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1日，我们老两口带着7岁的小外孙，与一对朋友夫妇一行5人，开启了东北自驾游的“怀旧之旅”。
为什么怀旧，怀什么旧？
我从2岁到38岁（1956年—1992年）在吉林省长春市生活和工作了36年。1993年离开长春到北京工作有整整30年了。
我是吉林工业大学（现在是吉林大学南岭校区）的职工家属。在长春的36年中，有24年生活在工大挍园里，对工大有深厚的感情。到北京工作后，虽然暂短地回过几次长春，但都没时间回工大看看。
我和老伴都是文革后恢复高考第一批考上大学的“七七级”学生，分别就读于东北师范大学和吉林工业大学。老伴还是工大校友。
我在东北师大学习4年，1982年毕业留校又当了11年老师，共在师大学习工作了15年。师大和工大是一路之隔的邻居，我小时候就经常到师大去玩。因此，我在长春的36年都与师大有关，对师大同样有着深深的眷恋之情。
长春也是我父母长期工作的地方。两人都是1952年中国人民大学由苏联专家培养的第一批政治经济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到长春。母亲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吉林工业大学、吉林省委党校任教，父亲先后在东北师范大学、吉林省委和省政府工作，历经四十年，直到1992年离休。
所以长春一直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非常想再回去看看！
还有吉林市，是我老伴的故乡，也是43年前我们第一次谈恋爱的地方，之后十几年每年寒暑假都到吉林市的老丈人家坐客。但搬到北京之后也多年没有回去了，也是我们共同想念的地方。
我们在7月1日，从北京开车到沈阳住一晚，7月2日从沈阳出发开车到长春。当天下午，我们就立即到吉林工业大学去。
现在的大学都严格管理，车辆和行人都要证件刷卡才能进入。我们没有证件，就对门卫说，我原来是工大家属，老伴是工大校友，专程从北京回母挍拜访，才让我们进去。
从1956年到1980年，我在吉林工大住了24年。进入工大校园，触景生情，每栋建筑都能引起我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回忆……
沿着工大中央主路向东走，路北侧有一大片花园，原来是吉林工大附属小学所在地。我从1961年到1967年在此上了七年小学，因为受文革影响停课一年，1968年才上中学。听说前几年工大附小的校友组织了一次大聚会，把历届毕业生包括老师，能找来的都找来了。但我与小学同学早已失去了联系，没能参加聚会，很是遗憾。
原吉林工大附属小学所在地
从工大花园处再向东走，看到一个纪念碑，由三个长石条叠加在一起，分别刻有“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吉林工业大学”、“吉林大学南岭校区”字样，代表了学校的发展史。1955年经机械部、农机部和教育部决定，由上海交大、山东工学院、华中工学院的部分专业合并成立了“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1958年改为“吉林工业大学”，1960年国务院批准为全国重点大学，被誉为“中国汽车和农机工业人才的摇篮”。1997年成为国家“211工程”首批建设的27所院校之一。2000年并入吉林大学。
吉林工业大学纪念碑
我母亲是第一批到长春汽车拖拉机学院任教的老师，曾任马列主义教研室副主任，由于是讲共同课，给所有系的学生都上过课，而且上课认真，教学质量好，在工大曾经小有名气，一提“张大简”的名字几乎没有不知道的。
在纪念碑南侧，工大中心道路边上，原来有一个平房商店（现已变成了教学楼），当年是工大日用消费品的主要供应点，那时候叫“合社”，是源于五十年代搞公私合营建立的商业合作社。那时候没有超市，都是隔着柜台买东西，物资十分紧缺，什么都凭票供应。小孩愿意吃点心，所以我记得这个“合社”里的点心只有动物饼干、炉果和萨其马三样，后者价格最贵九毛多一斤，我每次看到都流口水，也舍不得买。还有一种果酒叫“玖瑰”酒，我读成了“怀魄”酒……
我们小时候买菜，也到这个工大“合社”来。当时没有自由市场，蔬菜严重供不应求。每天早上，我提个布袋子，与几十个人挤在“合社”后院大门口，眼巴巴等着运菜的马车过来。每天只有一车菜一个品种，运来一车豆角就买豆角，运来一车笳子就买笳子，没有选择。车一来，大家就一拥而上“抢菜”。由于数量少，每人只卖2毛钱的（当时菜几分钱一斤），卖完为止。
这个“合社”旁边有个粮店，我们小时候就在这里买粮。当时粮油都是定量供应，成人每人每月31斤，小孩27.5斤，其中每人大米1斤，白面5斤，其余都是苞米面、高粮米等粗粮，豆油每人每月半斤。我们家买粮的“重任”由我承担，推个自行车，分几次把粮食运回家。那时候做菜就放一点点油。如果按现在的习惯，半斤油两天就吃完了。但那时候油水少，很少有“三高”疾病和大胖子。
在工大纪念碑再向东走，大路的北侧是工大的第二教学楼，始建于1960年，原计划建五层，由于正处国家三年困难时期，资金紧张，改为四层，但仍然端庄大气，每一层房间都很高，整个楼相当于现在居民住宅六七层高，曾长时间作为工大的主教学楼。
我们在楼前遇见了两位即将毕业穿着“学士服”照相的女孩。我老伴对她们说，我是七七级的，经常在这个楼里上课。两女孩惊讶地说“那你是老前辈老校友了”！我说可以当你们的“校友奶奶了”！
工大二教学楼
在工大中心大路的东面走到头，原来是工大的校部楼，人称“小礼堂”或“红楼”，曾经是伪满洲国日本人建的“大同学院”，也曾经是工大的标志性建筑，是重要的历史建筑，但己于1999年拆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座现代化的“逸夫教学楼”。
原工大校部楼变成了“逸夫教学楼”
我小时候不知道这些历史，只知道我母亲在校部楼里工作。校部楼里还有一个大澡堂子，工大教职工定期发澡票，我也经常到里边洗澡。另外，校部楼一楼最北边有个小窗口，是卖工大“大礼堂”电影票的地方。那时候看场电影很不容易，票不好买。一次我一位小伙伴去窗口买票，上面写着.“票己售完”，他回来告诉我说“票己集完”，把“售“读成了“集“。
原校部楼“小礼堂”北侧，是工大的“大礼堂”，这也是我非常熟悉的地方。在文革期间，文化生活十分匮乏，许多电影都被打成“封资修”的作品不能上演，能演出的只有京剧样板戏电影和《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小兵张嗄》等几部电影，外国电影也只演与中国关系较好的阿尔巴尼亚、越南、朝鲜的少量电影。但既便如此，每次大礼堂演电影，门口总是挤满了买不到票的人群，特别有一大帮孩子，总是挤在门口的人群里往里混，检票的人问“票呢？”，他说.“后边人一起拿着呢”，后边人说“我不认识他呀”！而前边的人已经跑进去了。还有许多人跑到路上，见到去看电影的人就反复问“谁多票卖一张，谁多票卖一张”。而我作为工大子弟，都是通过家长单位订票。我中学同学每次听说工大演电影，就说“晓明给弄两张票呗”，我也因为能弄到电影票而感到很自豪。
工大大礼堂
关于大礼堂，还想起一件童年往事。我上小学二年级时，老师问我想不想加入“少先队”。我说“想”。几天后就在大礼堂举行了学校的入队仪式，同学们走上台，老师给我们戴上了红领巾。老师说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是用革命先烈的鲜血染成的。回学校时走在第二教学楼北边的路上，全体高唱少年先锋队队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现在60年过去了，我们没有接上共产主义的班，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离共产主义也不远了。
我们离开大礼堂向西走，来到了原工大四食堂（现在叫“南岭四餐厅”）。我老伴说她在工大期间就在四食堂吃饭。食堂前面的一条路，是我小时候几乎每天都要走的，从我家“新五栋”到工大“合社”的必经之路，也是工大南北向的一条重要道路。
工大四食堂
工大四食堂前的道路
我记得，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工大每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个习惯，在室外用大喇叭广播歌曲《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反动派被打倒，
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跑了，
全国人民大团结，
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啊、建设高潮……”
这时候不用看表，一听歌声就知道到中午了。随着歌声，大学生们纷纷走出教室，走向食堂，校园里也开始热闹起来……
从四食堂往北走不远，就来到了我一生中最想念的地方:工大“新五栋”家属区所在地。“新五栋”是始建于五十年代的五栋苏联式建筑，外墙厚厚的、房间高高的、窗户窄窄的三层红砖人字顶楼房。
但很可惜，“新五栋”在前些年已经全部拆除了，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片高层住宅楼。据说这块地已经卖给了开发商，不属于学校的区域了。这对我们来说是十分遗憾的事情。
原工大“新五栋”
工大“新五栋”变成了高层住宅楼
当年我家住在第五栋十三号。五十年代时，我们祖孙三代一家六口住独立的一套单元房，有四室一厨一卫约一百多平方米。但好景不长，由于教职工越来越多，长时间没有盖新房，在六七十年代，我们这套房里住进了三家十四口人。
但我们并没有感到什么不愉快，因为家家都一样。特别是每家都有两三个、三四个孩子，大家在一起玩得很高兴。
“新五栋”是围成一圈的五栋楼。中间的一片空地原本是用来绿化的，但在蔬菜供应十分紧张的年代，这块空地成了家家户户挖菜窖，装冬储菜的场地。每到秋天，各家都买几百斤甚至上千斤的大白菜。在放入菜窖之前还要凉晒十几天。当时家属区可以看见到处都是大白菜的壮观场景。
我在十七八岁时，也为家里挖了两次菜窖，要挖出一个深和长各2.5米、宽1.5米的大坑，再找一些木头和破草垫子盖上土成为顶棚。这属于重体力劳动，现在城里的年轻人肯定没干过。
在我们家房后，紧靠“新五栋”西边是三栋学生住宅楼，始建于1961年，称为“汽车楼、农机楼、女生楼或电子楼”。现在经过全面整修，已经焕然一新。
我老伴在工大上学时，就住在女生楼。我大妺妺与她是同学，住在同一间宿舍里。经我妹妹介绍，我们开始交往。女生楼离我们家只有几十米，使我们谈恋爱有了便利条件，每周定期不定期的在我们家里约会……可以说，我们爱情的火花，就是在吉林工大点燃的！
工大汽车楼、农机楼、女生楼
由于时间有限，工大还有几个校区没去。但有两个建筑也在我的记忆中。一是工大第一教学楼，始建于上世纪50年代，我5岁时在户外游玩被大风吹跑，跑到了一教学楼前面，被路过的大学生送回家；二是进入学校大门道路南侧的一段围墙，我8岁时翻越围墙把胳膊摔骨折了。这说明当时社会风气很纯朴，没有拐卖儿童一说，五六岁以上的孩子在家附近游玩，已经不用大人看管了。
曾被我们踩塌房顶的师大中文楼
曾上房揭瓦的工大试验教学楼
文革结束后，我父亲所在单位吉林省委在长春南湖新村给他分了新房，1980年我家搬离了居住了24年的吉林工大”新五栋“。
顺利平净的生活容易忘记，而充满波折的日子才印象深刻。我在吉林工业大学校园里，既有艰苦困难的日子，也有欢乐幸福的时光，才使我对工大留下了深刻记忆，也产生了深厚感情！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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