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常可以在朋友圈看到一堆人在转发“杨超越锦鲤”、“王思聪锦鲤”，企图来改变他们的运气。好像坐在家中，成绩与财富，就会从天而来。
如果说真存在这样的锦鲤，那就一定是童飞飞本人。在保研北大过程中，原本希望渺渺的她，因为第一名睡过头拿到北京大学的研究生名额。
但她真的只是运气好的锦鲤吗？并不是。为了得到一个保研名额，她大学四年早睡早起，苦攻学术，人民大学的晨风里有她，深夜的明月里，也有她。所谓的运气好，不过是积淀了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差最后那临门一脚罢了！
1992年秋天，我出生于浙江舟山的一个农村家庭。
小时候，我能接触到的文字只有农药和化肥的包装、门上的对联以及零食的包装。牙牙学语的我经常指着上面的字，问“外婆，外婆，这是什么字呀？”外婆就用夹着方言的普通话教我。
我的童年里没有钢琴，没有书法，也没有沉重的书包，只有田间地头肆无忌惮的风，和山涧溪流潺潺的细语。也许这是很多城里孩子梦寐以求的生活，而这样的背景，却没有给我的求学之路带来更多的裨益。
其实在初中和高中阶段，我的表现还算优秀。但由于我不举手发言，老师给我的的评语大多数都是： 学习认真，但是性格内向。 也许是我害怕出错，怕在众人面前丢脸，怕失去了“好学生”的荣誉，我变得谨慎而小心翼翼。当我的圈子开始扩展的时候，我的心理安全范围却在不断缩小。
中考的时候，我的成绩在全市排是第100名，不算好的一个排名。如果三年后，我依然是这个排名，也许只能去一个二本院校。高中之前，我似乎从未被寄予过任何高出我能力水平的希望，犹如一棵野草，野蛮生长。
习惯了舒适的生活，刻苦和勤奋就变得困难起来，高中的生活似乎迫使我走上了另一种道路。
高中的第一年是不分文理科的，也是课业比较重的一年，尤其是数学和物理。第一次物理考试，我没有及格，因为对力学分析完全不懂。
当时我们的物理老师是一个刚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的小伙子，姓蔡，留着比班上男生还短的小平头，带着浓重的温州口音。那一次考试，班上有一半的同学都没有及格，有幸及格的另一半也多是60几分。
小蔡老师陷入了对自己人生的怀疑：刚成为一名人民教师，就让全市最好高中的半个班级的学生都挂科了，这肯定是自己教的不好。此后一周，我们的物理老师换成了一位40多岁、经验丰富且十分幽默的老师，他则坐在教室最后，认真地学习授课方法。
这样持续了几周，在第二次考试中，我考了75分，但班上大多数人都上了80分。一种前所未有的挫败感袭面而来:我，真的太笨了吗？
为此，我报了人生中唯一一次的课外补习班。因为课外辅导在当时已经被明令禁止了，所以我们十几个学生只能在物理老师家的车库里上课，因为门很低，进出总是需要弯着腰。
简陋的小黑板和桌椅，伴着满屋子乱飞的粉笔灰，这样的日子持续了3个月。关于受力分析、加速度等概念和运用，我在补习课上居然都能听懂了。每次下课，我就回家完成本周的物理作业，觉得似乎找到了要领。
后来，“理科小白”终于迎来了文理分班考试，告别物化生的日子是幸福的，尽管新的拦路虎发起了新一轮的“进攻”。但是经过前两年的学习，我的成绩一直稳定在班级的前5名左右。
但是进入高三后，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其实直到高考倒计时的日历表挂起来后，我才真正有了一种紧迫感。 我始终不知道自己该朝着一个怎样的方向奋斗，始终想找一个相对舒适的位置，逃避煎熬。
高考前，我获得了北京大学自主招生的名额。如果顺利的话，将在高考中得到30分的加分。但是自主招生考试的题量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且我也从没有尝试过将所有科目放在一起，连续考4个小时。
当我用20分钟读完作文材料，开始写作的时候，我知道自己完了。脑子里一片乱麻，前言不搭后语地凑字数，当考试结束的铃声响起，整个人仿佛从睡梦中惊醒，“我是谁，我在哪里”，带着这种可笑的迷茫，我果不其然地没有进入面试。
我们学校总共6个人参加了自主招生的面试，而我则因为表现不佳，浪费了学校的名额，当时内心充满了愧疚和失落。但班主任老师安慰我说，没有关系，有些人就是适应不了自主招生的那种题型，但是他们总能在高考的时候一马当先。
2011年6月7日，我终于走进了高考的现场， 语文、英语、数学、文综，选修模块，两天半的时间过得很快。本着“考完一门扔掉一门”的原则，一切都进行地井然有序。
然而到了估分的环节，对完答案后的我心情可以用“凉凉”二字来形容：文综30道选择题错了10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平时如果我错的超过5道都会被请到办公室去“喝茶”。
我不敢告诉班主任这个噩耗，默默地拿着卷子回家了。
自主招生考试的失败，我可以用高考来麻痹，但是高考的失败呢？与其说是难过，我当时更多的是一种愤怒，对自己无能的愤怒，对自己没有多思考一会儿的愤怒。
于是，我走出了家门，没有目的地，就这么在马路上游荡，直到天黑后，我才默默地回到家中。 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当天爸爸紧跟着我出门，一直跟到我回家。他不知道要如何安慰我，但又不放心我怀着这样的心情出门，于是只能一路尾随。
终于等到了出分的那一天，658分。 当年班上还有两个女生跟我的分数完全相同，按照规定，如果出现同分的情况，就按照语文成绩的排名进行排序。
我们三个凑在一起填报志愿，我们的选择有两个：复旦大学和中国人民大学。当时我们都填了复旦。班主任急了，冲着我们大吼：“你们怎么都填同一个学校呢，自己人跟自己人竞争？”
他这话把我们都吓坏了，觉得确实不能都在一棵树上吊死。但结果是，我们三最终都选择了中国人民大学，不过专业不同，分别到了商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和社会与人口学院。
就这样，我独立地完成了志愿填报——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那时候的我，可能不会想到，这个专业将陪伴我7年的光阴。后来的经验证明，我选择社会学可能并不是一个最优的选择，这个“漂洋过海”的外来专业在国内的知晓度和认可度都不高，院系资源少，学术发展迟缓。
但当我收到人民大学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内心的喜悦已经冲淡了所有的负面情绪。其实在我们当地，并没有很多人知道人大这个学校，但他们听说这个学校在北京，而且这个名字如此霸气（全国用“中国人民”命名的机构寥寥无几），都为我感到高兴。
也许是北大自招的机缘，在我心里埋下了北大的种子，如果本科不能上，那么我可以在那里读研究生。保研和考研是两条路，前者要求四年的厚积薄发，后者需要一年的孤灯奋战。前者是捷径，后者是备选。
保研的综合评选按照80%学分绩+10%科研+10%学生工作计算。
为了更好的学分绩，我逐渐规范了自己的生活作息：早上7点起床，吃过早饭后去上课（没课的时候上自习），中午午休一小时，下午上课（或者蹭课、听讲座），晚上运动一小时，然后学习1小时，剩下的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为了10%的学生工作，我一口气报了5个社团，希望找一个能留下来，并成为部长。我积极地承接师兄师姐交于的工作，写策划、做报表、报账、购买物资、筹备会议，即使那些并不是我所喜欢的。
为了10%的科研成绩，我申报了很多社会实践类的活动和论文竞赛活动，比如大学生暑期实践、“千人百村”、大学生创新实验计划、挑战杯等等，队员换了一批又一批，结果却总是一样，夭折在初审中。 由于各种原因，我的社会实践和论文都没有开花结果。到了大三，我的科研依然空白。
每个人都在鼓吹梦想的力量，但大部分人都在这条路上遍体鳞伤，用自己的悲催映衬着别人的伟大。这就是我当时的想法。当时室友问我，“你要准备考研吗？”我不敢回答， 这四年的艰辛我自己知道，我不甘心跟玩了四年的人一起备战考研，我不愿意承认所有的付出都是白搭。
大四第一学期结束的时候，全班综合排名结果出来了，除去出国的同学，我是第三名，这是一个尴尬的排名，因为按照惯例，第一名和第二名分别去清华北大，第三名可以选择本校保研，也可以选择复旦，而我极大可能是留在人大。
当时第二名是一个江苏的女生，她高中读理科，本科期间没有上过一节数学课，却每次都考4.0（满分）。 当时我做好了两手准备，如果没有保研的机会，我就选择考研，尽管考研被称为是我国历史上最难的5个考试之一（其他四个是司法考试、注册会计师考试、高考和公务员考试）。
在保研面试上午，我去她的宿舍门口等她，打算和她一起去北大面试。等了很久也没有见她，我就敲开了她们宿舍的门。
另一个同学伸出头来，小声地说，“ 她不去了，起不来 ”。 当时我很震惊，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后来我才知道她其实更希望留在人大的财经学院。
面试很顺利，也很快收到了北大的录取通知。拿到通知书的时候，我有些恍惚，我不知道应该把这归因为第二名的放弃，还是感恩于四年间奋斗的自己。望着北大的校门，夕阳的余晖打在牌匾上，格外夺目。
也许四年前，我就应该站在这里。四年后，这种执念似乎有了新的意义。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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