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太忠撰文
我与西安的缘分
我父亲是1993年去世的，享年85岁。父亲去世时，我已经是55师政委了。55师驻防在甘肃张掖，父亲去世前让大哥给我发电报，叮嘱大哥电文要发＂父病危，速回”，千万不敢发成＂父病重，速回” 。病重不好批假，病危部队领导才会批假。
大哥上午发了电报，父亲下午就去世了。我接到电报就往家赶，还是没见上最后一面。一个85岁生命垂危的老人，脑子如此清晰，令全村人刮目相看。
作者的父亲
父亲的童年很苦。爷爷生了三个孩子，老大是我伯父，老三是我姑姑，父亲居中为老二。按照我爷爷的设计，两个儿子一个守家，一个到外边闯荡，这样，刚满14岁的父亲就徒步到西安投奔他舅舅。父亲的舅舅在西安开了一家杂货店。父亲从孟县老家出发，边走边讨饭，走了将近一个月才到了西安城，找到舅舅后，就在舅舅的杂货店里打工，只管吃住，没有工钱。西安的冬天很冷，父亲没有袜子光着脚，手和脚都冻裂了囗子，而舅舅的杂货店里就卖有袜孒和手套，但舅舅竟然舍不得给外甥一双袜子和手套。
后来，父亲离开了舅舅家，到一家染房店里当学徒。那时候洋布很少，普通老百姓穿不起，只能穿自己织的土粗布。土粗布要染色，染房的生意很兴隆。染房的伙计们要挑着担子到郊县收土布，收回来后按照顾主的要求染成各种颜色，再挑着担子送到乡下顾主手中，以赚取加工费。父亲在当学徒期间结婚生子，有了大哥。因他的业务主要在长安县一带，大哥的小名就叫长安。生下二哥时，父亲已成了染房店的合伙人，主要业务在西安，二哥的小名叫西安。1950年生下我时，父亲就成了染房店的老板，把我的小名叫西京。
80年代西安老照片
若干年后，我当了军职干部，成了名副其实的＂朝廷命官”，村里人研究我家的成功之道时，归结为老父亲的起名有玄机，一般情况下孩孒取名都是从大向小取，我父亲反其道而行之，把孩孒们的名字从小向大取，西安比长安大，西京比西安大，令人神奇的是，我们弟兄三人的人生轨迹也如名字一样，老大终其一生都是农民，老二曾被招工到成昆线上修铁路，按常规是可以转为正式工人的，但文化革命的武斗把他吓坏了，中途逃回老家，也成了一个农民。我在沁阳县一中高中肄业后，坚决当了兵，经过奋斗成了共和国的一名将军。
真的与名字有关吗？听姑姑说，我出生后，因为洋布大量进入西安，穿粗布的人越来越少，染房生意难以为继。在我生下一百天时，父亲想庆祝一下，但他手中只有很少的钱，难以实现愿望，无奈之中想到了赌博。父亲的心态是，赌输了，百日饭就不吃了，赌赢了，就风光得办。
说也奇怪，父亲那天手气特别好，赢了不少钱，他用赢来的钱为我办了一个十分风光的百日宴。据姑姑回忆，那天的条子肉特别香（估计是扣肉），是她一生中吃过的最香的肉。这个故事父亲没有给我讲过，是姑姑在我父亲去世后告诉我的，她还故作神秘地说：＂你从生下来就是为老李家带来福气的人。＂老父亲不赌博的事，却亲口给我说过另一件事，他在年轻时让人算过一卦，算命人说他少年、中年都不太好，只有到晚年才能时来运转，衣食无忧。父亲的晚年，我已是师级干部了，那时候工资虽低，但供养一个在农村生活的老人还是绰绰有余的。
孟县老照片
染房不行了，老家也土改了，我们家也分了一些地，爷爷就托人捎信让父亲回老家，父亲就带着全家回到了孟县。结果，这个决策让全家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那时候母亲身体不好，只有大哥能帮父亲干活，我和二哥还小，以后又生了两个妺妹，家里的负担更重了，“赵光腚”式的日子伴随着我的童年。有一次，二哥和父亲吵架说：“都怨你把我们带回了农村，如果当时在西安不走，起码也混个城市户口。现在倒好，困在农村连个媳妇都找不上。”父亲听后无语，脸上写满了后悔二字。
孟县老照片
父亲给我留下的唯一的遗产就是他挂在嘴边的那句话：“小时候吃苦不是苦，老了吃苦才是苦。”这句话鼓舞我，鞭策我，使我勇于面对人生的艰难困苦。“多挖一锹就出水”，成功来源于多挖一锹的坚持之中，失败则是在少挖一锹的放弃之后。我始终坚持多挖一锹的努力之中，与老父亲的教诲是分不开的，这句话比万贯家财更珍贵。
纵观父亲的一生，虽无大成就，也无大波折，象千千万万的中国农民一样，面朝黄土背朝天，在土地里刨食，终其一生。但他那句名言，却使我重返我的出生地西安，实现了农村人向城市人的转变。
父亲三门峡求助
生活最困难的1961年，家里人饿得实在没有办法了，父亲到三门峡去找我的姑夫。姑夫在三门峡的一家工厂工作，父亲想从姑夫那里得到一些救济。当他到达三门峡找到姑夫时，正好赶上工厂里吃午饭，姑夫带着父亲到工厂食堂去吃饭，路上悄悄地问父亲：“二哥，你带粮票了吗？”满怀希望的父亲像被凉水浇了一样默不作声。吃过午饭就返回了孟县。当满怀希望的全家人看到空手而归的父亲时，一切都明白了。
父亲兄妹3人，他是家中老二，姑姑最小，是父亲的唯一亲人。姑姑家住在离我们家不远的邻村，父亲把三门峡之行的结果告诉姑姑后，姑姑大哭了一场。以后，我在部队当了干部，家境渐渐好起来了。姑夫因身体有病，也从三门峡回到了孟县老家。姑姑家孩子多，生活越来越困难，父亲时常用我寄的钱接济姑姑家，但也会提起当年姑夫要粮票的事儿，羞得姑夫连赔不是。
因为这件事，我对三门峡的记忆深刻。我第一次和三门峡接触是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红卫兵到全国各地串联，我和同学们组织了一个“星火燎原长征队”，从孟县徒步走了3天到洛阳，大家又决定到西安去。洛阳距西安400多公里，徒步串联太困难，大家决定扒火车到西安。我们坐了一辆西行的货车，货车走到三门峡不走了，把我们扔在了三门峡火车站。因为是夜里，也来不及看看三门峡是啥模样，我们就又扒了一辆货车到西安去了。
第二次到三门峡已是2010年了。我从新疆军区副政委的位置上退休。在位时工作很忙，父母去世后很少回孟县老家，现在终于有时间了，我和夫人“刘老大”决定回老家为父母上坟。我们从宝鸡出发，第一天晚上住在三门峡。因为夫人的妹妹家住三门峡，我们也正好顺路看看他们。这一次才是真正看清了三门峡。
刘家老二夫妇热情地接待了我们，没有像姑夫那样问我们带粮票了没有。时代变了，人也富了，亲情自然也就浓了。我曾想象，如果姑夫还在三门峡，我一定会在三门峡豪华的酒店里宴请他，让他知道亲情才是人世间最珍贵的东西。
孟州的老鼠救了我的命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的老家孟州也按照上级要求办起了食堂。
大办食堂前，乡村干部对社员们进行动员，大讲办食堂的好处，并要求大家把家里的存粮全部交出来。我父亲最听政府的话，回家后就动员我母亲交粮食，母亲不愿意全交，想留一点白面给孩子们做鞋底时使用，父亲不同意，并用从乡村干部那里学来的话教育我母亲：“马上就要进入共产主义了，以后的生活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吃饭有食堂，穿衣穿鞋都由公家发，再不用你们手工做衣做鞋了，粮食全部上交。”母亲拗不过父亲，只好把家里的粮食全部上交生产队。
刚吃食堂那阵子，农村确实很红火，一个生产队几百口人，都在一个大食堂里吃饭。“干不干、三顿饭”是那时候最流行的顺口溜。可惜好景不长，食堂的粮食马上吃光了，食堂办不下去，上级来了指示让解散食堂，各家各户自谋生路。这时候我们才知道，好多聪明的人家都私留了粮食，唯独我父亲这样的老实人家颗粒无留。
留有粮食的人家白天不敢做饭，如果被人发现举报了，不但会没收粮食，还要游街挨批斗。到了晚上这些人家才敢偷偷做饭吃。每当夜里我们饿得睡不着觉，闻着邻居家飘来的饭香味时，母亲就要埋怨父亲，父亲理屈词穷，只能埋头抽烟应对。
在国家救济粮下发之前的一个多月时间里，我们家全靠蔬菜充饥，蔬菜吃完了就吃野菜，野菜吃完了就吃树叶树皮。我吃过十几种树叶子，最难吃的是公路两旁的钻天扬叶子，因为村子里的榆树叶子，槐树叶子，柳树叶子，椿树叶子，桑树叶子，枣树叶子都吃光了，人们只能到公路两边采摘杨树叶子，杨树叶又苦又硬，采摘回来后用冷水泡一个晚上，把树叶子中的苦味拔掉，然后再煮着吃。
杨树叶子哪有什么营养啊？纯粹是为了给空磨的胃里塞点东西，让胃不难受而已。有一天晚上，我饿得睡不着觉，母亲找遍了全家的每一个角落，找不到一点可吃的东西，只好烧了一碗开水让我喝下睡觉。
为了活命，父亲把家里值钱的东西全部拿到西乡换粮食，孟州的地形是西高东低，西部的几个乡是丘陵，人少地多，粮食相对宽裕，东部的几个乡是平原，人多地少，我的家是在孟州东北的城伯乡，要拿东西到孟州的西部几个乡换粮食。家里实在没有东西可换了，父亲盯上了我上学用的算盘，这是小学珠算课必备的教学工具，我含着眼泪抓住算盘不放手，央求父亲不要拿走我的算盘，父亲大声喊道：“人都要饿死了，要算盘何用？”硬是夺走了我上学用的算盘，到西乡换了几斤红薯干。成年之后，每当想到这个情节，我都禁不住泪如雨下，对父亲的怨恨持续了好多年才逐渐缓解。
饿得实在不行了，我和一个小伙伴在生产队的黄豆地里发现了一个老鼠洞，听大人们说过，老鼠洞里肯定有老鼠私藏的黄豆。为了不被发现，我们利用大人们午睡的时间去挖老鼠洞，竟然从这个老鼠洞里挖出了二十多斤黄豆，我俩各分了一半，拿回家后把母亲高兴坏了，也顾不上鼠疫不鼠疫的，马上烧火煮黄豆，煮熟之前在黄豆里放了点盐和几个干辣椒。
黄豆的味道美极了。至今为止，我吃过的所有山珍海味、佳馔盛宴，都没有达到那顿黄豆的美味。
自从吃了那顿终生难忘的煮黄豆之后，我与黄豆便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家的饭桌上什么都可以缺，唯独黄豆不能缺，救命的黄豆成了我终生的朋友，也成了我难以忘却的美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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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太忠，河南孟州人，少将军衔。历任某红军师政委，某集团军政治部主任，青海省委常委、省军区政委，新疆军区副政委等职。在担任金刚钻团政委时，带领全团赴老山参战，在历时一年半的作战中，全团荣立集体二等功，个人荣立二等战功一次，并被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表彰为“全军优秀党务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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