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张合影拍摄于2013年，照片中的三位老人，分别是92岁的祝仁波，89岁的戴以谦和86岁的王庆莲。三位旧友重逢，早已没有了昔日年轻的面庞，透过朦胧的视线，只能找寻到些许战火纷乱年代里的影子。
三个人曾经都为军统效力过，但他们都因为国民党败退，而留在大陆，没有跟随去往台湾。相比于台湾的同事，他们不用经受思念家乡之苦，但新中国成立后他们也遭遇了不一样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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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的贴身亲信戴以谦
戴以谦作为曾经戴笠身边的亲信，1958年被捕入狱，妻子也和他离婚。
回想和戴笠的交往，戴以谦觉得这一切都是命运的安排。1943年，他那时才18岁，戴笠在一次视察过程中认识了这个毛头小伙子，因为两人都姓戴，加上都是江山县的，还有亲戚关系，因此戴以谦就这样成为了戴笠的贴身亲信。
戴笠安排了戴以谦进入特务班进行培训，毕业后给他安排进军统里担任重要职务。只要戴笠来到东南地区，戴以谦都会跟随他左右，为他提供大量的情报，处理各类重要的事物。
戴以谦因为破密和获取许多重要情报，而立下了不少功绩，而他的工作也逐渐成了戴笠军统的重要部分。抗日战争结束后，戴以谦已经升任为陆军上尉，可以说受到重用，又有着辉煌的前途。
但好景不长，戴笠在1946年空难而死，军统失去了掌舵人，戴以谦也在军统里失去了靠山。于是他离开军统，加入到军阀傅作义的部队中，面对国民党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戴以谦最终选择留在大陆，隐姓埋名回老家务农生活。
1958年，他曾经特务生涯被扒出来，入狱判了5年，后又遭遇二十多年的劳动管制，直到1980年代才获得自由身。这时他已经退休，被安排进养老院领取政府给予的养老金，晚年生活有了着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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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女职员王庆莲
王庆莲则不同，她原本入军统只是为了谋取一份工作，养活自己和家人。1928年她出生于一个贫苦家庭，由于父亲早逝，母亲带着她奔波于四处讨生活。15岁时她便进入社会，加入到军统内，顺利获得了一个稳定的工作。
在军统内，王庆莲做的工作一开始主要是密本打印的事情，由于她勤劳肯干，加上人也聪明，不到一年时间她就被调到了军统局本部，担任译电员。
王庆莲的工作内容是将电报破译，从暗文转成明文，她经手破译的情报大多数和日本有关。很快，她就被升任为准尉，但王庆莲知道对她来说，这份工作有风险，如果不是迫于生计她是不愿意进入军统的。
1946年由于意见不同，王庆莲辞掉了军统译电员这份工作。解放战争期间，军统内部曾经的同事劝说她一起去往台湾，但王庆莲舍不得丢下母亲，选择留下来。新中国成立后，她便成为了一名普通群众，过着结婚生子的平淡生活。
可以说，王庆莲是三个军统特务中，命运最好的一个，退休后的她也获得了组织的关照。经历过曾经的苦日子，王庆莲更加珍惜新中国之后有饭吃有衣穿的和平年代。她觉得这样平淡地度过此生，已经是十分满足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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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人员祝仁波
军统内的各类线路、设备、电报机等，都需要有人维修，以保障正常运转。祝仁波就是这样一位任职于军统内的技术人员。1922年，祝仁波出生于上海，小小年纪就成了孤儿，14岁时进入浙江警官学校学习无线电通讯。
无线电通讯技术，需要掌握很多知识，比如物理、微积分和英文。祝仁波虽然很多都不懂，但他愿意刻苦钻研，不断向老师同学请教，毕业前他名列前茅，成为一名优异的电信员。
其后，他便被安排进了军统内部，主要负责各类电报机的研发和维修，并且也担任培养新电信员的任务。
在抗日战争期间，由于当时电台技术比较落后，受到战火影响，电台信号常常出现故障。这些时候都需要祝仁波冒着生命危险，去抢修线路和发报机，而他也时常按时完成任务。
1948年军统要撤离大陆时，祝仁波选择留下，回到上海继续从事电信工作，做一些小本生意，原本打算隐姓埋名过上平淡日子。
建国后，他曾经军统特务身份被扒出来遭到隔离审查，被判入狱。在狱中他也继续发挥自己的机电特长，后被留在了劳动改造的农场，一直到1980年才重获自由。这时孤身一人的祝仁波选择留在当地，度过晚年生活。
2013年，三位曾经的军统特务终于团聚在一起，并且合影留念。面对过去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和年轻时在军统工作的时光，三位老人感慨万千。
对他们来说，时代造就了他们的人生命运，如果可以的话，他们都愿意成为平凡的人，安稳地度过此生便好。
他们是留在大陆的最后三名军统特务，对于曾经的身份，白发苍苍的老人们早已释怀。走过人生的种种波折，如今的他们更懂得和平的可贵，和如今新中国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虽然他们是军统特务，但也为抗战提供了许多重要情报，也是十分敬业又充满才华的年轻人。最终，他们得到了想要的和平生活，此生或许也无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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