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的前身，是1931年11月诞生于江西瑞金的红色中华通讯社（简称“红中社”），红中社以编辑出版《红色中华》报为主。当时红中社和《红色中华》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红色中华》是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李一氓曾参与过《红色中华》的编辑，负责过红中社西安分社的工作。
编辑《红色中华》
李一氓于1932年10月，经党组织安排从上海白区辗转来到江西瑞金，接替李克农任国家保卫局执行部长，同时还兼任《红色中华》的编辑工作。《红色中华》从第36期至49期由李一氓负责编辑，历时三个半月。
当时，李一氓住在国家保卫局所在的瑞金城，《红色中华》编辑部在叶坪中央政府所在地，两地相距约十里。李一氓每星期六下午从瑞金骑马去叶坪，所谓编辑部就是在中央政府大厅里找个地方，晚上随便找一个空房间过夜，第二天再工作半天，吃完午饭发完稿儿，才又骑马返回瑞金。
那时，不仅条件简陋，而且人员缺少。李一氓编辑《红色中华》的这段时间，刊物处于草创中，还没有成立编辑委员会，他实际上是一个光杆儿司令，从组稿、写稿、校对、排版都是亲力亲为。当时还没有无线电来接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国内外的消息来源都是从白区报纸剪下来，然后加以选择、拆分或合并，再根据八个版面加以安排，加上标题和副标题，最后，根据新闻情况，选择题目，再写一篇社论，例如，第37期的社论《在新的胜利面前—财政经济问题》，第48期的社论《开展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推翻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国民党统治》。除了编辑，李一氓在《红色中华》上共撰写了10篇社论和4篇专论。项英当时主管政府的日常工作，如果有什么疑难要解决，就直接向项英报告。这期间李一氓曾染上了疟疾，他后来回忆，“发病的时候，也还得去叶坪，因为不去就没有别的人去编了。骑在马背上有半个多钟头不是味道；到了叶坪，坐下来剪剪糊糊，抄抄写写，更不是味道。”好在那时年轻，最后坚持下来了。
1962年李一氓重访瑞金，三十年后旧地重游，触景生情，他提笔作诗《叶坪老樟树》，表达了对当年在叶坪编辑《红色中华》情景的回忆和感怀。
屋后百年樟，盘虬散木香。
随枝系战马，纵笔听寒螀。
久别如亲故，感怀益劲苍。
重来绵水老，难以纪流光。
瑞金时期，《红色中华》的负责人先后有周以栗、王观澜、李一氓、沙可夫、杨尚昆、任质斌、瞿秋白，他们任职时平均年龄只有30岁，年轻的他们怀着坚定的信念，以满腔的热忱，坚韧的毅力，克服困难，兢兢业业，为办好这份报纸贡献了青春才华，很好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红色中华》从周刊逐渐办成了三日刊直至双日刊，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共出版了240期，成为了苏区时期报刊杂志中发行量最大、影响力最广的报纸刊物。李富春在《“红中”百期的战斗纪念》中称赞说：“'红中’向困难作顽强斗争的精神，值得全苏区的党和苏维埃工作同志学习！”
《红色中华》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红色政权建设的记录者、宣传者，更是中国人民革命事业早期的见证者。
《红色中华》从创刊起，就经常刊登毛泽东、周恩来、项英等苏维埃中央政府领导人论述建设健全苏维埃政权重要性的文章，指导基层苏维埃政权建设工作的开展。其中，毛泽东同志发表的署名文章和以其名义签发的政策文件约有200篇。
自从1933年7月确定8月1号为中国工农红军建军节后，《红色中华》刊登了大量对“八一”节的宣传纪念材料，许多八一南昌起义的亲历者也纷纷撰稿发表在《红色中华》的“八一特刊”上。李一氓也撰写了文章《南昌暴动的故事》，刊登在第97期。当时南昌起义仅仅过去六年，这些文章的论述或记述是真实可靠的，《红色中华》为中共党史留下了许多宝贵的资料。
《红色中华》对凝聚民心，唤起工农发挥了强大的力量。与此同时，《红色中华》培养了许多工农通讯员，成为新闻干部成长的摇篮。1933年8月10日《红色中华》报创办100期时，李一氓发表署名“氓”的文章《论目前“红中”的任务》，鲜明地提出如何培养新闻干部，开拓苏维埃政府的新闻事业：“'红中’应建立自己能够指挥和训练的通讯员，及自己整个的通讯网……另外我们用函授方法，来教他们的新闻学，如何做社论，如何写消息……要这样来创造苏维埃的新闻干部……《红色中华》不仅是报纸，而且是学校，从事这一部门工作的干部的需要，已经放在了我们新闻政策的议事日程之上”。
《红色中华》第100期刊登李一氓文《论目前“红中”的任务》
原来人们一直认为，中央苏区出版的《红色中华》停在红军长征前的第240期，新中国成立后，一张残破的《红色中华》第264期被发现，这意味着红军长征后，中央苏区至少又坚持出版了24期《红色中华》报。时任中共中央分局委员、中央分局宣传部部长的瞿秋白作为苏区时期最后一任红中社负责人，在红军主力长征后，他依然坚守在苏区，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领导工作人员继续出版《红色中华》，这样可以表示中央还在这里，以便迷惑敌人。这24期《红色中华》，在稳定苏区人心、迷惑敌人视听、迟滞敌人行动、掩护主力红军转移等方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表现了红中社留守人员对党的新闻事业的无限忠诚，是中国革命新闻史上永远值得铭记的悲壮历程。
主持红中社西安分社工作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为配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扩大宣传我党主张，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红中社西安分社，由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李一氓主持工作。
关于红中社西安分社这段历史，李一氓在回忆录中写道：“因为当时正在西安事变的发展过程中，政治形势变化很大，而党中央的态度有很大的社会影响。西安办事处每天把延安的电讯收下来，转交给我们，我们就把它编起来，油印成新华社通讯稿，向西安的党、政、军和新闻机构发送。干这个事情的有陈克寒和布洛两个同志，天天如此……我们这个新闻稿的油印发行大概进行了五个月”。西安分社及时将抄收到的陕北红中社播发的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通电和评论，蒋介石迫于全国人民压力接受张、杨的要求同意抗日，张、杨释放蒋介石等消息，及时发给西安各报和社会团体，受到各界的欢迎。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粉碎了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亲日派扩大中国内战的阴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创造了条件。红中社西安分社(后改为新华社西安分社)在这一举世瞩目的事变中，完成了它应负的历史使命。它虽然仅仅存在了几个月，但是在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以及在红中社改为新华社的历史转折点上（1937年1月，红中社西安分社建立不久就接到中央指示，为了适应统一战线的环境，把红中社改名为新华社。），它的存在有着特殊的历史意义和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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