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7月，中央苏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打了小一年。
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由于当时中央领导人李德和博古的错误指挥，这场战争几乎没赢面。
兵力数倍于己的反动派，给苏区红军造成了非常大的压力。
不得已的情况下，中革军委派出了红六、红七军团分别西征、北上，借此来缓解中央苏区的压力，顺便想想办法能不能风紧扯呼，赶紧撤。
红七军团长寻淮洲，参谋长粟裕，带着6000人，还有2000新兵蛋子，整个军团不到1300支枪，组成了北上抗日先遣队，后来又跑到方志敏的地盘和红十军团会师，结果在谭家桥一地，遭到俞济时和王耀武的围追堵截，最后寻淮洲战死，方志敏、刘畴西等人不幸被捕，壮烈牺牲。
红六军团以任弼时、萧克、王震等人领导，1934年8月7日从遂川县出发开始西征，不到两个月，这支部队伤亡过半，就剩下了3300人。
不过红六的运气好一点，和贺龙的部队会师后，开辟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扛到了中央苏区开始战略转移。
1935年11月，红六和红二从湖南省桑植县开始长征，1936年9月到达甘肃。
不过这都是后话。
到1934年10月，红六、红七两支部队的作战，并没有取得太大的胜果，虽然也牵制了反动派的一部分力量，但根本不解燃眉之急。
中央苏区面临的军事压力非常大，反动派向中央苏区的中心区域开始进攻，兴国、宁都、石城一带迅速沦陷。
打破围剿已经断无可能，苏区红军处于生死攸关之际，摆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
要么继续留在苏区，死扛到底，这样有可能被反动派一锅端，全军覆没。
但好在根据地有良好的群众基础，基础建设也比较完善，守着底盘和反动派继续死撑下去。
要么，撤离苏区，打得过就打，现在打不过就跑。
这样好处是，有大概率可能会保留下一些火种，但这对于很多已经在苏区扎根的同志，会对未来产生一种前途渺茫的恐惧感，会动摇革命理念。
而最为致命的是，就算大家一致决定要撤走，要战略大转移，那么要撤到哪里去？
还有谁先走，谁掩护等一系列问题。
而且，这其中还有一部分同志，对反围剿心存侥幸，毕竟都打赢了四次。
眼看着敌人的攻势越来越猛烈，前线伤亡越来越大，该如何抉择已经迫在眉睫。
而就在此时，一份从江西德安发来的情报，解决了中央面临的这个两难抉择。
这份情报十万火急，雪中送炭。
在这份情报中，清楚明了的写出了反动派针对中央苏区，制定了一个一锅端的恶毒计划，名为《铁桶围剿计划》，投入的兵力和将要开展的战略，几乎是致命性的打击。
中央苏区在接到这个情报后，立即开会研究，最后发现苏区只有一个选择：撤离苏区。
留在苏区，必死无疑。
撤离苏区，谋一线生机。
因为这份情报实在是太过紧急，信息非常有限，只知道反动派的铁桶围剿计划，但不知道详细布防。
现在是不用纠结留还是撤了，但又出现了新的问题。
没有军事布防信息，就只能像一个无头的苍蝇，只知道撤离苏区，但根本不知道向哪个方向撤离，更不知道要撤到哪个地方。
稍有不慎，这些撤离的部队要是遇上了反动派的主力精锐，那境况可能更为严峻。
就在中央苏区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时，一个邋遢的乞丐悄悄地进入了瑞金。
在昏倒前，他将自己手里的四本字典，交给了周总理。
而字典里藏着的计划，就是中央苏区撤离的方向。
也就是后来我们说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这名乞丐，叫梁明德。
为了送出这四本字典，梁明德佯装成乞丐的样子，不惜弄残了自己的身体，而他的家人也因此被捕失踪。
周总理亲自过问，并将此事列为专案专办，要求一定将他的家人找回。
可是，当时的风云变幻，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寻找梁明德家人这件事，有心无力。
一直到解放后，周恩来都没有忘记这件事，安排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曾希圣负责此事。
接到这个任务后，曾希圣挑选了安徽省青年团书记项南来配合协助调查。
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百废待兴，身为青年团书记的项南，也在积极的投入到工作当中。
刚过而立之年的他，还有很多重要工作要完成，对于这个失踪案，项南并不是很理解。
毕竟这些年，兵荒马乱的，日本鬼子，国民党，保安团，地方武装，还有土匪胡子，别说干革命了，就算是普通群众，失踪都是常有的事。
而且，项南本人和自己的家庭也是失散多年。
组织怎么就对梁明德这个案子执念这么深呢？
在各项重要工作正处于推动之时，现在却要付出额外精力去研究一个失踪案，项南心里估计也会说一句，这不是本末倒置么？
可虽这么想，但项南还是遵照组织的安排，开始着手调查此事。
只是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自己这一番调查的结果，不仅让项南震惊不已，更是让他抱头痛哭。
因为，这个叫梁明德的人，原名叫项与年。
梁明德，原名项与年，福建省龙岩市连城县人，祖父是秀才，父亲是耿直厚道的山区农民。
有兄弟六人，9岁时过继堂叔项仕杰。
养父为晚清汀州府秀才案首，学识渊博且精通医术，15岁那年与童养媳王村玉成婚。
1918年，前往南京看望胞兄项廷爵，接触到革命新思想，开始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
1925年，梁明德在浙江石甲小学加入中国共产党，是闽西人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成员之一。
在组织的安排下，他一直在国外发展党员，建立组织，成为华侨华工的群众领袖。
在海外活动期间，他并没有和家人透露任何信息，只是说在外做生意。
1927年，梁明德加入周总理在上海创办的中央特科。
1929年，梁明德回国，配合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3打龙岩城。
战斗胜利后，梁明德回到阔别已久的家庭，妻子很是开心，却也很疑惑。
在丈夫的嘴里，他在海外做生意多年，可为何两手空空，一分钱都没有赚到呢？
梁明德给妻子委婉的解释道，他做的生意，虽然没有挣到钱，但给了很多贫农分了土地。
聪明的妻子顿时明白，梁明德是做了共产党。
但她没有害怕，没有恐惧，只是提醒梁明德，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
不久后，梁明德以南京华侨事务委员会科长的身份，带着妻子和12岁的儿子以及刚刚周岁的女儿，前往上海。
他在上海勃生路创办复炎小学，任校长。
而这些，都只是给他真正的身份打掩护。
1929年8月24日，一个留着大胡子的地下交通员联系上梁明德，将他带到一个秘密地点，安排任务。
当见到这次指挥任务的人后，梁明德很是激动，同时也明白了这次任务的充满凶险。
因为这次任务的总指挥，是周恩来。
周恩来向组织挑选来的一行同志，介绍了此次任务的目的：劫囚车。
原来，在几天前，中共中央曾在沪西区的一栋小楼里，组建了一次重要会议。
会议形式则是在打麻将，而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将江苏军委的工作交给江苏军委秘书颜昌颐。
这次会议，由于叛徒出卖，导致五名参会人被捕。
军委四烈士被捕地点
分别是，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白鑫夫妇。
而周恩来因为生病，没有参会，才躲过一劫。
事情发生后，周恩来连夜召集中央特科开会，研究营救措施。
另一方面，周恩来还派了特别行动科的负责人，陈赓去找国民党上海特派员杨登瀛，弄清楚是谁在叛变导致了这些人被捕。
杨登瀛，中共首个潜伏在国民党内的高级特工，双面间谍，一边是中统干将，一边又是中央特科的人，只由陈赓和他单线联系。
在杨登瀛这里，陈赓搞清楚了叛徒是谁。
白鑫，中共中央军委秘书，由于自己的一个亲属背叛革命被彭湃枪毙了，因此怀恨在心。
而且，在杨登瀛这里还得知了一个重要消息，蒋介石已经下令枪毙彭湃等人。
事态紧急，根本没时间做太多筹谋，国民党在二审后打算将彭湃等人转押至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转押过程中，劫囚车，是营救他们四人的唯一机会。
经过连夜研讨，梁明德等人伪装成各色人等，秘密布置在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的路上。
8月28日早晨，天刚刚亮，押送彭湃等人的囚车经过，梁明德本打算按照原计划，准备劫囚车，结果没想到却出了纰漏。
手枪不能用。
这批手枪，枪上的油脂由于没有擦干净，导致不能击发，无奈下只能忍痛撤离。
1929年8月30日，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内秘密杀害。
而叛徒白鑫，则躲进了反动派上海党部情报处长范争波的公馆。
周恩来与梁明德商议，在白鑫还没逃出上海之前，一定要将他就地正法。
可白鑫非常狡猾，住在公馆里深居简出，中央特科的人根本没有机会下手。
梁明德向周恩来提出了一个胆大的方案。
既然没有机会秘密的将白鑫枪决，那就反其道而行之，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处死白鑫。
1929年11月11日深夜，霞飞路范公馆门前，情报处长范争波和白鑫等一群人走了出来。
范争波是为白鑫送行的，而白鑫则是打算前往南京邀功领赏。
就在白鑫打算上车时，公馆前面拐角处突然窜出来一辆轿车，停在了公馆门前。
范争波也好，白鑫也好，又或者其他小喽啰也好，都以为这又是哪个同僚好友为白鑫送行的。
结果没想到，一下车是梁明德和其他两名特科同志。
反应过来的白鑫立马就逃跑，梁明德紧追上去，砰砰砰几枪将白鑫达成了筛子。
击毙叛徒后，梁明德潇洒离开。
这次任务，梁明德处理的干净利落，给周恩来也留下了深刻印象。
1933年，梁明德被选中前往江西执行重要任务，自己十几岁的儿子交给了朋友张雪澄代为照料。
而自己则化名梁明德（在此之前其实都叫项与年，为了阅读方便，通篇写了梁明德），潜伏到了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任机要秘书。
1934年10月，蒋介石从南京抵达庐山，召开五省军事会议，继续部署对中央红军的第五次围剿。
由于庐山正处于德安地区，所以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司令莫雄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莫雄，也是中共地下情报人员，为共产党收集了不少情报，营救过不少共产党员。
这次会议，全部材料有三四斤中，有《剿匪手册》、《围剿总动员令》和《铁桶围剿计划》，以及详细的兵力部署、进攻路线、战斗序列等。
每份文件都是绝密。
这些材料的主要内容就是：打算调用150万国民党兵力，对中央苏区，瑞金、于都、兴国等革命根据地，在某一日同时从四面八方突然呈合拢包围之势。
将中央苏区一锅端。
这个巨大的包围圈中心便是瑞金，而包围半径，长达150公里。
这些材料里详细的介绍了这个包围圈的很多区域，还编了号，精确到部署哪只部队务必何时到达指定编号点。
并且按照规定布上铁丝网，构筑火力网工事以及碉堡，还会建立电话网、医院、弹药仓库等。
等最外层包围圈形成以后，各部队依照命令，每日向中心点也就是瑞金，推进7-8华里，每推进1华里，就要布上1重铁丝网，每推进5华里，就要构筑一道火力网工事和碉堡线。
每月推进25公里，6个月后瑞金就彻底成为了一座孤城，而在瑞金四周，将会是300层铁丝网，60道碉堡火力封锁线，还有难以计数的地雷。
到时候，中央苏区插翅难飞。
而且，为了迷惑中央苏区，在包围圈还没完成之前，他们会派出12个师的兵力和红军纠缠，来迷惑红军。
一旦包围圈形成，这12个师撤离，随着包围圈的逐步推进，那留给中央苏区的，就只有坐以待毙。
参加完庐山会议的莫雄，深知这个计划的毒辣，关乎红军生死。
一回到德安，莫雄便找来梁明德、卢志英等人商议。
这些人听闻国民党的计划后，几乎和莫雄是一样的反应。
如果这个计划顺利进行，中央苏区必死无疑。
几人当即决定，将这个重要情报，以加密电报的形式发出，让中央苏区早做准备。
可当时电报也只能简短的发一些东西，信息相当有限。
那到底该怎样，才能将国民党的这个详细计划，兵力部署，进攻路线等一系列绝密情报送出呢？
时间紧，任务重。
几人经过一番商量后，决定用最笨，也是最可靠的方法，找一个人带着详细计划情报，腿到瑞金！
如果你现在用导航软件搜索，从德安到瑞金，445公里。
这还是21世纪，基建很成熟，路修的很好的情况下。
而在当时，从德安到瑞金，要经过永修、南昌、丰城、宁都、石城等数十个县，要翻越不知多少座大山、河流。
更要命的是，还要穿过几十道敌人的封锁线。
最后，这个重要的任务，交给了梁明德。
这不仅仅考虑到他曾在上海中央特科的表现，更重要的是他会说客家话。
这一路上，跋山涉水，少不了重重盘查，如此详细的计划情报，直接带过去估计都走不到三里路就被毙了。
几个人深思熟虑后，决定将情报材料加密后抄写在，当时常用的四角号码《学生字典》里。
有一些重要的军事标图，用淀粉液描写在薄纱纸上，夹到字典里。
由于内容量很大，足足抄写了四本。
为了让他带着字典更合理，梁明德伪装成一个教书先生。
一切妥当后，梁明德连夜上路，为了避开哨卡，他只能走一些偏僻小路，一路上遇到了很多困难。
当走到距离瑞金一百多公里的时候，梁明德发现，《铁桶围剿计划》已经开始了。
敌人层层把关，教书先生这套说辞，也不能蒙混过关。
梁明德心里着急啊！
怀里的情报，早一分送到苏区，红军就早一分安全。
看着阻碍他前进的哨卡，心急如焚。
这一段日子，他没日没夜的赶路，早已经邋遢不堪，心里一动，他想到了一个办法。
办成乞丐。
他将身上的衣物撕烂，在污泥、草地里摔打，然后头发弄得乱糟糟，藏着字典的那个袋子里放了一堆牛粪。
为了让这个乞丐的身份不露出马脚，他将自己的四颗门牙硬生生的用石头敲掉！
而且不进行任何处理，任凭伤口发炎。
经过梁明德对自己的一番狠心拾掇，他从一个教书先生，变成了一个浑身发着恶臭、面目因为发炎肿胀的脏乞丐。
面对浑身发着恶臭的乞丐梁明德，哨卡的反动派们避之不及，总是一脸嫌弃的让他赶紧滚。
就这样，梁明德昼夜不停、不眠不休的到了瑞金，自己这番
等到这个蓬头垢面的乞丐走到周恩来的面前，周恩来实在不敢相信，那个风度翩翩胆大心细的中央特科精英项与年，竟然变成了这番模样。
而就当梁明德将自己手里的四本字典交给周恩来以后，就昏倒了过去。
这段时间几乎日夜不眠不休的赶路，心惊胆战的躲过一个又一个反动派的哨卡，还有嘴部的发炎肿痛，一直以来都是这口气提着这个人。
直到将这计划情报交给了周恩来，心里的那颗石头落了地，梁明德这个人就被巨大的疲惫感包围……
周恩来立即安排专业人员，对字典的情报进行解密，发现事态比想象的还要严重许多。
中央三人团立即决定，必须赶在敌人的铁桶合拢包围之前，突破包围圈。
当天立即执行。
这也是为何，后来我党诸多领导人的回忆录里，都曾提起过关于长征的决定非常仓促和匆忙，就连毛主席都不知道。
原因就在这里。
后来在长征途中，毛泽东在谈及此重要的“四角号码情报”时说，“搞情报的同志是有功劳的”。
中央苏区开始战略大转移以后，蒋介石终于意识到自己筹谋已久的《铁桶围剿计划》被泄露了。
盛怒的蒋介石，安排了大批特务调查此事。
梁明德的妻子和小女被捕，长子因为在南京读书，逃过一劫。
妻子王村玉被捕后，特务多次审讯，但是王村玉就是个农村妇女，再加上她平时几乎不过问丈夫的事情，所以根本问不出来什么。
无论敌人用什么手段，王村玉都只是称自己是个农村妇女，什么都不知道。
母女二人，被长期关押在监狱里。王村玉好歹是个成年人，再加上过惯了苦日子，监狱里的日子倒也能克服。
可梁明德的小女，年幼体弱，没多久就在监狱里患上了骨椎结核症，背部溃烂。
在我方的积极营救下，梁明德的妻女得以释放，但小女因为病情严重，不久离世。
深受刺激的王村玉，离开了上海，至此不知所踪。
梁明德的长子，从南京完成学业后，也不知身在何处。
了解完梁明德的情况后，项南深受震撼。
可以说，梁明德直接拯救了红军，这种为了达成任务不惜一切的精神，让项南钦佩不已。
而项南之所以一开始不太想要接这个寻人案，是因为他本人也和家人失散多年。
项南，原名项崇德，在南京毕业后回到家中，发现全家都消失了。
在经历过短暂的彷徨无助后，项崇德开始投身革命，不久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6年，项崇德受党组织安排到福建长乐从事革命工作，工作开展的很好，也因此遭到了反动派的迫害，被捕入狱，在党组织和各方面的积极营救下才逃过一劫。
出狱后，项崇德改名为项南，来到了苏北新四军工作。
1943年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始整风运动，每个干部都要详细说明自己的家庭背景。
项南也说不清楚自己父母的情况，自己多年在南京求学，只知自己父母是做生意的，其他一概不知。
反复地审查，让项南心理压力极大。
和他关系不错的同事，清楚他的坚定信仰，经过他的一些描述，善意的提醒他，他的父亲可能是我党的一名地下工作者。
项南对此并不确定。
项南的模糊背景，后来被传到中共皖江区党委书记曾希圣这里。
曾希圣对于这个年轻人比较欣赏，为他解释了一番。
这社会兵荒马乱的，很多人全家都失散，要真的是什么可疑分子，根本不会有这么大的纰漏。
就让他在斗争中，用战果证明自己吧。
因此，项南才摆脱了整风审查的窘境。
1952年，皖南、皖北地区合并为安徽省，曾希圣出任省委书记。
随后不久，青年团安徽省委成立，项南出任团省委书记。
项南在了解完梁明德的事迹后，对于梁明德非常钦佩，不由得也对这个寻人案付出了不少心思。
但一无所获。
在之前的几轮调查中，项南知道了梁明德的原名，项与年，和他一个姓。
当时在上海中央特科期间，曾希圣一直都是梁明德和组织间的联络人，两人关系极好。
于是项南便找到曾希圣了解一些情况。
曾希圣和项南提起当年在上海的那段时光，当时梁明德曾在上海大世界八仙桥一带住过。
项南表示自己在前往南京求学前，也在那一块居住过。
曾希圣问及详细地址，项南回：
好像是法租界的什么24号。
是法租界维尔蒙路德润里24号？
好像是这个？你怎么知道？
曾希圣望着眼前这个30多岁的成年人，又想着当年梁明德的那个大儿子的样子。
曾希圣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按捺住内心的激动，曾希圣找到纸笔，在纸上画上了自己的画像，但加上了一撮大胡子。
项南仔细端详后，激动地热泪盈眶，说：
你是当年经常到我家，找我父亲的大胡子叔叔？
原来，当年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时，曾希圣留了一把大胡子，那时候的项南才十来岁，曾希圣曾经带着他到上海各处逛游。
后来不做地下工作了，曾希圣也就把这个大胡子给剪掉了。
两个人认出彼此后，喜极而泣。
没想到，踏破铁鞋找不到的梁明德长子，竟然就是一直在自己身边的项南。
这些年，项南因为家庭原因多次受到审查，而且父亲的不告而别，让项南对这位父亲一直有些许看法。
可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父亲竟然如此伟大，父子二人，殊途同归。
接下来，就是寻找梁明德的妻子，王村玉。
当时华东局组织了一个革命老区慰问团赴闽西等地慰问曾经支援革命的老区人民。
而一直在闽西流浪的王村玉，曾在这个慰问团打听过梁明德父子的消息，可是这对父子为了革命都改了名字，王村玉不知道，也就错过了这次相识的机会。
好在慰问团把这些寻亲者的信息都登记在册。
项南在名册上看到了自己母亲的名字，他立刻派人前去查找，终于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母亲。
项与年一家人，自1934年分开，小女病死，剩下的三人，天各一方整整二十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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