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2月，祁连山脚下寒风凛冽，甘肃永昌县城南，出现了十几个衣衫褴褛的人影。他们是失散的红军战士，临泽之战中，红军西路军损失惨重，这些红军逃得性命，联系不上大部队，只得四处流浪。
他们肚中饥渴，已是黄昏时节，家家户户的房顶冒出炊烟，他们决定去村里要饭。由于人多，容易引起怀疑，所以他们决定各自行动，洒泪而别。
16岁的女战士杨桂枝跌跌撞撞地来到农民赵学普院门口，院子里飘出的饭香味让她的肠胃一阵抽动，她瑟缩着身子，小心翼翼地向院内张望。
“吱呀”一声，院门开了，女主人黄开兰走了出来，问道：你是红军吧？多大了？
杨桂枝低着头，嗫嚅道：十六，天太冷了，我一天没吃东西了……
黄开兰忙将她拉到屋里，让她坐在炕上，杨桂枝忽然咧着嘴，额头上滚出豆大的汗珠，黄开兰掀开她腿上的破毡布，眼泪不由自主地掉了下来：杨桂枝的两只脚冻得黑紫，在温暖的屋子里待了一会，冻坏的皮肉便直冒脓水，令人触目惊心。
黄开兰无比心疼，忙端来一盆水，将杨桂枝的双脚浸泡在其中，她望着杨桂枝的面容，这个少女和自己的女儿年纪相仿，要是落在马家军手里，不知要遭什么罪，想到这里，她起了恻隐之心，决定收留杨桂枝。
晚上，黄开兰和女儿赵殿菊拿出一套干净的衣服，吩咐杨桂枝换上，谁知杨桂枝只披上了外套，却不肯脱掉贴身内衣，黄开兰以为她害臊，劝道：这里也没有外人，你里面的衣服都烂了，穿着多难受啊。
杨桂枝吞吞吐吐地说：里面缝着我的证件，可以证明我的身份，丢不得。
黄开兰也不知啥是证件，笑道：甭管你那宝贝多贵重，我帮你收着就是。
一个月后，杨桂枝的脸上恢复了血色，冻伤的手脚也能行动自如了，她惦记着要回队伍，赵学普夫妇大为紧张，劝道：路途遥远，你一个年轻姑娘，实在是太危险了，不如找几个伙伴，结伴同行。
杨桂枝走遍了附近的村寨，又去了永昌县城，却没有打听到其他红军战友的消息，她绝望了，灰心了，于是决定留下来，认赵学普、黄开兰夫妇为爹娘，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
1939年，杨桂枝已经18岁了，按照当地风俗，该说媒出嫁了，赵学普夫妇也很上心，但杨桂枝坚持要婚姻自由，这年夏天，她认识了一个叫李林的青年，李林家境贫寒，但为人老实，品行端正，杨桂枝和他两情相悦，赵学普夫妇乐见其成，于是，她在当地成了家。
1941年，杨桂枝因难产而死，年仅20岁。赵家人非常悲痛，但生活还要继续，这位曾经的女红军逐渐被人遗忘。直到几十年后，政府查访当年的失散红军，发现杨桂枝最后的落脚点是赵家，一度怀疑赵学普夫妇谋害了杨桂枝，当然最后还是让真相公诸于世。
1937年3月，甘肃祁连山脚下的梨园口，穷凶极恶的马家军骑兵扑向筋疲力尽的西征红军。这是一场殊死的战斗，在康隆寺的阻击阵地上，有一支特殊的队伍，她们就是西路军的妇女团，八百多名女兵拼死抵抗，直至弹尽粮绝。
19岁的四川姑娘董桂芳也是其中的一员。她本是红三十军新剧团的一名文艺兵，一条山战斗期间，他患了疟疾，浑身冷热交加，只得留在后方的战地医院，病愈后才知道，整个剧团都被敌人俘虏了，她是唯一的独苗。
他被临时任命为宣传员，人头还没混熟，部队就开始突围，并在康隆寺陷入血战。队伍被打散后，她藏在一口冰窟窿中，冻得嘴唇发白、牙齿打战，但仍被搜山的马家军发现，将她一把揪出，押往张掖县大衙门。
马家军旅长韩起功将俘虏们——7名男兵、14名女兵召集在一起，恶狠狠地问道：你们说说，是红军好还是我们马家军好？
董桂芳和战友们传递着眼神，异口同声地答道：红军好。
韩起功大怒，喝令手下严刑拷打，董桂芳被打得皮开肉绽，硬挺着不吭声。不久，韩起功将她“分配”给手枪队的一个传令兵为妻，此人名叫刘庚祥，河南洛阳人。
1937年5月，兰州名医高金城来到张掖，开办甘州福音堂，他以医院需要专业护士为由，光明正大地向韩起功索要狱中的几名女红军，高金城在甘肃德高望重，韩起功不便阻拦，乐得做个顺水人情。
其实，高金城是受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委托，前来寻访西路军流散将士。他很快找到了董桂芳，不过，董桂芳没有着急回去，而是自告奋勇担任高金城和其他失散红军的秘密联络员，在他们的努力下，大批红军踏上漫长的归途，最终得以回到革命大家庭。
遗憾的是，1938年2月，高金城被凶相毕露的韩起功杀害。
1942年，韩起功部调往青海。董桂芳的丈夫刘庚祥不愿去那高原酷寒之地，悄悄做了逃兵。不久事情败露，刘庚祥家被查抄，家境败落，董桂芳只得上街卖馍馍度日。
解放后，董桂芳被推举为张掖县妇联副主任，她以自己目不识丁为由主动辞职，进入一家肥料厂做工，并且毅然和刘庚祥离了婚。1964年，她被认定为红军流落战士。
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解放的大西北并不平静，千里河西的草原、高山里活动着大大小小的匪徒，1951年夏天，一野第三军消灭一股名叫“西北支队”的匪军，10师33团政委任学耀负责审查被俘的土匪头目。
一名面目姣好的中年女子被押上来，任学耀例行公事地问道：姓名？籍贯？
女子迟疑了一下，答道：吴珍子，四川巴中人。
她一开口就是浓浓的川音，任学耀愣了一下，惊愕地抬起头，问道：你一个四川女娃，怎么千里迢迢地跑甘肃当土匪？你要老老实实地交代，争取宽大处理。
吴珍子忽然情绪爆发，撕心裂肺地哭叫道：首长，我有罪，你们枪毙我吧！
任学耀目瞪口呆，隐隐觉得吴珍子的身份可能并不简单，于是耐心地等她平静下来，和颜悦色地说道：你有没有罪，我们自会秉公处理，你不说清楚，我们怎么能知道呢？
吴珍子似乎有难言之隐，只是低着头啜泣着，过了很久，她才下定了决心，小声说道：我原是红军西路军妇女团的排长。
话音未落，举座皆惊，任学耀不由自主地站起来。
话说1937年初，西路军血染河西，排长吴珍子和副班长廖桂芬、战士周媛躲在风雪弥漫的祁连山中，饥寒交迫，实在难熬，冒险下山觅食，结果和马家军的搜捕队撞个正着，三人被推到马家军旅长马步康面前，马步康眼皮也不抬一下，冷酷地说：推出去毙了。
旁边闪出参谋长韩得庆，摇手道：旅座且慢，我有话说。
他指着吴珍子，涎着脸说道：这个婆娘颇有几分姿色，杀了可惜，求旅座开恩，赏给我吧。
马步康不置可否地点点头，韩得庆喜得抓耳挠腮，他将吴珍子领回家，假惺惺地说：以后你只要听话，死心塌地地跟着我，我包你过上好日子。
吴珍子冷冷地说：你杀我可以，要我顺从，做梦。
韩得庆大怒，手舞皮鞭，劈头盖脸地抽向吴珍子，吴珍子身上裂开道道血痕，但她居然也不呼痛，只是咬着牙，目中喷火，韩得庆打得累了，唤来副官，吩咐道：关起来，饿上几天就老实了。
吴珍子在脑中盘算着脱身之策，她说动了送饭的大嫂，在大嫂的帮助下，她躲过哨兵的监视，逃脱出来，一路东躲西藏，以要饭为生，向着东边的方向前进，由于无钱治伤，她全身溃烂流脓，昔日清丽的面容也满是污垢。
就这样流浪了几个月，吴珍子无意间从路人口中得知，国共合作了，兰州有八路军的办事处。她仿佛盲人重见光明，辗转来到兰州，谁知，办事处的工作人员塞给她五块银元，要她自谋生路，她的泪水夺眶而出，大哭一场后，她开始思索自己的未来：无面目回老家，在兰州也没有正经工作。
她决定回河西，找到昔日的战友，证明自己的身份，重回组织。
吴珍子在河西活动，引起了一支马家军部队的注意。该部旅长马成福不知出于什么心理，邀请吴珍子担任卫生员，甚至将她提拔为卫生连连长。
河西解放时，该旅奉命潜伏，采用游击战术，和解放军周旋，吴珍子也高就支队“妇女主任”，俨然匪首一名。
吴珍子被俘后，因为她曲折的身世，她并未被清算，但也没有回到组织，而是作为平民安置。
1939年3月的一天，兰州八路军办事处门口，来了一名衣衫褴褛的年轻女子。她叫王泉媛，曾经是红军西路军妇女抗日先锋团团长，终于回到组织的怀抱，她不禁热泪盈眶。
接待她的是个熟人——这个人曾经追求过她，只是被她婉言谢绝了。此人面色阴沉，冷冰冰地说：你失去联系都已经三年多了，现在想归队，门都没有。
仿佛兜头一盆冷水，王泉媛苦苦哀求，絮絮叨叨地说着自己两年来的悲惨经历，又提到正在延安等候她的丈夫王首道，对方不为所动，厌烦地挥手叫她走人，王泉媛只得失望离开。
几个月后，不死心的王泉媛再次来到办事处，没想到办事处大门紧闭，有个同样逃归的西路军女战士悄悄对她说：我听人说，你上次来办事处，发了毒誓说再也不当红军了，还给王首道留了封断绝关系的信？
走投无路的王泉媛流着泪，扭头踏上返乡之路。
王泉媛是江西吉安人，原名欧阳泉媛，她8岁时就被家里以40担稻谷的“价格”许配给一王姓人家，11岁时便被一顶轿子抬入王家，从此改名王泉媛。她在王家起早贪黑，充当免费佣人，结果丈夫居然害痨病死了，留给她一个“克夫”的恶劣名声，这让她在夫家更是受尽虐待。
所以当红军于1930年春开入吉安时，16岁的王泉媛义无反顾地加入了红军。
1935年1月，长征中的红军攻破遵义，王泉媛被调去地方工作部，发动群众打土豪，部长是个名叫王首道的小伙，两人年龄相仿、趣味相投，不由得暗生情愫，在离开遵义前一天，王首道激动地向她表白了。
两人结为夫妻。按照王泉媛家乡的风俗，她应该送心上人一双亲手纳的千层底布鞋，不过红军正在行军，所以只能暂时搁置，而且成婚两天后，两人便匆匆告别，随各自部队行动了。
王泉媛压抑着心中的思念，走完长征路后，又随西路军转战河西，在一场惨烈的战斗后，流落祁连山中的王泉媛最终被凶残的马家军搜出逮捕，并被马匪头目马步青“赏赐”给工兵团团长马进昌。
她在马进昌家中苦苦煎熬，终于在两年后乘着马进昌外出时逃出，一路行乞，吃了无数苦头来到兰州，没想到却被拒之门外。
心如死灰的王泉媛木然地向南方走去，一个叫万玲的男人承诺护送她回吉安，无依无靠的王泉媛和他结了婚，谁知这是个骗子，半路就不知所踪了。
1942年7月，王泉媛历尽千辛万苦回到家乡，做了一名普通农妇，后来和农民刘高华结婚。
直到1982年，时隔47年后，王泉媛才又一次见到了王首道。1994年，她又去看望了重病中的王首道，并送上了她的礼物：一双千层底的黑色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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