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言：民国是一个激越的时代，知识分子保有着各自独立的个性。民国是一个撕裂的年代，每个人都在矛盾中，在新旧中，在东方和西方中挣扎选择。我们在此要讲述一位“中西合璧”的民国名士，从他身上可以看出知识分子曾有的矛盾和彷徨。
文：大土豆
编辑：Mr.Friday
图片：网络
1929年，担任过北京大学外文系教授的陈西滢接到一封来自武汉的信。原来是武汉大学校长聘请他到武汉大学担任文学院院长。于是，陈西滢携新婚妻子凌叔华，这个满腹才华又多情的女人，远离京城的感情漩涡，寻求安宁的生活。到了武汉大学，贵族出身的凌叔华厌倦在武汉三镇的单调生活，更厌倦婚后这种平静如水的日子。
▲陈西滢和凌叔华
直到有一天，一个年轻有才华的英国诗人来到武汉大学任教。他叫做朱利安·贝尔，是英国著名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外甥。在伦敦的“布卢姆斯伯里派”文化圈里，他是受人追捧的富有活力的二代诗人。
因为陈西滢留学英国多年，凌叔华从小学习各国语言，他们热情接待这位诗人。那时候起，凌叔华不可救药地爱上了这位年轻诗人。她带着他到北京同居拜访自己的故友，他们如胶似漆。凌叔华铁了心要和朱利安结婚，她带着蒙古刀和老鼠药逼迫朱利安和自己结婚。当时这场婚外恋在武汉大学闹得沸沸扬扬，陈西滢知道后，很理智地给了妻子三个选择：第一，离婚；第二，分居；第三，离开朱利安，继续婚姻生活。凌叔华选择了第三条，可是她没有和朱利安了断，两个人后来被陈西滢抓到了。
▲陈西滢和凌叔华结婚照
朱利安最后决定退出这三角关系，去西班牙参战。陈西滢还亲自主持了欢送会。
其实在这段婚姻之中，才女凌叔华的情史可以写上几页了。她与徐志摩的终身暧昧，临终前依然喊着徐志摩的名字。这些陈西滢都选择了包容和谅解，维持着表面的婚姻和平。
他们的女儿陈小滢后来问自己父亲，发生了这么多事情为什么还要在一起呢？陈西滢说：“她是才女，她有她的才华！”
这样的陈西滢，让人佩服，更让人唏嘘。他是现代中国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一生让我们看到一个西方自由主义与传统儒家文学交融的尴尬和矛盾…
陈西滢，名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生于1896年3月，无锡一个读书人家。由于从小才智过人，拥有读书的潜质，其表叔吴稚晖鼓励他远赴重洋，于是16岁的陈源便踏出国门，在英国接受了中学、大学教育，并取得伦敦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返回祖国，准备报效国家。1922年，受蔡元培之邀请，担任北京大学英文系教授。
陈源的生活绝大部分是与圈内朋友（留英美的同学）相交，虽然与当时著名女作家凌叔华热恋并终成眷属，但是这一生仅有的爱情，却以不幸的婚姻结束。陈并没有因为爱情的消失而解除婚约，相反却一直在维持着名存实亡的家庭，直到终老。
▲陈西滢
有人说，这样的西滢更具有中国传统儒家的内在品性，且是一个十足的“君子”。他为人忠厚、善良，不善言辞，更不擅长幽默，谈话中多有讽刺的意味。因此只有了解他的人才会愿意接近他。
其妻子凌叔华曾经说过：
“陈先生是不太夸奖别人的，但善于批评（一笑）。你若想要他说句好听的，比打他一顿还糟糕，所以我写东西都不让他看，免得他泼冷水，写不下去；其实，这就是他的个性，平常不爱开口讲话，以前与他出门做客，真是窘得很，不熟的人还以为他很骄傲呢！”
这种性格往往由于外表过于强烈的自尊，与内心自卑感的反差对照而形成的，他不会用言语表达自己，总是深深裹着自己的内心。陈西滢之女陈小莹在《回忆我的母亲凌叔华》中谈到，母亲一生都把自己包裹得紧紧的。由此可以推想，陈源与凌叔华或许谁都没有向对方真正敞开心扉。
▲凌叔华
常年受英国绅士文化熏染的陈西滢，外表“冷”，但是心眼却极“热”。对家人感情甚笃，对待朋友肝胆相照。
苏雪林回忆说：
“他孝于父母，也笃于友人，对待朋友不负责则己，既负责则负责到底，任何艰难有所不顾。”
陈源的生活似乎更加传统化，与其说他是一个英国式的绅士，不如说他是一个儒家的谦谦君子。但是也就是这种“中西合璧”让他在寻找文化归属的路途中，迷失了方向，陷入一种焦灼的状态。
1922年，在《新青年》知识分子圈分化之时，陈源归国。
在陈留学英国的十年，西方资产阶级正在盛行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潮。而西方的自由主义“倾向于科学、功力与理性而反对激情，并且是一切较深刻形式的宗教的敌人。” 而陈源在面对西方思想冲击时候，深深依恋的仍然是本土文化。他出国留学的目的是为了用文化救国，他可以完整的感受着西方思想的氛围，并且从西方那里得到中国文化的优势。因此对待文化传统，他有着自己独特的认知。钱穆先生谈到他这种文化心态时说：
若我们谈到《西滢闲话》一书的时代，虽说其间有许多问题，许多意见，但大体上尽可以把中西新旧这一条大鸿沟来为之划分。一面是中国的旧传统，一面是西方的新潮流。……只可惜通伯先生的那一番意见，既不站定在鸿沟之这一边，又不站定在鸿沟之那一边。我试直率说一句，通伯先生自己的那一番意见，在当时，应该会是两边都不讨好。通伯先生固然不失为当时一新人物，但据我此刻想来，通伯先生之在当时，究是与一般新人物之间也有些距离。
由于比别人更加系统地接受西方教育，当他无法调节中西文化在思想中的从属时，往往陷入自我矛盾的境地。和杨荫榆一样，他们都没有经过“五四”的洗礼，直接带着国外的印记回国，妄图用自己所学，做出一番事业，报效国家。但是尴尬的是，中国所流行的西方潮流，并不是他们常年在西方所认识的。
《西滢闲话》是陈源思想的精华所在，闲谈之间流露睿智的思想，但是从这些思想来看，就像钱穆先生评价的那样，他既不能归于旧派也不能算作新派，而是处于文化尴尬的位置。
1925年5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正开展着轰轰烈烈的“驱杨运动”。5月20日，杨荫榆发表《关于暴烈学生之感言》，讲述自己作为师长，而被学生驱逐的惨况，并且申明自己也将反抗，而公道自在人心。5月27日，鲁迅等六位女师大国文系教员，联合发表《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的宣言》，反对校长镇压学生，为开除的六位学生做辩护。5月30日，陈西滢在《现代评论》第25期上发表《粉刷茅厕》：
以前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对的，现在学校闹风潮，学生几乎没有错的。……在我这种喜欢怀疑的人来看，这两种观念都无非是迷信。女师大风潮，究竟学生是对的还是错的，反对校长的是少数还是多数，我们没有调查详细的事实，无从知道。我们只是觉得这次闹得太不像样了。
结合上文对陈西滢思维的了解，他对于公共事件的反应，向来是逆向思维。大多数人赞成的，或信仰的，他会思考这种信仰是否科学。这是自由主义者典型的思维模式。而对于这类公共事件，陈西滢的立场就是以中庸的思维，站在大多数人的另一面。而这段话，明显是当舆论偏向学生学潮的时候，他却偏要倒向校长。最起码在理论上，他认为所有激烈的行为，都有不当之处。所以学生并非全对，校长并非全错。这就是陈西滢的“中庸思维”的体现。
但是这篇文章写到最后，他却将笔锋转向鲁迅先生：
闲话正要付印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见女师大七教员的宣言。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这个宣言的语气措辞，我们看来，未免过于偏袒一方，不太平允……
客观的来讲，陈西滢并不了解女师大的情况，单凭传言更无法确认事情的真伪。贸然在公共刊物上发表此言针对鲁迅先生，看上去确实唐突。鲁迅先生更是毫不示弱，直接发表《我的“籍”和“系”》里回应陈的猜度：
“我确实有一个籍，也是各人各有的一个籍，不足为奇。但我是什么系呢？自己想想，既非‘研究系’，也非‘交通系’，真不知怎么一回事。”
言辞中可以看出鲁迅先生有一种被人中伤的愤怒。而此时，也就拉开了双方“战斗”的序幕。
接下来的八九个月的论战中，双方逐渐进入一种“骂街”的状态。愤怒的情绪促使他们丧失对事物的判断力。
陈西滢在《闲话之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中，对鲁迅先生的攻击在现在看来并不那么君子，从“刑名师爷”的称呼到“土匪”的嘲谑，直接刺痛鲁迅先生的恐怕是污蔑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剽窃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同样，鲁迅先生更是用辛辣的笔锋，嬉笑怒骂，嘲谑“正人君子”们。发表《并非闲话》（一、二、三篇），来回应“某籍某系”与西滢的闲话。后又在1926年1月发表《杂论管闲事做学问灰色等》、《不是信》、《我还不能“带住”》等文章全面把笔战推进白热化的韧战中。其中《京报副刊》、《语丝》、《现代评论》为主要战场。由于当时知识分子阵营是以杂志刊物为核心，所以两人之间的笔战，几乎牵动了整个知识界。
▲胡适
徐志摩、胡适纷纷出面调和，胡适曾给鲁迅、周作人、陈源三人写过一封信，里面一段话对双方的情感的把握比较贴切：
我深知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义之战；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不少笔锋上的感情……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
由于这场笔战，持续时间长，所牵涉的人多。和他们有交往的人都纷纷出来劝和。其实首先“劝和”的是徐志摩，鲁迅先生并不买账，反而连带着徐志摩一起讽刺，偶尔还捎带李四光等“现代评论派”。此次论战其实显示出了知识分子阵营的分化，因为陈西滢主要交往的圈子是留学英美的东吉祥胡同和石虎胡同，与胡适、徐志摩等交往甚密。他们共同的思想主张便是英美自由主义。
1943年，因为陈西滢对英国的熟悉，被国民政府派到英国从事外交工作。在担任中英文化期间，为中英两国的文化交流贡献很多。
1956年，周恩来的外交顾问周鲠生先生到伦敦访问，见到了好友陈西滢，两个人畅谈数小时，陈西滢表达了他的爱国之情，想回到中国大陆落叶归根。可是，种种原因，未能及时回去。
▲陈西滢与妻子凌叔华在法国
一个中西合璧的学者，在西方世界更容易深恋自己的故土，无锡的人杰地灵，家乡的人土风情都会让他在老年念念不忘。曾经在这片故土上发生的种种，与鲁迅的论战，妻子的婚内出轨，其实都是过往。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1970年，陈西滢中风，病逝伦敦。他在去世之前也没能回到故乡。后来妻子凌叔华，这个一辈子被他宽容爱护的女人，带着他的骨灰回到了无锡。将他安葬在太湖之滨的陈氏墓园。
两个人的婚姻，一个人的包容。他是一个绅士，又是一个君子。他懂得忍让，又懂得怎么承受。可能晚年的凌叔华知道，只有回到故乡，才能满足“他用全部的爱永远拥抱自己赤诚热爱的国家”。
【参考文献】：
1、 汪修荣，《一个真实的陈西滢》，《往事故人》，2010年6月
2、苏雪林《陈源教授逸事》，《苏雪林自选集》，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年
3、罗素，何兆武，李约瑟译，《西方哲学史》(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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