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长征，我一直有一个疑团。四方面军的川陕根据地人口已经有500万，兵力已经有8万了，为什么要跟着长征？他们把根据地撑住，等中央来不好吗？那样应该是更有利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啊。中央红军也不至于一直都找不到地方落脚！
当然这也是党史上反复讨论的一个问题，徐帅对于这个问题，给出过这样的解释。其一，敌人部署“川陕会剿”，根据地面临前后夹击的危局；其二，川陕根据地当时已经是民穷财尽，难以支撑更大规模的战争；其三，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战略需要，一切计划和部署，必须服从这个大局。不得不说，徐帅的这个回答非常厚道。
但笔者在仔细看过张国焘个人履历后，却有不一样的想法。中央若是到了川陕，蒋介石就会把围剿的重心转移到川陕，红四方面军肯定就要受大损伤。因此，他带着四方面军长征最核心的目的就是要保存自己的实力。1935年6月8日，两大主力红军在四川懋功会师。手握8万雄兵的张国焘，见中央红军也就一万多人，还全部都破衣烂衫，心中就起了异心。
中央根据当时的情况，做出了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却偏偏提出了继续向青海、新疆等省偏远地转移的意见。为了统一思想，中央政治局专门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召开了会议，作出了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的决定。7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中央红军的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第1、第3，第5、第32军。说实话，这个时候中央给张国焘的地位已经不低了。当时候政委的权力还排在军事主官之前，红军总政委的职位已经很高了。结果张国焘依然不买账，因为它的拖延，导致松潘战役计划破产。8月上旬，中共中央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为了继续贯彻中共中央的北上方针，中革军委决定进取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流域，尔后向东发展。
15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由第5、第9、第31、第32、第33军组成的左路军，从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地区开进；21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领由第1、第3、第4、第30军组成的右路军，从毛儿盖地区出发，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右路军历尽干辛万苦，通过人迹罕至、气候变化无常的茫茫草地，于8月底全部到达班佑地区。左路军先头部队也于8月20日到达阿坝地区，但后续部队行动迟缓，原因还是因为张国焘。右路军到达巴西、班佑地区后，得到了很好的补充，这是它们度过草地之后，过得最滋润的一段时间。
如果要继续北上，前往甘南，能不能拿下包座就成了关键。包座环山傍水，居高临下，是控制这一地带的主要制高点。守敌一个团，驻扎在山顶，利用山险路狭，修筑许多碉堡，并备有大批粮食，有着完备的长期固守防御阵地。胡宗南见红军来了，立刻又调伍诚仁第47师增援包座。徐向前对局势进行整体审视判断后，因三军团还没到，他向党中央和毛主席建议，由四方面军的部队来承担这一任务。此战，徐向前又拿出了围点打援的战术，30军为主攻部队；88师两个团和89师两个团，埋伏在包座西北地区的山林中准备打援。4军为助攻部队，以一部攻击求吉寺之敌，配合30军战斗。1军团作预备队，负责保护党中央的安全。8月29日，战役打响。一天的战斗，就使包座城千疮百孔。得知包座危矣，援军来得更快。30日晚，援军先头部队进抵大戒寺以南。徐向前为了能包饺子，令埋伏的主力部队继续注意隐蔽待机，而攻打包座的部队则适当后撤。31日，敌47师师长伍诚仁率部进驻包座以南，令3个团兵力沿包座河东西两岸进击，企图内外夹击，吃掉红军。他哪知自己已经掉进徐向前的口袋里了。下午3时，反攻开始，埋伏在山林间的红军，突然插向敌军，将其截成数段，49师大部被歼。这一仗是两大主力会师之后的第一个漂亮仗，徐向前也第一次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眼皮子底下，秀了一把军事才能。战斗结束后，一方面军的宣传队还去包座进行慰问演出。包座拿下之后，左路军张国焘又开始作妖了，他让中央把既定的北上政策改为南下，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北进”和“南下”之争。9月1日，中央告诉张国焘你要继续北上。9月3日，张国焘回复中央说，还是南下更好，还说了甲、乙、丙三条理由。9月8日，中央开会之后，决定继续执行北上的决定，恩来、洛甫、博古、向前、昌浩、泽东、稼祥联名向张国焘发电报，写清了为什么北上的原因，也是三大条，在第一条中就有甲、乙、丙、丁四点，但这最终都没能说服张国焘。与此同时，张国焘以朱（朱德）、张的名义电令徐、陈：“一、三军暂停向罗达进军，右路即准备南下，立即设法解决南下的具体问题，右路皮衣已备否？即复。”陈昌浩接电后改变了态度，同意南下。当时在军内，陈昌浩的地位要高于徐向前，陈要南下徐向前也没什么好办法。于是陈昌浩就把同意南下的想法报告了中央。于是中央又给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发了电报，不让他们南下。9日晚，毛主席来到徐向前的住处，问道：“向前同志，你的意见怎么样？”主席说是询问，实际上是摸徐向前的态度。徐向前说：“两军既然已经会合，就不宜再分开，四方面军如分成两半恐怕不好。”毛主席没再说什么就回去了。毛主席回去之后，连夜就带着三军团开拔，向一军团集中。
第二天凌晨，徐向前、陈昌浩才知道中央已经率部单独北进了。后来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那天早晨，我刚刚起床，底下就来报告，说叶剑英同志不见了，指挥部的军用地图也不见了。我和陈昌浩大吃一惊。接着，前面的部队打来电话，说中央红军已经连夜出走，还放了警戒哨。”“心想这是怎么搞的呀，走也不告诉我们一声呀，我们毫无思想准备呀，感到心情沉重，很受刺激，脑袋麻木得很。”红四方面军下面的人见中央连夜走了，还对四方面军设下了警戒，问要不要打？这个问题到了陈昌浩和徐向前面前，徐向前第一时间就说：“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陈昌浩同意了徐向前的决定，没有下令打，避免了事态进一步恶化。晚年徐向前在回忆录中说，如果当时政委陈昌浩就是要打，他还真没有什么好办法。翻看历史的长页，“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虽然话不长，但字字千钧，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我党我军的生死。徐向前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作为关键人物，做出了关键的正确选择，必将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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