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彭湃等四人在上海牺牲,一医生密告陈赓:我知道叛徒在哪儿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上海租界工部局巡捕和上海市警察署密探等五辆车悄无声息的驶向沪西区新闸路六一三弄经远里十二号,将正围坐在一圈打牌的五人抓捕。事后证实,这五个人分别是上海的中共中央农委书记兼江苏省委军委书记彭湃、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军事部长兼江苏省委军事部长的杨殷、江苏省委军委秘书颜昌颐、上海吴淞群众斗争领袖、中央军委士兵运动负责人邢士贞,上海市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注:担任上海市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的张际春是黄埔一期毕业,1933年病逝于重庆,与曾任第二野战军副政委的张际春不是一个人)上海租界巡捕和警察署密探当然不会无缘无故抓人,他们此行来是收到了精准的情报,抓捕在此地开会的中共地下党,唯一让他们遗憾的是,原本预定出席会议的周恩来,因病没有到会。也因为敌人获取的消息极为准确,在场的五人没有一个能逃出。以上五人被捕后,除上海市总工会纠察队副总指挥张际春后来幸免于难,彭湃等四人都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周恩来曾筹划,在彭湃等五位烈士押解刑场的半途中,出动中央特科队员营救,遗憾的是,因枪支送去较晚,枪上的黄油因尚未擦干净而不能打响,周恩来为了防止同志们出现更大的伤亡,不得已而放弃了营救的计划。1929年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土贞四位同志在龙华警备司令部英勇就义。事发以后,周恩来除了指示特科积极营救外,也在猜测,敌人究竟是从哪里获得的情报。在开会的五人中,张际春是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但据考证,他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是因为蒋介石想要瓦解在共产党人中的黄埔学生,所以特别命令曾扩情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将张际春保释了出来。就在周恩来猜测的时候,国民党当局却无疑透露了消息情报来源。因为在会议的现场,还有白鑫夫妇,尽管特务在现场逮捕了他们,但在事发后不久,白鑫夫妇便被无罪释放了。周恩来指示中央特科行动科负责人陈赓去找杨登瀛出面,结果证实,白鑫夫妇确实已经叛变。叛变革命
白鑫是湖南常德人,大革命时期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叶挺独立团任政治教导队指导员,甚至在蒋介石背叛革命后,还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后,白鑫率领着部分队伍退到了广东海陆丰地区,与彭湃率领的农民军会合。1928年,白鑫受党组织委派,回到上海任中央军委秘书。然而,白鑫的心,从他踏入上海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有了变化。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陷入低潮期,国民党当局大肆屠杀革命群众与中共党员,上海一片白色恐怖,面对此种情形,白鑫不免有些恐惧。白鑫想到了自己未来的命运,不由得感到一片渺茫,可他又想起以自己黄埔四期毕业生,如果当初能留在国民党军中,以自己的能力,早已经身居高位,犯不着整日为生计发愁。抵达上海后,白鑫通过与南京被服厂当厂长的哥哥与国民党上海情报处长范争波取得了联系。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白鑫答应范争波,帮忙抓捕周恩来(代号伍豪)、彭湃等领导人。白鑫之所以敢答应范争波,自然也是有着底气的,因为他身为中央军委秘书,每天接触的都是这些人,更为关键的是,那时中央军委召集负责人开会,都是由白鑫负责安排会议现场的。1929年8月24日上午,白鑫接到彭湃指示,下午3点要在白鑫家开中央军委会议。白鑫夫妇欣喜若狂,因为中央军委开会,代表负责中央军委工作的周恩来一定会到现场,于是白鑫夫妇做好会议准备后,借口胃痛,悄悄向范争波透露了这一消息。幸运的是,周恩来当天因病未能出席会议,也就此躲过了一劫。彭湃等四名烈士牺牲后,周恩来了解到事情原委,下令给中央特科:白鑫行踪
自彭湃等四名烈士牺牲后,白鑫夫妇也知道,自己可能会遭到中央特科的报复,于是躲起来不露面。按照白鑫夫妇的想法,他们自然是在领取了赏金以后,能够到国外去,躲得越远越好。1929年9月14日,在上海的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刊发了一则消息:“白鑫曾在黄埔学校毕业,前以受人之愚,误入共党,罪状较轻,已由蒋主席负责保出,业于前日带往南京,听其戴罪立功,以观后效。”
其实这则消息也是国民党当局放出的烟幕弹,目的就是为白鑫打掩护,但这一点小伎俩瞒不过中央特科的队员,他们知道白鑫人还在上海,不过为了防止人逃到南京,周恩来下令给特科:陈赓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与杨登瀛取得联系,帮助打探白鑫的行踪,就在中央特科紧张的忙碌期间,另外一条潜伏的战线却传来好消息。传来消息的是在上海威海卫路五洲药房楼开设达生医院的地下党员柯麟。柯麟1924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以后,柯麟接受党组织的命令,在上海开设了一家诊所作为党的秘密联络点,并参与中央特科的工作,代号为10号。一直以来,为了保护这个秘密联络点,一般中央特科的行动,柯麟是不直接参加的,可这一次白鑫叛变事件,性质极其恶劣,如果不能对这样的叛徒施以严惩,那么今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意志薄弱的白鑫叛变。就在周恩来下达锄奸的命令以后,陈赓机敏地问了一句:要说起来,周恩来之所以下定决心要让柯麟参加这次行动,主要原因在于,白鑫与柯麟在过去曾有过联系,那时白鑫看病经常到柯麟的诊所去,更为关键的是,白鑫在那时不知道柯麟还是一名中共党员,所以一定还会再去。“特科已经在五洲药房附近设立了联络点,一旦白鑫出现,就立即去找联络员。”功夫不负有心人,白鑫后来果然出现了,但出现的地点却让柯麟大吃一惊。特科在行动
白鑫身体一向不好,一直都是柯麟负责替他看病,一来二去两人也就渐渐熟悉。以往的时候,白鑫身体不适都是直接到柯麟的诊所,所以特科队员们都严密注意着柯麟诊所,却没提防,白鑫竟然出现在柯麟家里。柯麟努力使自己镇定下来,为白鑫看病的同时,借口跑出去通知特科队员,但没想到等特科的人赶到的时候,白鑫人已经消失不见了,因为做的亏心事太多,他不敢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虽然没有抓住白鑫,可陈赓却认为这是个好事,白鑫既然能出现一次,就能出现第二次,接下来的时间,只需要静静地等待时机。果不其然,两个星期后,柯麟接到了白鑫的电话,这一次白鑫要求柯麟到范争波的公馆来替他看病。直到这时,柯麟才意识到,为什么之前查找白鑫的下落,却怎么也找不到,原来是躲在范争波的公馆里。柯麟走出范公馆后,立即把情况通知了陈赓,陈赓命特科队员立即在范争波公馆门前布置,对范公馆进行日夜监视。范公馆当然不是那么容易进去,而且不能确定白鑫躲在那个角落,就只有趁他出门的时候才能干掉他,可白鑫自案发以后,惶惶不可终日,每天深居简出,轻易不出门,特科队员们连续蹲守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找到下手的机会。陈赓找来了杨登瀛,希望他能到范争波公馆去探听一下虚实。说起来,杨登瀛在中统,虽然地位谈不上很高,但却很有面子,那时中统才刚刚成立,正需要人手,杨登瀛黑白两道通吃,在帮会和租界当局中很吃得开,就连陈果夫、陈立夫也要给他三分薄面。杨登瀛上门,范争波自然不敢不给面子,还专门请出了白鑫来见。白鑫那时急于逃到国外去,对于范争波引见的中统大佬,自然是竭尽全力的巴结。他哪里知道,杨登瀛与中央特科以及陈赓还有联系,他这一露脸,杨登瀛立即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陈赓,在杨登瀛的推动下,白鑫去国外的手续很快就办好了。陈赓随即安排特科队员做好准备,并要求地下党员,圣彼得教堂牧师董健吾伺机侦查范公馆周围的地形,把进退的路线全部都摸清楚,周恩来也同时决定,行动当天他要亲自到现场去。1929年11月11日晚11时左右,和合坊后弄蒲石路上,开来一辆牌号为“6730”,隶属于苏州出租车公司上海经营处的出租车,会同4弄43号范争波公馆的自备轿车,准备开往十六铺码头。范争波同白鑫有说有笑的从屋子里走出来后,正要登车而去,顾顺章、陈赓带着几名特科队员从巷子里冲出来,猝不及防的范争波连中三枪,当即倒在血泊中,但经抢救却是安然无恙。白鑫以前从过军,身手十分了得,听到枪响的一霎那,他就做好了准备,矮身躲过射击后,他立马拔枪,一边还击一边跑,但跑出去没多远,就被特科队员击倒,倒在霞飞路71号门前,特科队员上前,对准白鑫的脑袋一连开了几枪,白鑫当场毙命。次日凌晨,一名上海《时报》的记者赶到了现场,看到了白鑫的死状:“侧身蜷卧,背傍门榜,而其右手执有手枪,其食指犹伸入于扳机之上,作射人势。身衣灰哔叽之衬绒袍子,藏青丝品西装裤,黑色皮鞋,其创在后脑,子弹出处白脑赤血殷然而流,厥状甚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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