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莉 马丽
毛二可（1934年— ）
毛二可，1934年生于北京，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县人。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雷达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1951年重庆私立南开中学毕业后考入华北大学工学院（今北京理工大学）电机制造专业，1953年转读雷达专业；1956年毕业后留校任教。毛二可长期从事雷达系统及其信号处理方面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先后主持和参加了包括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和“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在内的数十项国防重点科研任务；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和国防科工委重大技术革新奖等多个奖项。在我国雷达动目标显示、动目标检测和脱靶量检测系统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在雷达杂波抑制和新体制雷达研制方面获得重点科研成果，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从动荡漂泊的童年时光到南开中学的求知若渴，从华北大学工学院的电机制造专业到雷达专业，从中国工程院院士到古稀之年创立理工雷科……毛二可的人生轨迹与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息息相关。以雷达报国，以科技强国，毛二可始终让自己的雷达强国之梦与家国情怀相伴。几十年来，毛二可为我国雷达事业做出重大贡献，为国防事业锻造了振奋人心的“千里眼”。
从无线电玩出来的雷达专家
没有人能想到，毛家那个看着有些胆小、总是追着哥哥玩儿的二可，最后竟然成为了一位做国防雷达的科学家。
毛二可于1934年在北京出生，祖籍内蒙古赤峰。他的父亲毛韶青曾在保定育德中学就读，后赴法国勤工俭学。毛二可出生时，父亲正在清华大学机械系教书。此后的几年时间，随着父亲的工作变动，毛二可一家人辗转于广州、重庆、北京等地。作为家中第二个儿子，也许因为身体的原因，也许就是天生的，少时的毛二可性格腼腆，凡事不争不抢，有时甚至让人感觉有些懦弱。这与性格活泼、胆大张扬的哥哥毛大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哪怕是乖巧的二可学习一直优异，成绩排名常常领先大可，但在有三个儿子、最小的孩子又是女儿的家中，他并没有能吸引父母更多的关注，他的光芒一直被遮掩了。
重庆，既是毛二可度过大部分童年时光之地，也是他的梦想启航之地。在毛二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已是重庆南开中学初中二年级学生的毛大可，在课堂上学了磁生电、电生磁知识，一根导线在一个磁场里面运动的话就能产生电，电通过线圈也可以产生磁场，一些简单的器件组装在一起就是发射器和接收器……第一次接触到了无线电，毛大可就被深深地吸引了。多神奇啊！怎么几个小管子（电子管）、几根电线装在一起就能听到很远地方播放的音乐、就能和看不见的人说话呢？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无线电是个非常高端的技术，电话、耳机、收音机更是非常稀少、昂贵的东西。虽然家里并不富裕，但注重教育的父亲却舍得给儿子买了一副耳机。大可把这个神奇的新玩具和弟弟一起分享，更带着弟弟开始想尽一切办法去搞各种零件来“玩”。等到毛二可也考入重庆私立南开中学，两兄弟成为了志同道合的“无线电玩伴”。
因为抗日战争爆发，重庆成为陪都，很多兵工厂、维修厂因此也搬到重庆，这给了小小少年们一个搞到紧俏“军需物资”的契机。南开中学开放的办学理念和良好的学习环境也为他们更好地玩无线电创造了条件。当时，政府的国际电台就设在南开中学隔壁，每天广播的信号很强，这更是给南开中学爱好无线电的学生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纷纷自己做矿石机来收听广播。在哥哥的带领下，毛二可不但加入了设在南开中学的中国无线电学会南开分会，从此可以名正言顺地做有关无线电的一切事情，更利用一切机会和小伙伴们到处搜寻各种零件、配件，从美军、日军的电子废品中，从各种小地摊中捣腾出能用上的东西。他们一起用废旧漆包线做了“土电话”，用电子管做了矿石机（收音机），还在学校里面做起广播……这个从小玩起来的无线电，毛二可从重庆带到北平，直到再次回到重庆读高中都没有放弃，更因为这个爱好他报考了当时的华北大学工学院(北京理工大学前身)，因为听说学校设有电机系，可以继续学习与电有关的知识。
初入华北大学工学院，毛二可所学专业为电机制造专业，学习发电机、电动机等方面的设计。1953年，重工业部决定在北京工业学院设立雷达专业，为国防工业培养人才。于是毛二可所在班级从电机制造专业转到雷达专业，他的无线电兴趣和天分得到充分释放。也正是从那时起，他与雷达专业结下了一生的缘分。
进入大学两年后，还在学习阶段的毛二可直接参与了当时在苏联专家帮助下雷达专业实验室的建设。1956年的毕业设计阶段，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毛二可和几个同学利用一年时间，成功地完成了中国第一个电视实验发射中心的研究设计，并取得了邮电部颁发的我国第一个电视频道的执照。
坚韧，不受任何外界困难所阻挠
坚韧是指一种不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也不管面对尘世的浮华还是人间的痛苦，都能保持平静的心态而坚持正信和恪守正道的美德。这种品质在毛二可身上得到了完美体现。
1956年，毛二可从北京工业学院(北京理工大学)无线电系毕业，并留校任教。在原国防科工委的建议下，北京工业学院决定筹建雷达研究室，这个重担落在了毛二可及其同事们身上。1958年，当时的院长魏思文向国防部长彭德怀提交了一个报告，希望能批给学校一些新型的、最好是作战用的雷达，用于建设雷达试验场，以更好地培养雷达专业人才。这份报告得到彭德怀批准，出人意料的是彭老总还一口气批给学校3套苏联进口的大型雷达，п20雷达、COH9、COH4雷达。这是毛二可毕业以后接受的第一项重大工作，他既兴奋又紧张。拿着上级领导的批文，他跑到部队的阵地上去联系，并顺利地从阵地上把雷达给拉到学校。
这3部雷达是当时中国军队使用的最主要的现役装备雷达。п20雷达是指挥航空兵作战的雷达，既能搜索目标又能测量高度，是一种非常大型的雷达。光这一部雷达就装满了整整七部大汽车，包括电源车、天线车等。与3部雷达一起运来的还有一大车美军遗留下来的雷达零件。这么复杂、大型的雷达，可怎么架起来呢？这对刚刚毕业的毛二可来说真是一个巨大的难关。毛二可和一起留校工作的同学周思永承担起了组装雷达的主要任务。靠着一本操作指南，他们不断试验、摸索雷达的装配、运行、改进，两个人经常干到深夜，由于宿舍在城里，来回很花时间，他们干脆就睡在雷达车里。从一无所知到熟练精通，毛二可边干边摸索，最终成为对雷达各项组装、操作了如指掌的专家，还顺手把一些小的像空载、机载雷达不太全的零件配全，通电做实验。有些试验没有合适的实验台，他们先是把床板支起来用，后来，索性申请了30立方米木材，自己画图，请人去做了30套实验台，这在当时可是大手笔。
凭着这股韧劲，他们完成了雷达实验场建设任务。从此学生们可以在真实的雷达上进行操作实习，每个雷达都要做一遍，实习结束学生就有了一个雷达操作的具体概念，这种实习方式在当时国内的地方大学之中可说是唯一的。依托优越的实验条件，北京工业学院的雷达实验室成为当时国内高校最好的实验室，对教学科研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正当毛二可意气风发、要在国防科研上实现自己报效祖国的愿望时，令人意想不到的政治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给他的科研工作、以至个人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受父亲政治问题的影响，毛二可在工作上受到很多限制，那些他关注的军工项目几乎与他无缘了。他更作为“白专”典型受到批判，红卫兵去抄他父母的家，他的妹妹受刺激患上了精神分裂症，怀孕的妻子担惊受怕。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雷达研究机构烂了，人心散了，原来十几人的科研队伍只剩下六七人。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实验室上了锁，仪器上落满了灰尘。
在那些晦暗的日子里，尽管内心痛苦，但毛二可并没有失去工作的方向和目标。不能直接从事雷达研究，他就做外围辅助工作；不能搞军品，他就尝试搞民用产品。当时国家开始研制一种大型相控阵雷达，急需用于测量的相关仪器设备。毛二可和志同道合的同事们主动开始了测试仪器“高频相位计”的研制。凭着手中仅有的一本国外参考资料，他们反复设计、分装、调试、改进，经过两年多的艰苦奋斗，“高频相位计”终于研制成功，从而填补了国内的一项空白，加强了我国防空预警系统的测试能力。
以羸弱之躯负起国之重任
毛二可的外表显得非常瘦弱，说话永远是轻声细语，态度总是谦和有礼。这样的外表，令第一次见到他的人总是不能将他与北方人联系起来，更无法想象他羸弱的外表下隐藏的澎湃激情。
改革开放迎来科学的春天，毛二可的才能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有很长一段时间，毛二可家庭很困难，父亲在劳改，家人日夜揪心；母亲瘫痪在床，需要日夜有人陪护；妹妹精神病复发，只有他能去劝说开导。这样繁重的家庭负担、常人都难以承受的心理压力，却并没有把毛二可压垮，巨大的压力反而激发出他内心的坚韧。他以常人难以想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之中。在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和韩月秋等老伙伴一起加班加点搞科研，几乎每天都泡在实验室里，没有休过寒暑假和周末，即便是在春节这样的重大节日里，他往往也只休息一两天。他的学生樊邦奎院士回忆说：“我们那时候刚上研究生，也都是二三十岁，喜欢业余时间娱乐一下。但是我们那时候看毛老师，每天晚上吃完饭骑着他那个破旧自行车去四号楼（教学楼），把自行车在楼底下一放，最后都是到夜里面十二点才回去。当然不止毛老师一个人，当时所有老师基本上都这样。”在他的带动下，热爱工作成为实验室的学生和老师们生活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大家将加班当成工作的常态，晚上到办公室工作更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哪天晚上要是不去的话，内心倒是空落落的。他一再对大家说：“要加紧干，把过去动乱年代耽误的时间补回来。”1984年，50岁的毛二可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把对党和祖国的热爱，全部融入到教学和科研工作中。为了抢夺时间，他走路总是快步如飞，上下楼梯三步并作两步，在实验室、机房、办公室之间来来回回都是一路小跑。
毛二可工作最大的特点，就是他始终以国防需要为自己的研究方向，以成果能用到部队装备上为检验研究成果的标准。“把国防搞上去，什么时候也不会错。我们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就理应多做工作、多出成果。”这是毛二可常说的一句话。
改革开放初期，雷达动目标显示技术是当时部队急需的课题。为了尽快攻克难关，毛二可带领同事们连续奋战，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拿出解决方案。为了取得准确数据，课题组在雷达上共开机八九百个小时。有一次实验，因长期处于疲劳状态，毛二可不小心触电了，高压将他的手撞裂出3公分的口子，鲜血直流。但他没有声张，稍稍包扎后就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搞科研必须要有先进的仪器设备，但当时国家经济刚刚起步，经费困难，学校的仪器设备条件差，无法满足科研需要。没有专项的设备费，怎么办？毛二可和同事们商定，拿出本该发给个人的科研奖金购置。他们当时每人的工资只有几百元，生活十分清贫。但从20世纪80年代到20世纪90年代初，毛二可和他的同事们却每年挤出一二十万元，连续十多年花费220多万元先后购置了进口的频谱仪、宽带示波器等贵重仪器设备，为雷达研究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辛勤工作带来丰硕成果。1977年，他们研制成功的一种新型雷达“动目标显示装置”参加了全军电子对抗演习，性能优异，加强了我国防空预警系统的探测能力。1978年，他们研制的“新型十公分稳定振荡器”获全国科学大会奖。20世纪80年代，他们先后获得五项国家发明奖，其中“模数混合动目标显示系统”获得1987年国家发明二等奖，是当年军用电子学领域国家级最高奖项。
捕捉百万分之一的那个目标点
几十年如一日，毛二可带领团队坚持走用最新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道路，始终着眼于国防科技急需的关键核心技术，雷达所在竞争激烈的雷达技术研究领域掌握了自主控制的知识产权，获得了多个雷达核心技术的主动权。
脱靶量检测是世界国防军事领域里面公认的重大难点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先说什么是脱靶量。通俗地说，导弹在打靶的时候，它可能打到靶心上或打到靶边上就飞了，那么如果从靶边上飞过去的话，离靶有多远就是脱靶量，从哪个角度飞过去的叫矢量脱靶量。如果直接测脱靶量，雷达研制上会非常复杂。西方曾对脱靶量检测做过一个形象的评论，形容它是From the haystack to find a needle，字面翻译是“从干草堆上找一根针”，如果用汉语形象地翻译是“大海捞针”，就是说难度犹如大海捞针。由此可见要做这样的雷达难度是巨大的，相关技术资料也是一些国家的最高机密，极难获取。
1992年，海军试验基地提出研究矢量脱靶量测量系统的需求。要求做一个空间上几乎全方位的测量雷达，能测量导弹与靶标交会的方向和距离。面对这样一个世界级的难题，毛二可并没有被吓倒。他深知这个难题是国防科技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必须完成。为了得到可信的实验数据，毛二可坚持亲力亲为。
做雷达试验需要靶标，他们用一个小手推车，把一个300多斤的铁箱子和其它设备放在上面，在校园里推来推去做实验。但是，由于车速太低，和真实情况相差太远，身为院士的毛二可就骑着自行车或摩托车跑来跑去当靶标。很多实验要求到南口靶场、海军试验基地去，特别是海军试验基地的条件非常艰苦，吃、住差，做实验更累。靶船上夏天烤，冬天又极冷，冬天靶船上的冰差不多有2寸厚，寒风刺骨。已是工程院院士的毛二可当时已经60多岁了，还患有胃病。但他不顾海上风浪的颠簸，坚持跟着靶船到海上航行，根本没把自己当成知名的院士，就像一名普通的技术人员。他经常亲自爬到船上的悬梯上查看每一个细节，不论晴雨或者昼夜都坚持工作在实验一线。为解决靶场实验条件受限的问题，经验丰富、头脑灵活的毛二可想出来一个“玩具”解决目标问题。他利用打麻雀用的小弹弓的原理，发明了一种大弹弓，打出钢球代替运动目标，进行雷达跟踪测试。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发明，解决了平日试验中的模拟目标问题，节省了十分有限的科研经费。最终，这个“设备”也得到部队的认可，被列在上交部队的设备清单中。外人不会想到，在监测现代化的导弹设备里，居然还有这么个“土家伙”。
生活上、体力上的辛苦都算不了什么，最难的是研究进展缓慢，困难重重。经过几年的尝试，要实现研究目标看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几次打靶失败，再加上科研经费短缺，很多人都失去了信心。但毛二可告诉大家：我们的方法从原理计算上看是对的，只要坚持下去，就一定能成功。当研究陷入困境、长时间看不到希望的时候，毛二可就成为大家的主心骨，他身上特有的淡定从容和锲而不舍，将大家的心气又提了上来，凝聚力量投入攻关。八年间，他们不断重复着：在实验室分析问题，修改电路、程序，到靶场打实弹、做试验，再到基地做外场实验的工作。这样一年循环六七次，反反复复地总结、改进，一步步把研究设计向前推进。终于，经过不懈的努力，课题组突破了层层乌云，毛二可和青年骨干一起，提出了一种崭新的解决思路，应用全新的测量原理，设计出一个非常“巧”的解决方案。按照这个方法制作的雷达可以做得非常小巧，能部署在各种各样的平台上，包括可以放在靶机上对脱靶量进行测量。如今，在毛二可的团队骨干之一、2013年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获得者吴嗣亮教授的主持下，这个项目已被发展为陆海空领域的系列设备，相关技术也成为新的技术生长点。
为提升中国雷达技术接续力量
毛二可把雷达研究融入了自己的生命，但也清醒地认识到，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祖国的雷达事业是无限的。年过半百以后，毛二可更加重视人才培养。他说：我已50多岁了，要多培养年轻人，把他们带上路，这样雷达研究才能后继有人。
20世纪90年代，由于当时复杂的社会原因，学校的待遇与校外企业相比差别极大。他辛勤培养出来的博士，纷纷流向高薪企业或去了国外。面对人才队伍青黄不接的局面，毛二可焦急万分，他向校领导呼吁:我们买了这么多高端仪器设备，得有人用啊！为了留住他看中的好苗子，毛二可上下奔走，想尽一切办法为青年教师争取住房、待遇。
在“团结人、培养人、宽容人”的同时，他尽可能地以待遇挽留人，呵护成员，稳定队伍；更重要的是，他以责任与担子培养人，对于青年人他强调放心与放手，注重选拔那些人品出众、业务扎实、事业心强的好苗子，让他们承担责任、承受压力，在科研一线经受锻炼。他培养了一批学术骨干，造就了一支朝气蓬勃的科研队伍。
毛二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带学生，现在他培养出的博士生、硕士生已达60多位。这几十年来，他不仅在专业研究上给予年轻人悉心的指导，更在师德品行上为后辈做出了榜样。怎样为年轻人营造一个天高任鸟飞的环境，是毛二可近年来最关心的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三让”原则：让年轻人担任项目主要负责人位置，让年轻人得到获奖殊荣，让年轻人担任专业学会委员职务。尽管如今年事已高，但毛二可科研之路还在延续，报国之志依旧志在千里。
随着型号任务的增多，雷达研究所的规模越来越大，需要设立物资采购、机电设备加工、质量管理等一系列职能，需要的人力物力越来越多。而且，作为型号研制，需要项目组长期专注于某一个专业领域，大型雷达的调试工作可能要到外场工作好几个月甚至多年。如果调用学生，就会耽误他们的上课、考试和求职；如果调用青年教师，可能会影响他们的论文撰写和发表，影响考核。
为了解决雷达研究所的运行问题，古稀之年的毛二可院士和年轻骨干一起，牵头成立了一家企业——北京理工雷科电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这家企业已经成为中关村乃至全国知名的高科技创新型企业和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成功案例。雷达研究所负责雷达基础研究、原理性试验和样机制造，公司实现工程化，做正式产品。这样的产学研一体化道路打通后，公司发展很快，不但为科研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也为提高中国雷达技术水平、推动雷达技术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
做人如水，做事如山。毛二可以自己的方式，诠释着生命的意义。科研之路还在延续，报国之心志存高远。他几十年来始终坚持自主创新，在电子雷达信号处理领域取得重大的研究成果，对我国国防科技事业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被誉为我国国防事业锻造“千里眼”的人。
（作者姚文莉系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副馆长，马丽系北京理工大学图书馆综合室主任）
①上世纪70年代后期，毛二可承担了微波雷达动目标显示课题研究工作。图为毛二可（站立指示者）向空军有关领导汇报实验的情况。
②本世纪初，毛二可在实验室内为学生准备实验调试显示器。
《中国科学报》 (2018-03-12 第8版 印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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