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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做的检查都做了，还有什么办法吗？”8月20日上午，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安徽省立医院）心血管内科门诊室，44岁的病人正在咨询医生，声音微弱，脸上流露出与年龄不太相符的疲态。两年前，这位病人发过一次心梗，术后长期感觉没力气，现在坐在他对面、为他看病的门诊医师，是国内外著名心脏病学专家葛均波。
2018年11月27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心内科主任葛均波，正式被安徽省人民政府聘任为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此后，葛均波每周一通过视频参加中国科大附一院的院长办公会，并定期从上海前往合肥，看门诊、做手术、处理院内事务。
“如果想要治本，可以试试一种刚刚引入国内的进口医疗器械，但安徽的医院现在还没有使用。”在仔细询问之后，葛均波合上病人厚厚一摞检查资料，得出这样的结论。病人家属一听有治愈的办法，立刻表示愿意到上海的医院做手术，“花多少钱我们都愿意”。但葛均波想了想，摆摆手说：“这不太合适，我再想想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为什么不合适？门诊结束后，记者追问。“不能再走老路，我来是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均等化的，目的是让安徽的百姓在省内看好病。”葛均波解释。
葛均波所说的“老路”指的是异地就医。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安徽是全国患者流出最多的省份之一，大约有22%的病人到外地求医问药，大多流向长三角其他省市，流出的病种以肿瘤和心血管为主，这反映出安徽医疗资源总量不足，特别是优质医疗卫生资源短缺的问题，这也是安徽近些年下决心要补齐的短板之一。
“病人是在用脚投票，但没有一个人愿意背井离乡到外地就医，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把这里的医院建好，老百姓就不用出去就医了。”葛均波提出了他心目中完美的解决方案。
这一想法与葛均波到安徽任职时的初衷一脉相承。当时，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就立下目标：“我希望在五年里，起码可以实现安徽老乡看心血管疾病不必拖家带口外出，在省内就能解决疑难杂症与常见病，达到这一目标，我也算没白来！”
如今两年多过去了，记者再与葛均波聊起他的这个目标。“我觉得是可以达成的！”这次，葛均波语气更坚定了。
下班“打掼蛋”没出息
“不坐电梯了，我们爬上去。”8月20日上午8时，按了两下电梯按钮，葛均波迅速调头，换一条路走。即使在夏天，葛均波依然穿着黑色的长衣长裤、黑色皮鞋，衬衫的扣子扣到最上面一个，再套上白大褂，是大家熟悉的葛医生模样。这一身看起来并不清凉的打扮，并没有影响葛均波的步速，记者跟着他，几乎要小跑起来。
可能只有见过葛均波日程安排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到这种步速的重要性。记者见到了：当天上午8时，他需要参加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交班会；会议结束后，他要给5个已经预约的疑难病病人看病；之后，他要参观安徽省心血管病研究所刚刚建成的实验室；中午12时15分，他还要参加“儒道心学”国际心血管病学会议。下午和晚上的行程同样紧凑，精确到分钟，据说这是他的工作常态。“你可以见缝插针采访他。”葛均波的助理这样建议记者。
8时02分，葛均波推开医院心血管内科会议室的大门，会议室内已经坐满了医生护士，发言席上一位医生正在介绍自己病区的病例情况。葛均波径直走到最前排坐下，并示意会议继续。或许是葛均波的到来，让发言的医生感觉到了压力，全程这位医生都在低头读记录，之后，一连几个发言者都出现了类似的状况。葛均波听得很认真，不时点头摇头。
葛均波（右一）在中国科大附一院工作。采访对象 供图
“以后交班的同志要往前坐，这种发言也是锻炼自己表达的好机会，还要有自信，最好把病人的情况记到脑子里，清清楚楚。”听完所有交班医生的发言后，葛均波谈了自己的看法，“以前经常有人被老师骂得无地自容，老师会当着很多人的面，把病历摔到地上，让人回去重写。但如果现在老师把病历扔在地上，年轻医生可能会说，不干了。”
葛均波模拟年轻人的语气，一句略带调侃的“不干了”，让屋内的年轻人们哈哈大笑。虽然是批评，但葛均波却用这种方式巧妙化解了被批评者的尴尬。但葛均波随后又紧跟一句：“我们知道，成长一定是需要磨炼的。”语重心长。
记者注意到，葛均波在发言中用很长的篇幅谈到了科研。“我刚来的时候，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全院一共拿了12项，后来到了24项，去年到了51项，今年到了73项。”葛均波对这一数字的变化很敏感。在最新公布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医学部项目评审结果中，中国科大一附院获得73项，连续两年领跑安徽医疗机构。
不过，对于这样的增速，葛均波并不完全满意。“我觉得将来每一个主治医生以上都要有一项。”环顾四周，葛均波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我们有义务，也有这个水平，应该拿自然基金项目，有责任去探讨一些大的临床问题。”
一所医院的科研能力，与医院在行业内的地位和影响力息息相关。国际知名医院，如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哈佛大学医学院附属麻省总医院、MD安德森癌症中心、克利夫兰医学中心、梅奥医学中心等，这些医院的格局、模式、运营等，无一不是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的，那就是研究型医院。
“在加入中国科大前，作为非大学直属附属医院，缺少科研底蕴。”刚刚履新时，葛均波就分析了医院医疗团队的构成，发现安徽的医疗资源与沪苏浙仍然存在明显的差距，在这里一半以上的学科带头人还是本科学历，而在上海的中山医院，学科带头人都是博导。
“去年科主任换届的时候，我说我们就考察科主任的候选人，在过去三个月，谁下了班找别人吃饭，谁下了班以后去'打掼蛋’（一种牌类游戏），这种人肯定没出息，因为每个人每天只有24小时。”葛均波的这番发言引得哄堂大笑，却意有所指。
建立一支带不走的队伍
2018年，在葛均波受聘中国科大附一院当天，心血管内科主任马礼坤转发了这条新闻，并配文说：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伴随着新时代到来的是前所未有的压力，马礼坤说：“我已经下了好几个军令状，达不到目标我就引咎辞职。”马礼坤是笑着说这句话的，但话语中隐含的压力感扑面而来。
马礼坤承认，以前医院的氛围是大家比较安于现状，虽然比上不足，但医院在安徽省内还算是数一数二的，“很多时候是病人在求你”。大家按部就班，也能在几年之后升个副高、升个正高，当上主任医师，但问题是，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里的主任医师门槛很低。
想要改变一个医院的发展惯性，很难，但葛均波是有经验的。1999年，在德国学习9年后葛均波回国。在德国时，他经常参加中午的小讲座，讲座提供便餐，几片面包加几块肉片，大家边吃边学习新的治疗手段。
回到上海后，葛均波也引入了这种机制，邀请同事们来参加中午的小讲座，并准备了面包。但一开始，同事们并不乐意参加，因为中午惯例是用来睡午觉的。于是，葛均波在讲座现场放了一张长凳，准点横在讲座室门口。谁迟到，谁就不得不跨过凳子，留下名字。一次迟到，可以原谅；两次迟到，会被葛均波约谈；不能说明原因三次迟到，就会影响绩效考核。渐渐地，准时参加午间讲座的人越来越多，科室里形成了良好的学术氛围。
现在，中国科大附一院里的年轻医生们也感受到了这样的“长凳压力”。一位年轻医生告诉记者，最直接的变化是，科室内实现奖惩制度，年终评定向“好医生”倾斜。
反过来，医院良好的发展势头也吸引了更多的海内外人才。在今年公布的第二轮国家公立医院绩效考核中，中国科大附一院在全国1306家三级综合性公立医院中跃居第24位，排名持续提升，位居安徽首位。“这两年，我们引入了一批人才，出去交流时，还会经常遇到一些青年才俊，问能不能过来工作。”马礼坤这样介绍，语气骄傲。
从2019年起，葛均波也在为安徽搭建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至今，“儒道心学”国际心血管病学会议已连续举办了三届，每次邀请数百名国内外顶尖的心血管病学专家、学者深入开展高端学术科研交流讲课，其中1/3来自安徽省内，1/3来自长三角，1/3来自全国。针对年轻医生的学习交流，会议专门开设了论文大赛、病例大赛等相关活动赛事。这也是安徽业内首个如此大规模的专业会议。
以前的长三角医疗合作，往往是几个医院签个约，遇到疑难病症，派几个名医专家帮忙开刀、会诊，专家离开时合作就结束了。“这不是一种最佳的合作方式。”葛均波认为，“尽量不要去干预别人的具体工作，而是帮忙建立一个体系，培养一批不走的队伍，这才对当地有帮助。”
以文章开头的心梗病人为例，葛均波在与医院同仁商量后决定，计划将更先进的医疗器械和治疗手段引入安徽。
20日晚上，第三届“儒道心学”国际心血管病学会议开幕式上，葛均波与安徽省卫健委领导和科大讯飞智慧医疗事业部总经理同台探讨人工智能与医疗结合的话题。安徽自身科技力量的加入，也给葛均波心心念念要建立的带不走的体系、队伍带来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我们为什么工作
葛均波赴安徽任院长一事，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包信和一手促成的。但一开始，葛均波还有些顾虑。此前，包信和曾经向记者透露过其中的细节，说当他说到安徽6000多万人口，缺乏好的医疗资源，确实需要一个好医院、好医生时，葛均波被打动了。
“对于像葛均波这样的顶尖人才，用金钱是打动不了的。”当时包信和的这句话让记者印象深刻。这句话并非夸张，至今，葛均波没有从中国科大附一院拿过一分钱。
“国家、社会给我的钱已经足够生活了，为什么还要这个钱呢？没有必要。”葛均波在回答记者的这个问题时，已经“转场”到了医院的“葛均波院士工作室”，在这里，他需要开一个视频会。虽然是院长，但此前葛均波在中国科大附一院长期没有办公室。“他们要给我办公室，我没要，给我没用，还不如把地方让给医生们，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葛均波的想法颇为朴素和实用。
葛均波的这一想法，也符合他的一贯风格。今年5月，葛均波获得上海市科技功臣奖，并获200万元奖金。之后，他捐出这笔奖金，成立创新基金，以鼓励年轻医务工作者在专业上创新。“这个钱，对于我个人来说，没有价值，反而会造成心理负担，但是拿出来鼓励创新，给国家、社会，甚至给整个人类带来更多新的治疗手段，就有价值了。”葛均波强调，“这是钱买不来的。”
关于收入和幸福的关系，葛均波的认识已经超越了大多数人。当记者试图找到这种认识的来源，葛均波却向记者聊起了他的一段人生经历。
2002年，我国有数十万冠心病患者需要放置支架，一个进口药物涂层支架不仅费用很高，还存在“后遗症”，具有诱发支架内再狭窄和晚期血栓形成的危险。葛均波看到很多病人从偏远农村来，在路上为了怕带的钱丢失，一般都缝到内衣里。“你看到带着体温的钱拿出来付费的时候，作为医生你就会想，我怎么能够尽可能地替病人省每一分钱。”为了这个想法，葛均波花了整整15年，先后研制出“新型可降解涂层冠脉支架”和“完全可降解聚乳酸支架”，极大地提高了支架的安全性，同时也大幅度降低了支架的售价。
“为什么别人不能做，别的时候不能做？这是因为你赶上了一个好时候。”葛均波坐在沙发上，沿着靠背向后仰去，“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我们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我们受益、我们参与、我们奉献，我们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也获得了社会对你的尊重，这已经足够了。”
可以看出，相比金钱，葛均波更看重这种来自社会的需要和尊重。在心血管内科的交班会上，葛均波曾向在座的医护人员抛出一个问题——“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工作？”
“我们对别人介绍说，我是中国科大附一院的医生，对方会说'哇’，这声'哇’并不能给你带来多少钱，但这是一种honor（荣誉），一种respect（尊重）。”葛均波给出了答案。
这种职业的荣誉感时刻体现在葛均波的一举一动中。葛均波说，即使在夏天，他也很少穿短裤，很少赤脚穿凉鞋。“每个行业都有一个基本规范，穿得太随便，会影响病人对你的看法。首先要尊重自己，社会才会尊重你。”
记者很好奇，紧张的工作节奏算是一种理想的人生状态吗？
葛均波想了想，回答说：“应该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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