问题,但为了抗战,死又何惜!反之,糊糊涂涂活着,又有何意义!”周中昭后来因为哥哥而参军入伍,深得粟裕的喜爱和器重,成为了我军侦察情报工作密码破译专家。1978年9月12日,时任安徽省军区徽州军分区副司令员的他因劳累过度,心脏病猝发而不幸逝世。时年55岁。
革命的爱情即使稍纵即逝,也会成为永恒。“杜鹃花”永不凋谢,是人名,也是地名,更是精神。哥哥,嫂子,弟弟;军人,爱情与亲情,战斗与事业,前仆后继,生生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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