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立煌是不是共产党的卧底？周恩来在1948年的两份电报透露了重要信息。
此前流行两种说法，一个说法认为卫立煌是卧底；还有一种说法，直接认为卫立煌是共产党员。
有人根据卫立煌在辽沈战役的表现，认为他很像卧底。身为东北“剿总”总司令，不听老蒋指挥，固守沈阳，死活不救锦州，结果锦州丢了，东北也丢了。
不过另有一种看法，认为有问题的不是卫立煌，而是老蒋。如果按卫立煌的打法，虽然锦州保不住，但是沈阳可能多保几个月，牵制四野的兵力，这就会影响后来东北、华北乃至华东的战局。正因为老蒋不听卫立煌的，越级指挥，派杜聿明架空卫立煌，派廖耀湘南下，侯镜如东进，结果锦州没有救下，主力反而被歼，长春沈阳接连失守，国军覆灭就此按下快进键。共产党原来5年的战争打算，1年就完成了。
要说卧底，老蒋比卫立煌更像。
这就说不清了。
说卫立煌是卧底，还有一个证据：卫立煌在抗战期间给共产党送了不少东西，从弹药口粮，到服装日用，而且和共产党领导人交往密切。
蒋介石就收到了揭发信。
写信的叫袁晓轩，本来是八路军驻洛阳办事处主任，1942年投靠了国民党。
台湾前些年公布了袁晓轩1942年3月5日写给“雨农兄面呈委座亲启”的这封信。袁晓轩信里列举了“甲、乙、丙、丁、戊、己”六项证据，举发卫立煌与“奸伪”勾结，说得有鼻子有眼。
老蒋让戴笠彻查。
彻查的结论未见公布，估计否定了“卧底”之说。不然，老蒋不会在6年后国共决战的生死关头把卫立煌派到东北担当重任。
前几年，有文章披露重磅消息，卫立煌的问题不是卧底不卧底，他就是中共党员，是1939年入党的老革命。
消息出自张九九，张鼎丞的女儿。
张九九说，她是在杨尚昆主席家的饭桌上，听杨主席亲口说的。
杨尚昆对张九九说：“卫立煌是共产党员，卫是我、叶帅和李克农三人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文章说，卫秘密入党是在1939年。
消息来源相当靠谱。但是，推敲下来，介绍人的时间地点有些对不上。
三位介绍人，1939年分别在不同省份工作，没有相聚一地的可能。
叶剑英自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启后，大多时间在国统区，协同周恩来做统战工作。1939年1月，叶剑英担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驻地重庆。这一年他还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接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邀请，出任西南游击干部训练班（“南岳训练班”）副主任，后改任副教育长。
1939年全年，叶剑英一部分时间在重庆，其他时间都在湖南衡阳的“南岳训练班”。
李克农在第二次国共合作开启后至皖南事变，大部分时间也在国统区，从事统战与情报工作。1938年年底，他出任八路军桂林办事处主任，1939年全年都在桂林。
杨尚昆在抗战爆发后，就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副书记，驻地山西。1938年11月，杨尚昆接任北方局书记，1939年带领北方局机关活动在晋东南，后来与八路军总部一起战斗在太行山区。
这么看来，1939年他们三位聚在一起介绍卫立煌入党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如果说他们是通过电报书信沟通此事，履行手续，也不大合乎规矩与情理。
从卫立煌方面看，他本人确实有过加入共产党的想法，卫的部下陈铁和秘书赵荣声在回忆文章中都写过此事。但是，最终都没有结果。
卫立煌到东北之前是不是中共卧底，是不是已经加入了共产党？周恩来在1948年发出的两份电报提供了重要信息。
《周恩来年谱》记载，1948年3月11日，周恩来致电李克农转方方、潘汉年：据确讯，卫立煌对任东北“剿总”总司令表示“无信心”，“卫有争取可能。唯向卫活动的线索尚不甚多”。你们可以通过周新民找李相符打听与卫较熟的四川地方军人张志和，通过张去做工作，也可找其他线索。电文还交代了争取卫的原则。同时，发出内容基本相同的电报给李克农转刘晓、刘少文、吴克坚，问上海“有否线索进行卫的工作”。
两份电报透露出若干重要信息：
其一，卫立煌显然还不是我党的卧底，更不是中共党员，只是“有争取的可能”而已。
其二，卫立煌身边有我党的情报关系，可以了解到卫的一些心态，譬如：对任东北“剿总”总司令“无信心”，以及“有争取可能”等情况。但是，这些情报关系尚不足以承担“争取卫的工作”，所以周恩来认为：“向卫活动的线索尚不甚多”。
其三，中央很看重争取卫立煌。周恩来明确布置任务、具体指点工作渠道，指明通过谁的线索去争取。而且连发两份电报，将任务交给华南分局、上海局的地下党组织，以及潘汉年、刘少文、吴克坚三个情报系统，嘱咐“也可找其他线索”开展工作。迫切之情呼之欲出。
其四，此前我党似乎没有深入开展过争取卫立煌的工作，没有留下现成可使用的工作渠道与基础。否则，不至于在此关键时刻，面临“向卫活动的线索尚不甚多”的局面。
说到这里，难免产生疑问：抗战期间卫立煌那么亲共，并且希望入党，这个愿望也会传递过来。但是，中共为什么没有争取他，没有发展他入党呢？
这可能与中共中央的一项决定有关。
1938年10月，针对第二次国共合作后的新形势，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做出一项决定：不在国民党内发展党员，不组织党团和支部。
涉及到卫立煌这样的国民党上层人物，这个决定的执行肯定会更加严格。
不料几个月后，国民党不顾两党合作抗日的协议，在五届五中全会上通过《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数个“防共”、“限共”文件，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针对形势变化，中共中央对上述决定做了微调，在具体个案上允许酌情处理，但是在一般做法上，仍然坚持不发展的原则。
抗战胜利后，到了1948年，形势与任务发生根本变化。于是，就有了周恩来的这两份电报。
那么，有关方面收到电报后，是否找到了争取卫立煌的线索？争取工作进展如何？个中情形，至今未见档案解密，内情无从得知。
不过，公开的消息中，还是透露出一些迹象。
周恩来的电报发出大半年后的1948年12月15日，辽沈战役已结束月余，新华社公布了43名国民党战犯名单，卫立煌榜上有名。
电报布置的“争取”工作若是成功，卫立煌不该出现在这个名单上。
最终，卫立煌还是走出了战犯行列。1949年10月开国大典后，卫立煌从香港给中共领导人发来贺电，公开投共。5年后，他回到内陆，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阵营。
卫立煌乘火车抵达北京时，周恩来亲自到车站迎接。不知周恩来是否想起7年前那两份电报的往事。当年多少艰难曲折，今日相逢，且付笑谈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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