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名日伪军抢粮，却撞上“王疯子”两个团，连山炮也被缴了

1938年10月，武汉、广州失守后，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日军除以一部兵力保持在正面战场外，逐渐将更多力量转移到稳固占领区的作战中来。随着日军兵力的不断加强，敌后我军的作战压力加大。

此后日军一方面在强化碉堡与“囚笼”战术，另一方面则扶持大量伪军力量，通过多种手段，试图击破抗日根据地，消灭抗日武装。而我军则在发动人民群众的同时，加紧整合武装力量，以形成更多的主力部队与强敌战斗。

当时我们的根据地分为山区根据地和平原根据地，比如著名的冀中军区和冀南军区就属于平原根据地。

相较于山区来说，平原人口多、粮食产量高，相对富庶，但平原没有山地可做依托，十分便于日军的运动和集结，因此平原抗日的军事压力会更大。

日军为了掠夺我国资源，同时切断山区根据地的兵员、粮食补给通道，对平原地带的“扫荡”与封锁尤其频繁。

1939年日军专门成立了独立第1混成旅团，驻守在冀南邯郸地区。该旅团辖独立步兵第72大队、73大队、74大队、75大队、76大队等5个独立步兵大队，此外还有旅团直属队，总兵力约4300人。

该旅团成立后，专注于邯郸地区日军据点的守备。其以旅团部驻邯郸，各大队进驻周边较大的县城，而以中队分驻各小县城，以实现对主要城镇的控制。在控制城镇之外，上述日军还要承担附近区域的“扫荡”作战，并时常出城劫掠百姓，危害甚大。

当时日军出城活动的部队至少是一个中队加上附属伪军，单以这些力量来说倒还不至于太强，关键是平原地区交通便利，日军在附近建立了完整的网络，其增援的速度很快。如果短时间内吃不掉日军，那么仗就打得僵持了。

在我军极度缺少弹药的作战环境下，这种仗就打不得。而且平原地区作战，我军大部队的活动本来就受限。想要找到围歼日军中队级单位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但是不多不代表没有，在战机合适的情况下，抓住鬼子狠打一把的战例也有。

1940年百团大战前，冀南军区的我军进行了大规模整编，一些新团队被整合成了主力部队。其中筑先纵队和先遣纵队合编为了新编第8旅，下辖第22团、第23团和第24团。旅长张维翰、政委肖永智（1943年牺牲）、副旅长王近山。

在冀南军区部队中，老红军的成分不多，为了强化新主力团队的战斗力，因此129师老部队派来了很多得力干部，以组织作战，锻炼部队的战斗力。新8旅政委肖永智、副旅长王近山等均是如此。

提起王近山将军来，大家肯定都听说过，红军时期的一次战斗中，王近山率部猛攻敌人的精锐部队，因战斗勇敢而有了“王疯子”的绰号。

全面抗战初期，王近山先后在386旅和385旅的老红军主力团中带兵，打出了一系列129师的经典战斗。在冀南军区部队整军时，再调任新8旅的副旅长，即有锻炼这支新生主力军的意味。

整军完成后不久，百团大战爆发了，冀南军区部队也出动主力进行破路策应作战。

在第一阶段作战中，王近山率新8旅第23团、24团组成邢台到沙河段破击队，全面破坏日军控制下的公路、铁路。

第二阶段作战中，王近山再率新8旅第22团、24团和386旅活动在冀南的第18团破坏邯郸至大名的公路。

日军屡遭破袭后，极为恼怒，于是集中机动兵力试图反扑。

从邯郸直出的日军独立混成第1旅团在南中堡进攻新8旅第24团，该团经过苦战后，才突围而出。

此后各据点日军不断向周边“扫荡”，同时还四处抢粮。这时候从曲周县城传出的一份关于日军动向的情报，送到了新8旅指挥部。

曲周县日军特务队的队长刘福兴、副队长王治是我党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曾多次传递敌人的内部情报。

1940年10月6日时，两人获得了日军将出动1个中队兵力袭击大连寨并抢粮的消息，然后通过抗日政府情报员王禄、王玉林、刘志堂将情报送到曲周县参议会参议长冀汇川手中。

冀汇川赶忙将情报送到了新8旅指挥部，副旅长王近山决定趁着第22团、第24团就在附近的机会，狠狠教训下这股日军。

10月7日，从曲周县城开出日军150余人、伪军50余人，直奔大连寨而来。

在大连寨的是第22团的第2营，尽管事先已有情报，但日军携带了1门山炮，而且机枪、掷弹筒火力很猛，还是夺占了大连寨村西，2营的压力很大。

当时第22团各营都是分散驻扎，距离不远，王近山命第3营增援大连寨。

第3营营长赵健民和教导员沙延孝受命后率领所部4个连向大连寨进发，具体以第12连顺着壕沟攻入大连寨村内，第9连从大连寨南利用坑塘向西攻击前进，而赵健民则率领第10连、11连顺着壕沟进一步向西侧迂回，以包围日军。

日军察觉到第3营的运动后，选择调转火力先攻击该营。3营长赵健民早就料到日军会如此，让部队在壕沟内隐蔽，因此伤亡不大。而待日军步兵展开冲击后，赵健民又下令到100米时再开枪，所以日军步兵冲至近前时便被一波打懵了头。

意识到情况不对后，日军收缩了回去，转而以火力压制为主，并寻找我军指挥所进行打击。

1940年的日军训练水准还是不错的，竟然真的发现了第3营指挥所并打来几发掷弹筒弹，所幸没有造成重大损失。不过日军所带的弹药不少，在观察日军机枪射击时，3营长赵健民的警卫员程春潮壮烈牺牲。

不过日军并没有放弃攻击，随后又在指挥官的鼓噪下发动了新一轮攻势，赵健民发现了这位挥舞军刀的日军军官，命令通讯员吕春和将其击中，此人很可能就是日军此次出城的山根中队长。

趁着日军军官毙命的机会，第22团第3营和2营在团长田厚义的率领下从整个左翼向日军发起冲击。

而有着“王疯子”之称的王近山副旅长，不仅仅是打仗勇敢，同时也很有谋略。

王近山当然知道仅靠一个新团在平原地区彻底吃掉日军一个中队还是有些吃力的，此时他又将徐宝珊（1942年牺牲）的第24团主力调了过来，从右翼进攻，同时命令旅部警卫连也一起出击。

两个团打日军一个中队，这个兵力对比在今天看来显然是足够的。但是当时我军的武器装备很差，弹药极少，尤其这两个团还是新升格的主力团，即便有足够的兵力数量优势，可打起仗来仍旧不那么轻松。

在战斗中，上文提到的第22团第3营第12连的连长胡中华和指导员张德政双双牺牲，第9连指导员张少村也壮烈牺牲。

追击日军时，营长赵建民和教导员沙延孝发现了日军遗弃的山炮，在向山炮接近时，埋伏在附近几个坟堆的日军突然开枪，教导员沙延孝也壮烈牺牲。

因此这一仗虽然击毙了日军山根中队长以下102人，打散了伪军，同时缴获了1门山炮、4挺轻机枪、6具掷弹筒、步枪100余支，但我军也损失了60余人。其中以第22团第3营战绩最大，牺牲也最大，牺牲了22人，其中包括1名营教导员、1名连长和2名连指导员。

当然，这一仗的牺牲还不止于此，大连寨战斗结束后，由于汉奸告密，曲周日军得悉了情报外泄的事情，前文中为新8旅传递情报的5名同志也被日军捕获，并壮烈牺牲。

所以，胜利不是无代价的，这就是平原抗战血与火的斗争。上文中提到的新8旅政委肖永智、第24团团长徐宝珊等，都在随后的抗战中壮烈牺牲。

而王近山将军，早在1937年12月的激战中便负过重伤，一颗子弹击穿肺部、一颗子弹击中左臂。

即便如旅、团长尚且如此，可见当时抗战的激烈程度。

在大连寨战斗中，我军付出代价虽然不小，但也狠狠打击了鬼子。尤其还缴获了对八路军来说极为宝贵的山炮，另外还有相当数量的步机枪和掷弹筒，这对改善八路军的武器装备帮助极大。

同时更重要的是通过这样的血战还锻炼了部队，使得新的主力团能迅速成长起来。主力团之所以能称为主力团，自然不是叫出来的，而是打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