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

作者：王祥生

“当美好的事物突然来临时，我们常常发现自己缺少准备”，这句富有哲理的话，用在1977年我的高考上，是再也恰当不过了。

那年10月下旬，我从知青点牡陵（原铜陵县钟鸣公社牡陵大队）回家改善伙食。那时，父亲已经从市第四中学革委会主任的位置上，调回市教育局担任教育科科长。吃晚饭时，父亲告诉我，国家恢复高考了，你要好好复习，准备参加高考。父亲说，你把中学的书找出来，看看，现在，离考试时间非常近，只有一个多月了，要抓紧复习。

父亲的话，真的是让我欢喜让我忧。欢喜的是，国家恢复高考，我有了考大学、上大学的机会，如果考上大学，我就能继续读书，这是我内心里非常强烈的愿望，我喜欢读书的感觉；忧的是，“文革”十年正是我接受中小学教育的时候，但很多时光都在学工、学农及各种时政学习、批判和宣传活动中度过。特别是中学时代，老师没有好好地教我们课本知识（不是他们不愿意教，而是上面搞的各种运动让他们无能为力），自己也没有好好学习课本知识（不是我们不愿意学习，而是学校各种安排把学习课本知识放在次要位置），现在，要高考了，我有本事能考好吗？

吃完饭，我开始在自己的房间，寻找我的高中课本，找来找去，只找到高二语文和数学两本书，其他的书都没有了，恐怕是家里在烧饭时做了引火材料了。然后，我坐在自己的床上，思考着我能考什么？考理科，肯定不行，主要是我的物理和化学学的太差，基本上不懂不会。考文科，似乎有点希望，文科主要靠记忆，我的记忆力还可以，尤其是短时记忆力稍强；还有，就是不怕写作文。于是，我决定考文科。

问题来了。一是文科要考语文、数学，还要考政治、历史、地理，我没有多少复习资料，拿什么复习？；二是我是知青，我得回牡陵大队林场参加劳动，有多少时间复习？其实，讲到复习，这个字眼，对我来说，有点自夸的味道，因为我在中学学习的时候，课本中的许多内容都没有上，哪来复习之说？根本就是要从头开始学习。

当夜，我好长时间不能入眠。自己不是喜欢读书吗？现在，机会来了，准备好了吗？没有！怎么办？试试看吧。

第二天上午，我带上高二语文和数学书，坐九点一刻火车，从市区赶回牡陵。下午，在林场劳动的时候，我问了其他知青，他们知不知道国家恢复高考了，他们说知道了。我问，想不想考，有的说，到时候考考看，有的说，时间太短，复习来不及，哪能考上，也有的说，无所谓，到时候再说。我说，我想考，考不上就继续与你们挖山头。

一周很快过去了，白天，我与知青们在林场劳动，晚上在宿舍房间里看书，两本书也看完了。语文还有点收获，能看懂看通。数学，有很多题目不会做，很糟糕。

星期天上午，我回家，第一件事就是在家里继续翻箱倒柜找书，终于找到了几本历史、地理方面的教科书，有我哥哥上学用的，也有我姐姐上学用的。第二件事就是把我复习的情况，特别是数学的问题告诉父亲。父亲说，现在，请老师辅导是来不及了，你还要到牡陵去劳动。你能复习多少就复习多少吧。

就这样，我一边复习、一边劳动，在离高考前一个星期，我向场长正式请假，场长很爽快，准假了。

12月10日上午，我走进设在铜陵县第一中学的考场。学校里人声鼎沸，红旗飘扬，一幅幅标语异常醒目：“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勇敢地站出来，接受祖国的挑选”等等，让人心情昂奋。

考试开始了。上午考的是语文，拿到试卷，按照监考老师要求，填好姓名、准考证号码，我就进入紧张的答题过程。记得语文的作文题目是二选一：1.从“科学有险阻，苦战能过关（源于叶剑英诗句”谈起）；2. 紧跟华主席，永唱东方红”。我选了第二题。下午是数学。

在做作文题时，我突然想起，1976年夏天，我们的一个邻居，他在厂里当工人，因为表现好，单位推荐他上大学，他拿了考试试卷上的作文题让我帮他做，我很快就写了一篇作文给他，他很满意地谢了好几声。此时，我的内心升起一种自豪感，我真的不怕写作文，以前在中学时，经常写批判稿，批判这，批判那，就是没有批判过自己。

第二天上午考史地，下午考政治。政治试卷上有一个题目，是默写毛主席的语录《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段语录是当时在校学生经常要唱的歌，我心里一边唱着，笔头一边写着，这是我觉得最好玩的一场考试。

稀里糊涂，两天的考试就结束了。回到家里，父亲问我考的怎么样，我说不太好，有好多题目答不上来。父亲说，到时候看考试分数吧。

我看着父亲的脸色，他没有一点不高兴的样子，我的心宽了许多。

1978年元月的一天，我从家里回牡陵，当时心情有点沮丧，因为，父亲帮我查过了，我的高考成绩，排在孙山之后。

在钟鸣街到牡陵的路上，有一条小河，河水已经干涸。在河边，我碰到了同队一个女知青，她回钟鸣街的家里去。她说，昨天我听人讲我们大队有人考上大学了，开始我以为是你呢，还挺高兴的，后来发现听错了。我说，我没有考上。

这时，我的脸颊有点发烧了。没有金刚钻，揽不了瓷器活——只好“一颗红心，两种准备”，准备明年再考了。

作家柳青说，“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特别是在人年轻的时候。”

第一次高考失败了，是不是还继续考呢？

我问父亲，父亲说，考啊，你的成绩也不差，离录取分数线也就少几分，继续复习吧。

1978年春节前，我到中学同学家玩。我和他在高中一年级下半学期就不在一个班了，我从高一（3）班调入高一（5）班担任团支部书记。但是，每天上学我照样要从他家过一下，和他一道去学校。毕业后，我们依然来往密切。

这个同学和我一样，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他的考场在青阳县，考的是理科，也没有考上。我问他，今年还考不考？他说，考，当然要考。我问，还考理科？他说，改，考文科。我说，我理科不行，我不改，还是考文科。

因为没有考上，所以我心里是虚的，特别是对数学，感觉真的要好好补习补习。大概是年初五的样子，我到高中数学老师汤承韫家里去拜年，说我想请她帮我补习一下数学。有学生向她求教，她很高兴。她说，行，你今天晚上就带书本过来。

在汤老师家里，我把自己对数学上的一些不懂的东西，一一请教，大约有两个星期。这是我最安静最虔诚的两个星期，汤老师一个人讲，我一个人听，化解了我心头许多的疑惑。

这时，已经过了大年十五好几天了，我与汤老师告别，回到了牡陵。有一些知青和我一样，回来了。但是，我感觉他们对高考不感兴趣，没见到他们看书，也没有听到他们议论怎么复习迎接高考。只有杨贤明，似乎也在准备高考。劳动之余，我思考着，这样下去，今年可能还是考不上大学。

十天后，我向牧场长请假，回到家中。

父亲说，我和你们潘友全老师讲好了，到他们班上听课补习。

潘老师是我高中五班班主任，语文老师，课教的很好。于是，我成了一个铜陵市第六中学高二文科班的插班生。这个班本应当1978年初毕业，因为高考，延迟半年，这给了我绝好的补习机会。在这里，语文、数学、地理、历史、政治都有老师上课，讲解一些重点、难点，系统的搞一些串讲。特别是作文，潘老师还把班上写的好的学生作文，在大纸上抄好，挂到黑板上进行讲读，起到了有效的示范作用。

那时候，我姐姐也回城复习，准备高考。我白天在六中补习，晚上和姐姐分别在各自的房间里看书。有一段时间，父亲为我们请了一个叫陈德钊的数学老师，晚上和周六下午、周日为我们补习数学。陈老师很热心，很负责，很认真的教我们，但是他讲课有些零乱，浙江口音重，不大好理解和学懂。

在六中补习近两个月后，四月底我又回到牡陵。那时候，和我共同语言最多的知青是杨贤明，我们两个经常在一起切磋数学题目，有一次在林场小道，他说有一道数学方程式题，他做不出，看我能不能解。我一开始也懵圈了。在小道的泥土地上，两个人想来想去，划来划去，讨论，争执，计算，终于把题目给解了，感觉心情一片舒畅。

6月20日，我再次向牧场长请假，回家自习，准备迎考。

第二天晚上，父亲请了市第三中学语文老师孙锡山先生来家辅导作文。孙老师带了五篇三中学生写的作文，问我作文写了没有，我说我没有写作文。孙老师说，那你把这几篇作文背背吧，今年试试看，准备下年再考吧。

我留下了那五篇作文。对孙老师的话，我没有回应。孙老师不了解我，我不怕写作文。

时间不知不觉到了高考点上。1978年7月6日，早晨六点一刻，我自己一个人坐上铜陵市至铜陵县顺安镇的火车，到顺安中学参加第二次高考。

下了火车，我顺手摸摸上衣口袋，心里一惊，除了准考证，没带笔。我赶紧走到顺安街上的供销社商店，花了六毛钱，买了一支新农村钢笔，然后心才定下来，悠悠荡荡地走进考场。

失败是成功之母。1977年高考的失败，并没有给我留下太大心理上的阴影，倒是给我提供了很多经验教训。这一次，两天半，一连五场的考试，我没有慌张，很冷静地做了每一道题。

离奇的是，这一次高考空前绝后，第一天考语文，语文科目竟然没有具体作文的题目，让我喜出望外。那作文要求提出得太学问了，是印上了别人写的一篇千把字的文章，题目叫《速度问题是政治问题》，说的是如何大干快上，快速实现现代化。要求考生把它 “缩写”至五百字之内，考的是阅读能力和把握文章重点的能力。这个我比写作文更有把握，抓重点，压一压，成了。

我想，我得亏没有费时间写那么多作文，否则耽误了数学的补习，可就麻烦了。后来，我又想，歪打正着的事情，碰上就是运气罢了。假使考作文，写起来还是挺费劲的！

从那以后的几十年，好像再也没有出过这样的高考作文题！

整个考试结束（第三天）的下午五点多，我从顺安回到家中，隔壁邻居问我，考的怎么样，我说，在顺安考的嘛，当然是顺利而归！

当年，我考上了一所本科大学。

文章由作者惠赐本号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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