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学驷
伍修权同志
伍修权，1908年3月6日出生于湖北武汉。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外交家。早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及莫斯科步兵学校学习，后在苏联远东边疆保卫局工作。回国后，曾任闽粤赣军区分区司令员、第三军区副参谋长、第三国际派驻中共的军事顾问李德的翻译，长征途中列席参加遵义会议；抗日战争时期，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八路军驻甘肃办事处处长，中央军委一局局长、作战部副部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驻沈阳小组中共代表、中共中央东北局委员、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兼军工部政委、沈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及沈阳卫戍区司令员。新中国成立后，任苏联东欧司司长。1950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衔特派代表率领新中国首个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安理会。是中共第八、十一届中央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1997年11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九十岁。
伍修权同志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余年了，他那不怕困难、一心为党、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受到广大兵工战士的爱戴和崇敬，他永远活在兵工战士的心中。
1947年2月，伍修权同志从北平军调处执行部返回东北，就任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兼军工部部长，负责组织兵工生产，开始执行他一生中又一项特殊任务。
伍修权同志上任时只有两个秘书，一个是徐良图，另一个是任中浩。他把徐良图留在哈尔滨住地，带着任中浩首先对每个地区的军工生产情况做实地调查，就地解决问题。4月7日，从哈尔滨出发，先后到了兴山、佳木斯、千镇、鸡西、东安、石砚、珲春等地，5月6日又回到哈尔滨。5月7日，他给中共中央东北局（以下称东北局）写了《关于军工部的情况的报告》，系统地向东北局汇报了军工部的现状，“现在正在生产的有六个工厂（三个手榴弹厂、两个迫击炮弹厂、一个子弹厂），远不能适应我军发展的需要。”他向东北局建议，在兴山建炼钢厂，在东安建火、炸药厂和几处大的厂房。“形势好，可在那里开新工厂，形势不好，将珲春的工厂迁过来，可以缩短停工时间，是一举两得的一着棋。”东北局批准了他的建议，这几个工厂的建设为以后军工生产的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年，伍修权在东北军工生产工作会议上作报告。
伍修权同志在实地考察中，对军工产品质量十分重视，提出了 “质重于量” 的原则，他说：“试验制造重于成品制造，如果试验没有相当的把握即开始成品制造，则一定有大量的废品，即是大量的浪费。质重于量，在一定质量严格要求下，增加数量。”他提出的这些原则，在今天仍不失其光彩。他所到之处，反复要求工厂要“交流生产经验，学习和掌握技术，随时注意改进生产方法。”
在现场，他尽力帮助基层解决他们发展中的各种问题。比如在鸡西，他从未来战争考虑，强调加强炮弹工厂的建设，帮助解决了生产中材料不足的问题；决定把警卫营划归工厂办事处直接领导，加强了厂区和库区的警戒。
东北局任命伍修权同志为军工部部长时，对东北民主联军任命的在珲春的军工部部长韩振纪还没有安排，客观上形成了军工部有两位部长的局面。伍修权同志从珲春回哈尔滨后，坦诚的向东北局报告：“从我见到的五军团干部中，我认为韩振纪是意识上最好的一个，作风艰苦，老军事干部，懂得些技术，又愿意搞这一套，这是很难得的。上次仓促下命令，以我为军工部部长，而对他的工作又没有明文规定，这样在客观上自然使他难于工作。为了真正加强军工部的工作，我坚决主张仍以韩振纪同志为部长兼政委，否则让我这个不懂技术的人，直接担起这个担子来，不仅于事无补，真使我有点吃不消。由韩振纪同志直接负责，由我从旁帮助，这种方式对工作是有利的。”东北局采纳了伍修权同志的建议，重新任命韩振纪为军工部部长兼政委，伍修权同志以参谋长身份领导军工生产。
1947年，伍修权（右）在军工生产调研会上。
东北战场乃至全国战场大决战前夕，发展军工生产需要大批干部和技术工人，这些人员从哪里来？伍修权同志明确提出：军工干部人员的文化素质要求比战斗队伍高得多，不可能向上级要大量的干部，我们要自力更生，发挥现有干部的积极性，从政治上、技术上提高一步，有计划的、大胆的提拔新干部。他在1948年4月军工部党委扩大会议上，要求各地在半年内培养选拔一批干部。当有人提出干部来源时，他说：“从军大调来的三百多名学生，是我们的一笔资本，要好好的培养教育他们，先分配到基层当学徒，从实践中学习技术，再提起来当干部；对工厂的学徒工，要随时随地发现积极的、进步的、有发展前途的，大胆地提拔他们。”在培养干部的方法上，他主张开办短期的政治或技术培训班，以提高学员的政治和技术知识；各级职务增设副职，让新上来的干部在实际工作中锻炼。伍修权同志高瞻远瞩的决策，为军工部的发展作了组织准备。
伍修权同志上任以前，军工部只有珲春、兴山、鸡西、哈尔滨四个生产单位，有3127人，生产的武器也仅是手榴弹、复装子弹、地雷。各军区、部队、地方政府也有一些兵工厂，生产规模也不大，如何集中力量发展军工生产是摆在伍修权同志面前的头等大事。
1947年9月14日至10月7日，伍修权同志受东北军区委托，在哈尔滨召开军工会议，就发展军工生产，保证东北野战军战略反攻的武器弹药供应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和讨论，与会干部一致认为，当务之急是把各地的兵工厂统一组织起来，统一领导，统一生产，统一调配，并对各地兵工厂如何组织和协调，提出了具体建议，东北局批准了这次会议的建议，同意东北地区的军工生产，由军工部统一管理，按地区设九个军工办事处，每个军工办事处集中生产一两种产品，提高质量，扩大数量，同时任命何长工为军工部部长，伍修权兼军工部政委，韩振纪改任副部长，这次会议之后，各地军工生产有了很大发展，生产品种由11种增加到27种，生产单位成倍增长，产品质量也有了提高和改进。
1948年3月16至4月6日，伍修权同志在哈尔滨主持召开军工部党委扩大会议，检查生产情况，安排党委工作。东北野战军林彪、罗荣桓、谭政等领导出席，他们在讲话中，肯定了军工部一年多的工作，要求在新的战争形势下，更好地组织起来，合理使用人力、物力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和数量。伍修权同志在会议总结报告中要求各单位在新形势下，进一步整顿党的作风，做好干部工作，加强政治工作建设，开展职工工会工作，依靠工人阶级的智慧和力量，全面完成1948年的各项任务，支持人民军队，支援解放战争。
1948年，伍修权（左二）与东北军区军工生产领导人边章五（左一）、刘向山（左三）、韩振纪（左四）合影。
伍修权同志主持的这两次会议，是东北军事工业，由分散到集中，由小批量生产到大批量生产，由生产简单兵器到生产枪炮、大口径炮弹的发展时期，至1948年11月，已拥有生产企业55个，职工人数23674人，生产子弹8240万发，手榴弹1600万枚，迫击炮弹9200万发，各种山炮弹11万发，九二步兵炮26门等，为支援辽沈战役立下了战功。
1946年9月，东北民主联军副司令员肖劲光到大连策划后勤工作，经过初步调查，他认为大连有着比其他解放区更优越的生产军火的条件，当年11月，中央军委致电各解放区派遣干部携带资金到大连办兵工厂。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共华东局，晋察冀局在中共旅大地委的统一组织下开办建新工业公司，生产七十五毫米山炮弹。1947年下半年，国民党军队重点进攻山东，大连与山东的往来受阻，建新工业公司在经济上遇到困难。当东北局得知这一情况后，决定从1948年起，大连建新工业公司所需经费由东北局负责，所生产的产品全部为华东局调配。华东局十分感谢东北局的无私支援，为便于工作，建议将建新工业公司划归东北局领导。
1948年5月，伍修权同志到大连检察工作，帮助工厂解决生产中的问题，努力完成当年20万发七十五毫米山炮弹的生产任务，支援华东战场。伍修权同志检查建新工业公司各厂的工作，在建新工业公司干部会议上作了形势报告，强调：今日战争胜利发展，需要很多军火支持。我们担负着重任，大连的同志有条件，有能力完成中央军委下达的任务，大连要发挥重要军火生产基地的作用。
伍修权同志还在旅大财经会议上，根据东北局的指示提出，各解放区在旅大的采购与苏军的交涉必须统一领导，必要时物资可以互相借用、调剂。伍修权同志这一从全局出发的意见，被华东局派往大连的同志误解，伍修权同志还没有回到哈尔滨，华东局6月13日已电报中央军委说：伍修权在大连调用了华东局在大连的两万多两黄金和三千多吨花生油。6月17日，周恩来亲笔起草中央军委电文，要求东北局查明，重申大连军工厂应不分东北与华东，所属资金、干部统由中央委托东北军工部管理，所生产的弹药由军委分配。原属华东的黄金、花生油仍应归华东局所有。东北军区经过调查，于6月30日报告军委：东北局没有接受华东局在大连的黄金和花生油，并引用了伍修权同志的报告和华东局在大连的负责同志6月20日给东北局的汇报：“伍修权同志在旅大财经会议上没有讲接受华东局的黄金和花生油，这些资产现尚存华东局驻大连财经办事处。”事后，华东局致电东北局，并向东北局及伍修权同志道歉。
大连建新工业公司，1948年在伍修权同志、何长工同志的统一领导下，完成七十五毫米山炮弹20万发的生产任务，全部调往华东。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华东野战军陈毅、粟裕致函中共旅大地委，对建新工业公司的支前工作和旅大工人阶级表示感谢。
1986年，伍修权（中）在出席纪念东北老航校建校40周年活动。
伍修权同志于1948年末离开军工部。伍修权、何长工同志领导军工部的两年，是东北军工部发展的两年，是对解放东北乃至解放华东做出特殊贡献的两年。
伍修权、何长工同志虽然先后离开了我们，但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载史册，万古流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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