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动乱期间，叫五七高中的学校特别多，我今天要讲的是云蒙县砂河公社的五七高中。
最初这所学校归伍落区管辖，那时还没有砂河公社。伍落区全称叫云蒙县伍落区公所，是县里派出行政机构，相当于现在的乡镇，与地市级下属的区政府相比，不是一个档次。
1973年以前，伍落区仅有一所高中即伍落高中，每年招生不到200人，入学不用中考，全凭推荐政审。但伍落地盘很大，初中毕业学生也多，高中录取比例不到30%，分配到每个生产大队名额1至3人。十分有限的招生指标，普通百姓自然不做秋梦，权贵们却要争得你死我活，胜者荣耀，败者沮丧。因此伍落区决定增设一所高中，以便照顾各方关系。
校址选在荒无人烟的戴平湖畔，是基于毛泽东开门办学、走工农结合道路、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接班人之理念。这里地势低洼，水草杂生，人迹罕至，鬼不下蛋。东侧距五湖大队2公里，西侧离湖边大队3公里。
因为学校处于草创阶段，大量的土建工作需要完成，从1973年春季开始，连续4年，每年都要组织初中学生来此挑土筑台、和泥做砖。已经入学的高中学生，也必须把绝大部分时间用来参加义务劳动。
1973年秋季，两间教室尚未落成，招生提前展开。首届招收了新生108人，全是男生，因此戏称水浒梁山。伙房是工棚，厕所是土坑，十几个教职员工住在芦席搭建的临时毡房，学生则睡在教室简易的课桌上。
学校最初的名字叫燎原高中，出自毛泽东1930年创作的光辉诗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我水平有限，始终没弄明白为何是“燎原”而不是“燎燃”，但知道这篇文章是写给林彪的一封信，劝导当时的林彪对革命前途不要悲观失望。
也许嫌“燎原”二字不够前卫，一年之后学校更名五七高中，典故出自毛泽东1966年5月7日发出的“五.七”指示，凑巧这个指示也是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信。在信里“老人家”给中国各行各业发展道路指明了前进方向，其中对教育行业的指示原文是“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断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1975年春节刚过，中南某省进行了声势浩大的机构改革，即“撤区并社”。伍落区被撤销，分别设立伍落、砂河两个公社，五七高中划归砂河公社，招生比例提高到60%，不过招生方法仍然是推荐加政审，不用考试。
我正好是1975年秋季入学的，此时73级已经毕业离校，74级还有100多人，75级又招了110人。
在我入学的时候，一个大约宽100米、长120米、高1.5米的方形土坛基本筑成，这个土坛就是五七高中的建校底盘。土坛北边建有4间大屋，这是74级同学的教室和宿舍。东边建有十余间低矮平房，是学校伙房、仓库、教工宿舍和女生宿舍。南边也建有十多间平房，那是老师宿舍，除郑校长因带有妻儿独居一间外，其他都是两人一间。西边是牛棚、猪圈和一个巨大的公共厕所，这个公共厕所是唯一的厕所，学校所有人员，不分男女、不分尊卑只能在此“方便”，因此早上特别拥挤。土坛中间是4间大屋和2间小屋，这是我们75级的教室、宿舍和老师的办公室，其中教室已经建成，宿舍还在粉墙抹灰。
土坛周围是凸凹不平的水坑，这是取土筑台遗留的，既不美观也不安全，于是学校安排学生义务劳动，前后3届学生花费4年时间，将其全部改造成鱼池和藕塘。
土坛南侧有一个出口，这是通往外界的唯一出口。可是外界并没有道路与之相连，离学校最近的五湖大队陈家大湾，直线距离也有1公里多，伍落区根据学校请求，组织当地民工修建了一条宽约2米的土路，拖拉机或者驴拉板车可以通行，用以运输学校生活物资。另外还有几条宽度不足50公分、长度却超过2公里的羊肠小道也在这个出口汇聚，这些羊肠小道是学生上学、放学沿湖岸踩踏出来的，印证了鲁迅先生说过的一句话：世界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土坛往西方向也有一个出口，它与学校耕种的农田相连。在紧邻学校西侧，有近百亩农田土地，这是学生通过挖沟引水、围湖造田开垦出来的。每年种植大量的油菜、花生、黄豆、芝麻等经济作物，每个班级都有责任田块。
学校不通电，也没有自备电源。学生宿舍靠马灯照明，老师宿舍自备煤油灯，每个教室有一台汽灯。这种汽灯由专人管理使用，它高约40公分，下面是个半球形油壶，用来储存煤油和压缩空气，上面是灯架，灯架系有发光石棉网，安装在反光板上，中间用钢质油管连接。每天晚上，管理人员先把油壶气压加到一定数值，打开油阀，雾化的油气通过油管喷到石棉网上，点火即燃。它的光线很强，足有300瓦，但散热量大，噪音也很大。
那时学校教职员工大约30多人，除去八九个后勤行管人员，其余都是老师。然而老师的成分也相当复杂，有个姓程的老师，由于是资深右派分子，被发配到学校放牛。有个叫喻某平的老师，在初中教书时调戏女生，被送到五七高中喂猪，相当于劳动教养。还有一个姓宋的长者和一个姓戴的年轻人，一个是大队书记，一个刚刚从部队复原转业，他们作为“贫农协会”队员被派驻学校，参与日常事务管理。
任课的老师中，除吴宁、夏志诚、钟天德几个文革前大学毕业的“老夫子”外，其余多半是云蒙师范或者孝敢师范毕业的工农兵学员。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工农兵学员是个什么东东，他们能上大学或是读师范，全凭关系和后门，不用考试，更没有择优录取这一说，拼的只是后台背景，谁的后台硬朗谁上。水平高一点的老师，也就相当于初中文化程度，有的连小学还没毕业。我遇到一个物理老师，他把“履带拖拉机”念成了“覆带拖拉机”，不认识的字连字典都懒得查，想想他们能教高中吗？
幸好那时文化课程不多，加上学生本身也没有什么文化基础，不能识别老师讲课对错，让这帮“工农兵”老师有机会滥竽充数、信口雌黄。
“劳动”作为一门主要课程，堂而皇之地排满了课程表，不是播种就是施肥，不是锄草就是浇水，就连40多天的暑假，也要安排学生轮流回校参加劳动。收获的果实不是被老师分了，就是被老师卖了，没有学生的份。1976年隆冬，学校看到学生冬闲无事，决计深挖鱼池，可怜200多个学生头顶风雪、脚踩坚冰，深挖塘泥，高筑堤坝，大战一个星期。其中有个叫柳文平的同学，平时老实巴交，这次会战他竟然赤脚上阵挑土担泥，冰伤脚趾，血流如注，学校立马将他树为学习榜样，让他申请入团，突击提干，当了我们班的“三把手”。
劳动虽然很苦很累，同学们似乎尚能接受，因为参加劳动的同时也能得到“放风”的机会，总比呆在教室里强。
每天早餐之前是早自习时间，大约半个小时。老师和学生雷打不动地做一件事，高声朗读《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里面文章。不仅要通读，还要做笔记、写心得。经典文章、段落或者警句还要背诵。我至今记得《毛选》第一卷第一篇文章是《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是“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还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面“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等农民革命场景，令我记忆犹新。
有限的文化课程是根据专业设定的。五七高中开设农业机械和赤脚医生两个专业，我们班是农业机械，专业课程有手扶拖拉机和农村电工。教专业课的是一个名叫李幻安的老师，他同时也是我们班主任，以前在农村开过拖拉机，因为他哥是大队书记，他被推荐到孝敢师范读了两年中专，拖拉机、农村电工两门课程教得应手。他平时爱吹自己“武功”，可是从未见他练过，一日有身材高大学生想跟他交手过招，气得他脸色铁青，当场破口大骂。他还有两大怪癖：见到帅哥就不爽，谁有文化讽刺谁，而且他的语言尖酸刻薄，戳你心肺，钻你脑髓。
“老夫子”们偶尔也来给我们上一堂文化课，夏志诚喜欢教我们写散文和革命诗歌，钟天德喜欢讲天文地理知识，吴宁讲的三角函数则近似于玄学，听得似懂非懂。
同学们最怕的是每个星期2节政治课。那时的政治课程不学马克思主义的三个原理和三个组成部分，更不敢讲时事政治，名义上的政治课程实际用来开批判会。上课之前班主任会梳理班上的“不良现象”，然后有针对性地学习几段毛主席语录，接着是自我批判，每个同学都要发言，反省自身存在的“问题”，分析产生根源，制定整改措施。
如果自我批判不对套路或者不合心意，班主任还会发动学生相互揭发、围殴批斗。白天解决不了，晚上接着批判。夏夜酷热难耐，蚊虫叮咬，批斗会就直接搬到室外空旷之地。搞得学生胆战心惊，人人自危。有时发生学生不服或对抗情形，班主任还会请来学校领导督阵助威。有个叫施金发的同学，就为写了一个“薅”字，被批判缠斗达两月之久，施同学无法忍受折腾而中途退学，此乃后话，有机会再讲。
每每忆及五七高中的生活，必令人恶心呕吐。我敢发誓：依我60余年的生活经历，五七高中那段猪狗不如的生活，一直未被哪段经历超越。以致后来每遇生活条件艰苦，总拿五七高中对比，从中劝导安慰自己。
学校食堂是个40平方的土坯瓦房，师生共用。学生每个星期从家中背来10斤左右大米，走上几公里羊肠小道，交给事务长过磅称重，然后按每斤3分标准交上搭伙费，到总务室领取饭票。遇到煤炭供应紧张，学校则会要求学生自带干柴，充抵搭伙费。
每张饭票定额半斤，一票一钵，不含菜金。班上生活委员十分辛苦，每早必去食堂按人订餐。每次开饭，则由2名学生一组，轮流抬到教室分发。饭钵乃陶土烧制，粗糙易碎，很难清洗干净，生活委员天天为此与食堂吵架。
食堂终年不闻鱼腥肉香，即使有卖，也无人买得起。学校规定每个周三、周六下午，学生回家背米拿菜。如果自带炒好的新鲜蔬菜，则既不够吃，也不能久放。大家多用坛坛罐罐，装满自制腌菜或臭霉豆腐，算作3天伙食。这类咸菜夏天容易生蛆，冬天容易结冰，只能度日保命，没有半点营养。遇到大雪封路，一连数天待在教室瑟瑟发抖，苦苦煎熬。
食堂也卖菜票，面额2至5分不等，其中2分菜票可打一勺萝卜或白菜之类“神仙汤”，表面依稀可见零星油花漂浮，如此美味佳肴，只有条件较好的同学才敢享用，但这类同学人数不多，而且只是偶尔，不会天天奢侈。类似我等每天为搭伙费犯愁的同学，只能“挂眼科”，流口水。
5分菜票可以买到干炒青菜，接近老师生活标准，能够享受的同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家庭条件特好，身份比较特殊。此类“高生”全校不足10人。
学生饮水既不卫生也不保温。学校在食堂门外放置一口大缸，安排一名勤杂工专管，勤杂工每天从藕塘里挑上几担浊水，倒进炒菜用的大锅，煮至70℃左右，扔进一把带色素的树叶，然后将其舀进大缸，算作同学们一天的“茶水”。白天没喝完，晚上接着喝；当天没喝完，第二天接着喝。大缸没有盖子，水面漂浮的苍蝇蚊子特多，有时还会发现缸里有不幸淹死的老鼠。
五七高中的文体娱乐，说起来既惭愧又搞笑。堂堂高中从未开过体育盛会，也不敢跟其他学校同场竞技。所谓体育课程，不是围着鱼池跑步，就是站在稻场做操。那个稻场也是篮球场，距离教室200多米，简易的篮球架用松木和杉板拼接而成，而且只有一个架子，只能打半场；两个用红砖拼砌、砂浆抹面的乒乓球台，中间没有拦网，球拍锁在体育老师抽屉，平时舍不得玩。学生要想打球过瘾，一般靠组团“搭伙”，有人带上自制木板“球拍”，有人带上8分钱一个的乒乓球。围观者众，排队打球之徒不计其数。
学校是名副其实的孤岛，信息相当闭塞。要想了解外面世界，只能翻阅官方报纸，但就算你想看《人民日报》，也要等上2到3天，新闻变成旧闻。郑校长有台收音机，唯他一人可以及时收听新闻广播，当初毛泽东逝世消息，就是他跟大家宣布的。公社如果开展“革命活动”，或者召开什么会议，就得由公社通讯员提前骑自行车通知。
学校没有图书，除了《红旗》杂志外，也没其他刊物杂志。大家课余时间都在扯淡，但扯淡不能出格，尤其不能谈论政治、谈论老师，否则可能会被举报，成为批判对象。“书香门第”子女偶尔从家中带来一部小说，必遭同学疯抢传阅，一时抢不到的同学，需要耐心排队等候。
但是，严厉管控没能阻止“手抄本”小说，班上几个“刺头”因为传抄“手抄本”吃了不少苦头，“刺头”里面有我。
高一的时候，我们传抄《一把铜尺的秘密》，小说主题内容是“反特”夹杂“爱情”，看后不久即被查获。虽然大家写份检讨侥幸过关，但报验飞行员时，被直接刷了，因为公社规定：看过“手抄本”的同学取消飞行员选拔资格。
高中最后一个学期，我们传抄了一本《少女之心》，这次惹的麻烦更大。首先这是一本黄色小说，内容荒诞下流；其次传阅的人很多，影响更广更坏，不仅传给了班干部，而且还传给了女生，女生又传给了男生。
从5月中旬开始一直到7月毕业，班上不知开了多少批斗会，李幻安一边逼迫我们不断重复深刻检讨，一边鼓动其他同学揭发批判。为了防止对抗反弹，李幻安甚至发出了“不解决问题不准毕业，政治课程记零分”的恐吓。我们这些“高傲公鸡”，经过几个回合折腾，全都变成了“霜打茄子”，违心接受了许多无端指责，坚决表示“痛改前非”“革心洗面”，服从并接受学校处理。这事最后以课外劳动一周、全校公开检讨的方式结束。
1977年，就在我们高中毕业不久，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五七高中不得不顺应形势，在教学思路、人事管理方面作了很多调整：学生不用再去地里干活、“老夫子”们凭借真才实学赢得尊重，那些不学无术的好斗分子被逐步淘汰，新生入学也要经过考试，因此最初几年总有几个学生考上大学或者县级师范。然而恶劣的生活环境，简陋的教学设施，既不能留住高端老师，也不能吸引拔尖学生，高考成绩每况愈下，老师没有目标，学生丧失信心，大家得过且过。
到上世纪90年代末期，五七高中被迫改为乡镇农业高中，试图苟延残喘、垂死挣扎。然而愚昧的办学思路、枯竭的学生资源、艰苦的生活环境始终是五七高中的命门，它犹如一把锋利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最终将这个“乌托邦”刺倒在代平湖畔的沼泽於泥之中。
如今的戴平湖畔，既没有早期的宁静，也没有文革的喧嚣，那个名躁一时的五七高中，已经变成了喻姓老板的“云蒙县红旭良种猪养殖有限公司”。原来的教室拆了，场子也平了，残存的十余间老师宿舍堆满了杂物，算是五七高中最后的遗脉，如果没人刻意提及，你根本不可能知道这里昔日的“荣耀和辉煌”。
几届学生开垦的土地连同尚未开发的沼泽，被秦姓老板的大型工程机械彻底改头换面，大大小小的鱼池和成片成片的莲藕，组成了“孝诚观光农业”基地。反映现代文明的电力供给系统，已经架设到湖区中心地带，但线路简陋，只能照明，不能加工。五七高中与外界相连的唯一通道仍然“健在”，方向没变、长度没变、宽度也没变，泥泞的路面已经铺筑了水泥，路边的杂草和庄稼在和煦的秋风中摇曳，似乎在向每个到访的过客，讲述曾经的不幸。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2023年1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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