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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4月中旬的一天，香港的某个酒店内，这里暂住了十个老人。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既激动，又紧张。他们不是旅行团的游客，更不是去香港做生意的商人，而是国民党的前高官，被特赦后等着回中国台湾省。这年，中央释放了最后一批战犯。他们可以选择留在大陆，或者去其他地方，中央不会干涉。
有十人选择了去对岸，前军统大特务周养浩也是其中之一。听闻周养浩被特赦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到国民党的怀抱，人们纷纷说他在监狱里积极改造都是装的！他贼心不死，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要回去享受元老待遇，一时间骂声遍地。
周养浩真的是这样想的吗？他又成功回到了台湾省吗？
在功德林的日子1949年12月9日深夜，昆明市警察局局长李志正在睡梦中，被刺耳的电话铃声吵醒。
这么晚了打电话，对方肯定有急事，他压下心中的怒火，接了电话。原来打电话的人是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命令他马上带着人前往巫家坝机场，抓捕大特务周养浩，不能让人跑了。
李志正的睡意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变得紧张又兴奋。抓捕对象竟是大名鼎鼎的“书生杀手”周养浩，他担心把事情搞砸。不过，他们已经监控这些顽固分子很久了，等待时机行动。如果能抓到人，岂不是大功一件？他坚定地向卢汉保证，一定完成任务。
随即，李志正迅速召集人马，以最快的速度赶往目的地。他们包围了机场，展开地毯式搜索。费了一番功夫，他们终于抓到了周养浩，只不过他早已没有了之前温文儒雅的模样。
为了逃跑，他把自己乔装打扮了一番，企图骗过他人，最终计划破产。李志正等人将周养浩押解到重庆白公馆，让他与不少国民党高官会合。此地原是特务用来关押、残害我党同志的魔窟，周养浩曾耀武扬威地站在这片土地上，指挥手下折磨共产党员。
如今自己成了阶下囚，一下子从天堂坠到地狱，他十分不甘，并拒绝改造。他这种情绪，从白公馆带到了功德林，表现非常消极。他不参加一切提升思想的学习交流活动，独自在一旁吟诵一些感怀诗，借此怀念国民党。而且他还偷懒耍滑，能不干事就不干事，不遵守规定，经常和人发生冲突。
最让人头痛的，是周养浩法学院毕业的口才。为了关心战犯的生活和挖掘当年一些事情的真相，为如何处置这些战犯收集可靠的依据，看守定期会与他们谈话。
提审室内，常常发生这样的对话：“对于杀害爱国人士的事情，你还有什么要交代的吗？”“我只是听从命令，上头让我杀谁我便杀了，我不知道那是爱国人士。我做这些也是为了'党国’，为了'革命信仰’。”周养浩总是对做下的事情承认一半否认一半，并且用各种说辞、借口来将自己伪装成“无辜者”。每到这个时候，他一改平日里的沉默寡言，变得巧舌如簧。我党不是残忍的国民党，对待战俘和战犯采取的是人性化措施，拿他没办法。
功德林的战犯，在吃穿上从不发愁。针对不同情况，他们还有不同套餐，甚至有珍贵的鸡蛋牛奶供应。他们穿的衣服，是统一发放的我军制服样式的服装。精神生活
也得到了关照，特供报刊杂志不断送到手。为了不让他们长时间闲着，力所能及地满足他们对学习的愿望，法治教育工作人员围绕自己的特点，为他们组织各类文化教育活动。
他们的生活看似美满，但是，他们不满意，怨言颇多，表示自己没有享受到特殊待遇。
周养浩更是有口难言，无法接受自己成了俘虏，心情极度低落。从白公馆带来的情绪，弥散在整个功德林。
'心里疯狂'的周养浩在何其被释放了呢？其实，自从抓获周养浩后，党组织为他特意定制了一个名为《革命道路》的教育材料，用以启发他对“革命信仰”的反思。慢慢地，周养浩被这些材料深深吸引，开始思考自己的过去。他内心的斗争也渐渐减弱，思想逐渐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也离不开法治教育工作人员的帮助，他们耐心解答他提出的疑问，引导他去学习，用事实和道理说服他。
他也开始积极参与各种学习交流活动，与战友一起，通过互相交流、学习，逐渐认识到自己的问题，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最终，周养浩表示自己愿意改造，坚决支持党的事业。
在功德林度过了数年的时光后，1975年4月初，国民党战犯特赦，周养浩的囚期也结束了。经过了长时间的改造，他不仅思想上得到了转变，还学到了不少法律知识。他回到台湾省后，没有被安排任何高官职务，而是被分配到了一家法院担任法官，成为了一名兢兢业业的司法工作者。
他在法官岗位上工作了多年，积极参与法治建设，做出了不少有益于社会的贡献。
周养浩的故事告诉我们，改变一个人的思想和信仰，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耐心和教育，需要引导和启发。国民党战犯在功德林度过的日子，是他们思想觉悟提高的过程，也是他们与我党交流学习的机会。通过正面引导和教育，他们中的很多人最终改变了自己的信仰，支持了党的事业。这也证明了党的宽大政策和改造思想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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