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王建堂二
王东
接续前文:
身陷厄运
1957年春天,根据中共中央文件指示,全国开展了整风运动。毛泽东主席和中共各级党委千呼万唤“ 鸣放”,要求党外人士对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特权主义提出批评意见,发动群众大鸣大放帮助共产党整风。当时全国各地批评矛头多指向基层党政干部。4月,可以在《光明报》、《文汇报》上看到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纷纷发表的意见。开始意见比较缓和,大家都高兴。后来有些意见提得很尖锐。4月27日中共中央的整风文件,还指出整风运动是一次即严肃又和风细雨的思想教育运动,应该是一次恰如其分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运动。
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不久,形势急转。《报日人民》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斗争猛烈地开始了。木垒县委根据全国形势与上级指示将整风运动推进了一个新的高潮阶段。
6月30日,木垒县委召开文教系统座谈会,开展鸣放。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会上动员、鼓励参加会议的多位中青年教师帮助共产党整风,父亲是参加那次会议的人士之一。会上,父亲及其他同志本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精神,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执行中存在的不足之处、当时干部制度、社会主义改造、统购统销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善意而中肯的批评。
父亲不是那种低头哈腰、谨小慎微、反应迟钝之人,而是喜欢读书较多、喜欢评古论今的同事和朋友。父亲只是个经历了曲折的普通人,但他的见识却很不普通。从不看上级的脸色逢迎阿谀,对上级或同级之间都保持正常关系。一向勤勤恳恳工作、老老实实做人,无愧于国家、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自己的职责。父亲一生淡泊名利、不懂韬略圆滑、不愿苟且偷生。父亲为人方正、心胸超旷。父亲不会趋炎附势、又不会掩饰真实情感、性格刚直、与品质恶劣的小人必然是针锋相对。
父亲根本没有意识到对整风和反右派的言行无异于自投罗网。父亲毫无知觉悲风已漫卷、厄运已开始,更不知这是“引蛇出洞”的阳谋。
12月4日,县委书记张尚德在机关干部大会上作了《积极勇敢的投入到反右派斗争中去》的报告,肯定了木垒县在整风运动中“广大群众及各界人士大鸣大放的意见和问题绝大多数是正确的,对党对人民的革命事业无疑是一个贡献,今后每个同志仍须本着团结——批评——团结的方针向党提出改进工作的意见。”接着,重点讲述了为什么要反击右派,什么是右派,我们如何办等问题。
12月28日,那位曾召集文教系统座谈会的县委副书记,将父亲曾在1957年6月30日在文教系统座谈会上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发言,断章取义罗织一番之后,向县委整风办公室做了重要指示:寒假期间县里要集中各学校教师开展反右派的斗争。我在57年6月30日参加了县委召开的文教座谈会,开展鸣放,要求他们帮助党整风,在那次的会议上有些人不是善意的帮助党改进工作,而是别有用心的,现在根据我个人的笔记和记忆,将王建堂、秦宗德二人的发言摘要整理于下,作为在教师中反右派时的参考。
明明是发动群众帮助共产党进行整风,一下子变为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从“和风细雨”到了“疾风暴雨”。
王建堂的发言要点是:
1、党对知识分子使用多。帮助少,只使用,不帮助
2、教师是有职无权,学校是以党代政。
3、党对知识分子不是一视同仁,信任(对待)有区别。
4、提拔干部不是量材使用,在使用和提拔中有两种偏向。
5、有些人把入党做为提拔的敲门砖。
6、修建中学期间,工程使用的地基石头在拉运中,不让农业社拉运,而让一位个体户拉运。
秦宗德的发言要点是:
1、党提拔干部要德不要才。
2、党员干部油头滑脑。
3、统购统销连喂马饲料都没有了。
4、我看县委的干部都不顺眼。
1958年元月初的一天晚上,周观乐老师到家里拜访父亲,俩人交谈了当时全国反右斗争的形势。父亲对周老师认真地说:“北京大学的马寅初校长被打成右派分子。看来,木垒县的右派分子就是我了……”。
1958年1月15日至2月15日,木垒县集中57名汉族中小学教师展开了反右派斗争。在县委整风办公室、中小学教师整风领导小组的共同领导组织下,学习文件、依靠部分积极分子,带头揭发批判,进行无情斗争,号召从政治上打击和孤立木垒县教师中的右派分子。
1月15日至20日,用了5天时间开展大呜大放、大字报等方法,动员、鼓励广大教师对党政领导提出意见。整风领导小组对铺天盖地的451张大字报经过整理、归纳,共计为311条意见。其中对党政部门的有37条、对县团委的有30条、对文教部门的有94条,对其它单位的有150条。311条意见中绝大部分意见是正确的,虽然有的意见在事实上有所出入,或在言词上比较尖锐,但它对基层领导同志克服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特权主义,改进今后工作是有益的,特别是对加强党的领导和促进今后教育事业的发展,更是有益。
但是,由于木垒县与全国各地一样对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和判断,严重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大量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把许多出于善意的,有益的良言批评视为向党猖狂进攻、恶毒攻击,是两个阶级间的生死大决战。于是向这些刚直不阿、良知坦诚,对党、对祖国、对人民、对教育事业忠心耿耿的人民教师进行了残酷的政治斗争和无情的打击。
那个年代没有健全的法律,而是以政策和文件代替法律,以群众运动和斗争代替司法。在20多天的批判斗争期间,根据整风领导小组对我父亲罗织出的28条揭发、批判与控诉的“右派言论”进行了轮番批判。昔日的同事朋友反目成仇,父亲被大会批斗三天半,另被批斗交待21次。父亲由此深陷囹圄。明明是父亲以诤友对共产党整风畅陈善意批评和真知灼见,横遭一些怀着各种目的的投机分子和极积分子断章取意、添油加醋、无罔构架、无限上纲上线,称为是猖狂向共产党进攻、反对党的的知识分子政策、诬蔑和仇视党的干部政策、反对党的统购统销政策。在批判斗争会上不允许父亲解释、申辩,实事求实的回答被称为“态度狡猾”、“不诚实”、“不彻底”。数次的围攻式批斗,充满逼供和侮辱。
在那个恐怖时期,人的尊严和价值受到空前践踏,并集体走向疯狂。每个人都被迫在攻击和防范的夹缝中紧张战栗。
在批斗父亲的大小会上,不愿苟全性命的父亲正气凛然的说:我的错误全部由自己负责改正,我只向真理低头,我在大鸣大放的整风中所提出的意见是针对有关部门及个别领导同志的批评而不是反对党、反对政府、反对人民的!
在整风领导小组成员的授意之下,积极分子们带头咬牙切齿地狂呼:“王建堂抵赖抗拒”、“不许王建堂蒙混过关”、“王建堂诡计多端”、“王建堂阴险毒辣”、“王建堂老奸巨猾”、“王建堂交待不彻底”。批斗中说王建堂的交待是一种奇识怪论,企图“蒙混过关”......“王建堂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王建堂把毒箭说成了好意”。批斗现场的气氛可谓是阴森恐怖,整个过程完全没有合法的程序和确凿的证据。平日亲密谈笑的同事和同志忽然变成一群杀气腾腾、面目狰狞的狱吏和杀手......在整风领导小组的施压、强迫下,一些积极分子和曾经的同事扮演了丑陋的、落井下石的角色。父亲被强迫一次次地做违心的低头认罪,父亲的检查写了一遍又一遍,交待了一次又一次,总被认为不深刻。在此期间被多次批判斗争的小学教师还有秦宗德、高显良、杨恒喜、张德惠、张云、魏积华。秦宗德老师在批斗会上大义凛然,怒斥对他的批斗是“人格侮辱”,是“非法的”。他强烈要求与整风办公室负责人当面辩论。教师们吃惊相顾,会场顿显哗然,会场批斗主持者和积极分子们既尴尬又愤怒......
父亲在第21次批斗交待大会上据理自辩,他铮铮斯言:“我自己的言论性质不属于敌我矛盾,我的全部问题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父亲对于自己在多年工作中的错误言行、不足之处,再次进行了深刻的检查和真诚的道歉。对自己的一些落后思想、某些工作方法简单、不善于团结、不能帮助工作能力差的同志,对个别领导同志不尊重......父亲在多次交待中,对群众实事求是的一些批评都一一承认并进行了自我批评,作了深刻的检查。
2月15日,县中小学教师整风领导小组向县委上报反右斗争的处理决定:“……共批判斗争8名,占教师总数的14%,其中7名是右派分子。7名右派分子中,1名劳动教养,5名开除公职,送农业社监督劳动。1名中右工资降1级,送农业社监督劳动。”在另一个中小学教师反右斗争总结中说:“……木垒县中小学教师反右斗争中打的准、打的稳、打的狠,从政治上打击和孤立了右派分子。”
当时,有人说:“王建堂在这次寒假教师反右派斗争运动中即便他不提意见、不说话,也要把他划定为右派分子。”可证可见父亲是被从头到尾就圈进了“右派分子”,早就写好了剧本。
第二天下午6点多钟,高显良、杨恒喜、魏积华、张德惠、陈新斋老师他们买了一些花生、瓜子、水果到我家聚会及向父亲辞别。期间,他们异口同声怒斥整风领导小组宣布的县委对木垒县中小学教师整风反右斗争的不公正处理结果。父亲平静严肃地说:全国几十万知识分子被定为右派分子,历史将来会对这个冤错大案平反的。我们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我们要坚信自己是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人民的。我们是清白的人民教师!
此后,他们被交给农村的农民群众监督劳动改造改造了20年之久,他们之中的有些落难者在此后的20年未曾再见过面!
当年马寅初、费孝通、钱伟长......等许多党内外知识精英遭到灭绝人性的迫害。父亲的结局只能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牺牲品。
1958年2月22日,在木垒县中小学反右斗争总结大会上县委副书记宣布:县委批准了中小学教师整风领导小组反右斗争的处理决定。在宣布七名右派分子名单前,县公安局二名人员进入会场,肃立在主席台前。被宣布的第一名右派分子是木垒县第一小学教务主任秦宗德,他被宣告为在这次反右派斗争中罪行严重、态度恶劣、对抗运动,开除公职,当即由公安人员押送入狱。在异常阴森恐怖的氛围中,接着宣布了王建堂、高显良、杨恒喜、魏积华、张德惠、陈新斋六名右派分子开除公职,交给农业社监督劳动改造。
父亲被开除公职突然停发工资,猝然而来的灾难使全家生活从此陷入困难,从此无人敢与父亲接触来往,更无人敢登门拜访。从此父亲成了木垒县鼎鼎有名的大右派,成了为人民不齿的反面人物,销声匿迹于木垒县教坛,蒙冤长达20年。
当年5月,家里没有买油、盐、酱、醋的钱了,家里养的二十多只鸡让我拿到供销社收购站去卖。每只鸡卖得5角钱,共计卖了十多元钱交给母亲。
尤其是在那个灭人性、绝人伦,黑白颠倒、人妖不分的“文革”中,父亲被以“阶级敌人”、“残渣余孽”、“右派分子”、“专政对象”,遭多次游街、批斗、被群众组织非法私设刑堂毒打逼供……受尽了迫害、屈辱。身心俱伤的父亲在那些岁月里,被农村生产队分配和强迫干最重、最苦、最危险的劳动。20年间有一段时期父亲这个“阶级敌人”曾被规定每年为大队书记、大队长、小队书记、小队长、会计、出纳、民兵连长、贫协主席共做30多天的“义务工”,他们不给父亲一分钱劳务报酬。平常父亲虽然被分配干最重最累的劳动,然而生产队有明文规定父亲每天的工分(劳动日报酬)比贫下中农低2分。天天如此,年年如此,从而导致父亲许多年都是生产队里的倒欠户。在那个举国疯狂的造神年代,父亲的悲惨处境可谓甚于韩信钻胯。
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却被县政协保留了政协委员资格。从1958年至1979年,木垒县政协历届政协会议都通知他参加,父亲总是按时报到参加会议。然而只能洗耳恭听,缄口不言。
1961年夏天,父亲颈部长了许多疥疮,因为家里没钱,病情被拖延,全身发烧,颈部肿痛,不能劳动、病卧在家。危难中,父亲向县委统战部写信请求给予经济补助,以便到医院治疗。三天后,时任县政协常委的扎克里亚同志代表统战部把80元医疗费亲自送到父亲手中,催促父亲及时到县医院治疗、早日恢复健康。身蒙恶名的父亲用这些钱很快治好了病,他万分感激在危难之际,县政协、县委统战部对他给予了关怀和温暖。
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亲人反目、友人疏离,从此“门前冷落、车马稀少”。过去教育界的众多同事、学生见了他远远地躲着走了。然而,也有特例,使父亲倍感温暖:
50年代初,从县一校毕业的段有义、杨永瑞两人于1962年夏天分别专程登门看望拜访父亲,温万彬从1963年开始到1979年,每年大年三十都来慰问我的父母。梁建新、梁建明兄弟二人平时,也给予生活中的帮助。还有一个1956年从县一校毕业的学生,不论在任何场合、环境中遇见父亲,竟然总是亲切地称呼:“王校长”、“王校长好”,他是高永春。在生活中,经常给予各种帮助的还有一对夫妇,是陈志潮、刘学英。在疯狂的“文革”中,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多在黑夜里冒着风险看望倍受折磨的父亲。他俩悄悄议论“文革”给国家、人民造成的巨大破坏和各种悲剧,对“文革”中千千万万党和人民的好干部受到迫害、冲击感到痛心,对祖国的命运和人民的遭殃深表担扰。他是县一校校长刘学忱。
在那个人整人、人斗人,伦理和道德被践踏摧毁的年代里,父亲虽处逆境,意气不衰,在繁重的劳动之余,还经常阅读吟诵李白、杜甫、白居易、陆游、杜牧的诗歌、诗词,从中赢得乐趣。然而他身处逆境,报国无门。满腹学识、一腔热血,爱国有心,不能使用,出力无门,何等痛苦!
父亲人生最宝贵的年华被整整耽误了20年,被剥夺了为国家、为人民、为教育事业做贡献的权力。遭殃落难,窘迫困厄,在极“左”年代的政治斗争中精神与身体经受了双重“炼狱”,历尽辛酸悲戚的父亲困苦屈辱,他竞然带着深深的伤害活下来了。
残酷的阶级斗争给中国千千万万个家庭都留下了永恒的创伤……
之后“无产阶级专下改继续革命理论”等等一个接着一个,最终把国民经济搞到了崩溃的边缘,害苦了中国老百姓。
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之后,母亲和我们兄弟二人都遭到株连,蒙受了各种歧视。父亲以惨遭迫害的教训,鼓励我们兄弟二人努力学习,将来离开木垒县,远离他受难之地,割断父子联系,争取得到为国家为人民效力的机会。
1963年哥哥王颖在奇台县高中毕业参加高考,成绩优异,被新疆大学外语系录取,实现了大学梦。也是在当年,我初中毕业,考虑到家里生活困难,无力供我读高中,我填写了昌吉师范学校。我以昌吉州八个县初中统考中总分成绩第一名,被昌吉师范学校录取。后来改革开放初期,我先后进入北京师范学院美术系、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系学习深造,我们兄弟二人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都为国家做出了贡献。
1975年12月,四届人大会议决定对在押的原国民党县以上党政军特人员全部予以宽大释放。全世界为之注目。
接着数百万地、富、反、坏家庭出身的人被摘帽,数十万小商、小贩、小手工业者等恢复“劳动者”身份,许多冤假错案获得平反昭雪、纠正、改判、平反、解脱。短短几年,社会各界实现了历史性的和解,中国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这是人性回归善良的开端,全国数千万公民以及他们的上亿亲属不再贬为“贱民”打入另册。
春回大地
父亲坚信和盼望历史最终会为每一个人作出公正的评价,洗净诬蔑不实之“罪”!沉冤必定有一天会得以昭雪!忠于国家、忠于人民、忠于教育事业的好人,终究不能永远遭受不公正的待遇,终有一天,右派冤案会被纠正的。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一举粉碎,“文革”终于结束。从此,中国的政治环境从严寒走向暖冬。一个新的时期开启了。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父亲终于重见天日。尽管来得迟了一些,但它毕竟来到了。
在自治区政协、自治区党委统战部的关心下,1979年7月31日中共木垒县委,根据中共中央(1978)55号关于改正右派分子问题的文件精神予以落实政策。父亲被错划“右派”分子的问题得以改正、恢复了政治名誉。父亲终于走过了一生中泥泞、阴霾的一段路程,返回木垒县一中从事教育工作。秦百中校长对我父亲特别敬重关怀,安排父亲担任历史课教学工作。秦校长的爱惜敬重之情,蕴春化雨,使我父亲温润心田。父亲重进校园、再登讲台,扎实的文史基础知识和生动趣然的讲课特点,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及良好的教学效果受到了广大师生的称赞和敬佩。木垒县电视台屡屡采访报道,父亲得到了当地社会各界的重新审视和认识。
父亲一生始终保持着军人的品格和文人的身范。坚持不断学习、关心国家大事。
之后,父亲用生命和热血写了一些壮怀激昂的诗词。
1981年8月,父亲作诗《春风载阳满人间》:略述了二十年的不幸遭遇,抒发了春回大地的欢欣喜悦,表达了壮士自强不息的豪迈之情。这首诗丰而精、周而简。将深而广的内容浓缩到有限的诗词里。激情蓬勃、酣畅淋漓,给后人留下了深沉的反思。
春风载阳满人间
二十春秋不平凡,霜摧雹打骤频繁。
星斗转移迁岁月,只觉须臾素丝添。
失散南北东与西,鱼雁鲜通两茫然。
何处问津寻故人?邂逅识者传嘱言。
久疏旷废似白丁,非骚痴笔不敢吟。
昔人故人今得悉,不亦乐乎情不禁。
和风排去严冬酷,严冬已过春天临。
他日如能相会晤,阔别深情仔细陈。
春风载阳满人间,宏伟兰图景灿烂。
复经征途启新程,奋起直追马加鞭。
昔失今得效力时,壮士长征无暮年。
诚甘园丁育桃李,投身四化效烛燃。
在另一首的词作里,父亲抒发了他对教育事业的热爱之情。读之琅琅,听之铿锵。诗句清丽而剔透、清亮而晓畅。情词敦敦、沁人肺腑,表达了父亲老骥伏枥、壮心不已的奋斗情怀,以博大的襟怀唱出了最美、最新的时代之歌。
沁园春
乾移坤转,辞旧迎新,又是一年。岁华展新容,丽和风,科学春天。许身孺子,任劳任怨,还将血汗勤浇灌。捧丹心,在“四化”途中,效做春蚕。教书育人平凡,何必实惠占优先。高情设丰筵,殷勤款待,以物奖励,难馨谢言。滋兰树蕙,晨昏耕耘,桃李满园。对景神怡,心潮翻,欣今朝,看处处芬芳,辉煌灿烂。
父亲的这首诗词严以选材、深于开掘。意境幽远,诗味葱茏。
1985年暑假期间,王颖哥到木垒县陪同父亲前往乌鲁木齐到自治区政协拜访了离别36年之久的陈方伯老师。他是新疆和平起义(1949年9月26日包尔汉领导的地方政府起义)的起义签字人之一。曾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在狱中度过了多年。
文革后任自治区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师生相见格外亲切激动,他们互叙不幸遭遇,共颂重获新生、互勉继续献身教育事业。
1984年,父亲被木垒一中授予“优秀教师”称号。
1989年11月5日,父亲获得由此京中国黄埔军校同学总会审核盖章,新疆黄埔军校同学会给父亲颁发的《黄埔同学会会员证》。
1994年6月,黄埔军校同学会向父亲颁发了“黄埔军校建校70周年”金光闪闪的纪念章。
199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为歌颂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黄埔师生英勇奋战日寇的历史功绩,父亲赋词表达了对峥嵘岁月的记忆和晚年见证了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巨大成绩。
莺啼序
入校年少幼稚,朦胧又生疏。人间事,几历沧桑,始看荣枯沉浮。思往事,过眼烟云,世态犹如翻覆雨。忆当年,童心稚气,欢笑相处。
结业出校,道途分歧,为军不退伍,戎马一生将帅级,功勋赫赫卓著。为商贾,惨淡经营,终成富翁财势巨。各行业,八仙过海,成败悬殊。
时代洪流,汹涌冲击,重开丝调路,商旅方便通海陆,地缘优势,物矿丰藏,适逢机遇,远招宾朋,广接迎送,廛市熙攘呈繁荣,升平气象莺歌燕舞。多亏了好政策,晚景幸福。
父亲的这首诗词读之琅,听之铿锵,表达了父亲精神、人格和他诗词的力量。父亲把深广的内容浓缩到有限的诗词行间,洋溢着父亲热爱祖国、热爱边疆的深情厚意。
1997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木垒人物》,父亲被列为木垒县解放后教育事业的创始人之一。
199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父亲激情满怀,即兴作诗,呕歌祖国、礼赞时代、祝愿伟大祖国繁荣强盛、前程灿烂。
建国五十周年颂
桃李无言自有蹊,春华秋实播芳菲。
承前启后超先世,覆地翻天振国威。
改革丰功铭史册,文明伟绩放光辉。
鸿章巨制迎新纪,展翅腾空共奋飞。
父亲晚年共创作诗词101首,2004年12月,我帮助父亲进行了整理。之后,我将《王建堂诗词选》一书稿样交自治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著名文艺评论家浩明先生请予以斧正。
浩明先生写了《王建堂诗词选》阅读印象:
诗集读后,感到作品感情真挚,沉深,语言流丽、遒劲,题旨鲜明,爱憎分明,讴歌了新时期沧桑巨变,礼赞了教育战线新风貌,对社会上的丑恶现象也予以揭露抨击。透过字里行间,作者虽饱经磨难、却豁达磊落,爱国、爱乡之情溢于言表,作者之人品与文品达到了和谐统一。作者对旧体诗词这种体裁也掌握得较为熟稔,给人一种游刃有余之感。
浩明
2005年2月4日
父亲退休后,每逢元旦、春节、教师节、中秋节、国庆节、县党政、人大、政协、教育局、县一中都有领导同志到家中慰问。父亲常常对亲属、同事及友人们讲:现在党和国家给了我很好的待遇,生活非常幸福。尤其是看到祖国取得了举世震惊的巨大成就,国家日益富强,人民的生活在逐步提高,我感到无比欣慰。
父亲清白赤城、严以律已、谦和儒雅、宽以待人、艰苦朴素、淡泊名利、以自己高尚的人格魅力,黄埔军人的刚毅风度感染了一中师生、深得大家钦佩。原木垒县政协副主席、县一中语文教师刘烈光说:“王老师是教育界老前辈,他与大家相处很和谐。“右派”问题改正后重返教学岗位。但他从未讲过当“右派”的事,无任何怨言。有的是对国家、对人民、对教育事业的赤胆忠心。他生活非常朴素,住的房子是全校最差的,但他无任何意见。”
原木垒县中学校长秦百中说:
“王老师右派问题改正后,回到中学作教学工作,我对他很同情、很理解。王老师因年龄大,与我接触较多。他非常谦虚,工作很认真。他没有丝毫居功傲满的表现,对我很尊重,我更是敬重他。每逢节日我都带领教师们去他家里慰问拜访。有时听到他病了,我就立即暂停繁忙的工作,尽快前去看望他。”
原木垒县中学教师李泰山说:
王老师和我同在史地教研组,他在教学、做人、处事、道德各方面都是我们的楷模。他的文史知识非常丰富,他常常给我们讲历史故事及典故,我们非常喜欢听。我们有疑难不懂地方找他求教,都能得到满意的解答,获益良多。他和全校教职员工和谐相处,他的威信很高。我与王老师的关系相处非常亲密,他在生活中遇到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就找我帮忙协助处理。”
原木垒中学史地教研组王仁义老师说:
“王老师性格坦率开朗、知而必言,言必及义。王老师一生经历曲折、坎坷、阅历丰富。文学基础扎实,历史知识全面。他的历史课讲的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学生非常喜爱听。县一中参加高考学生的历史试卷得分在昌吉州8个县中曾位居第二,这里面有王老师的辛勤汗水。因王老师自身的特殊经历,他心胸宽广、处事泰然大度。他是个好人、不害人、不坑人、心地善良,内心深处是闪亮的。王老师对生活困难的学生非常关心、同情,能够尽力帮助他(她)们。”
……
2008年12月18日,父亲病危,住院治疗。终因心力衰竭,在没有任何痛苦的睡梦中乘鹤归去,溘然与世长辞。时间是2009年1月19日上午10时30分,享年90岁。父亲走了,留下了对祖国美好的祝愿,留下了对后人的殷切期望......
1月21日县一中书记王新民、校长候志楷、工会主席于凤燕、县教育局负责同志、原县教师进修学校校长陈志潮、原县委统战部副部长温万彬、部分中学教师、学生,家属子女等参加了庄重简朴的追悼会及遗体告别。
追悼会上,木垒县一中校长候志楷神情肃穆、语言悲愤、怀着对好同志、好挚友、好老师的深切缅怀之情:
同志们:
“今天我们怀着无比沉痛的心情为王建堂同志举行追悼会。随后,候志楷校长高度评价父亲平凡而光荣的一生,他说:王建堂同志勤奋好学,孜孜不倦。他潜心研究教育理论,学识渊博、文笔隽秀,深得大家的钦佩。王建堂同志敬业爱岗,无私奉献。严以律已,宽以待人。他默默无闻;任劳任怨,为我校刚刚建校时的工作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工作起来常常废寝忘食、通宵达旦。王建堂老师工作尽职尽责、却毫无他求,性格恬淡温婉,对人和蔼可亲。他待人热情,忠实厚道,深得领导、家长和学生的信赖和敬重。为木垒县的教育事业他以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在平凡的岗位上倾注了满腹的热血、贡献了毕生的精力。”
候志楷校长最后说:
“王建堂同志的去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使学生失去了一位好老师、使子女们失去了一位好父亲,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学习王建堂同志忠于职守、默默奉献的工作作风和虚怀若谷、诚实厚道的高尚品德,以更加卓著的工作成绩慰藉英灵。”
最后,候志楷校长以“安息吧!王老师。王老师,一路走好!”结束了所做的悼词。
父亲以豁达磊落赢得了身后荣誉。
历史和人民给我父亲划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历史是公正的。
2009年2月22日,父亲遗体在昌吉西郊陵园火化,4月28日,与母亲骨灰合葬于乌鲁木齐西郊福寿陵园。当年7月,少部分父母骨灰送往故乡巴里坤县落叶归根,葬于祖父母墓旁。另一少许骨灰埋葬于木垒县一处高山坡地带。
父亲爱国进步、奉献社会、严谨治学、勤奋敬业的精神,尊师重道、为人师表的美德、虚怀若谷、淡薄名利、朴素无华的品格,永远是我们子孙们学习的楷模。
我们祈祷亲爱的父母,你们在圣洁的天堂里安息吧!
2012年7月18日
王东简介:王建堂次子,现年67岁。曾深造于北京师范学院、中央美术学院。先后从事教育、宣传、艺术创作。艺术作品多次被选入全国美术作品展览,部分作品被中国美术馆、广东孙中山故居纪念馆、台北版画研究会及国内外人士收藏。
近年,致力于《黄埔军校第九分校史》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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